葉永青“抄襲”比利時藝術家克里斯蒂安·西爾萬（Christian Silvain）今年3月曾一度引來各方關注，時隔大半年，葉永青本人對“抄襲事件”依舊沒有回應。而事件的另一位主角——比利時西爾萬的原作今天起將首次在中國展出：“記憶2019——西爾萬原作展”今天晚間將在位于上海北外灘建投書局展出，包括16幅西爾萬創作于1990年代初的作品。澎湃新聞從現場獲悉，當事人之一的西爾萬目前已經在委托中國律師提起涉及抄襲事件的法律訴訟，西爾萬本人在律師的建議下未出席該展覽。

今天晚間（11月12日），“記憶2019——西爾萬原作展”將在位于上海北外灘建投書局開幕，作為上海左右美術館的“中歐藝術聯展項目”，此次展覽由上海左右美術館和比利時雄獅畫廊共同策劃，展覽將展出西爾萬的作品16幅，展覽也是建投書局為了迎接公主有史以來最大的訪華經貿代表團所舉辦的比利時文化月的開幕大戲。作為西爾萬的前代理人比利時雄獅畫廊畫廊主喬斯（Jos Depypere）將參加開幕式，此次展覽的16幅西爾萬創作于1990年代初的作品，原為他的收藏。

夜幕下的北外灘燈光璀璨，西爾萬筆下的那只“黑鳥”帶著他自己和2019年的記憶“飛”到了黃浦江畔，那只黑色的、平面的籠中之鳥，緣何會反復出現在西爾萬的畫面中，這或許源于他的童年境遇。

 “黑鳥”表達西爾萬的童年境遇

大約在西爾萬四、五歲的時候父母離異，他跟著開玩具店的兩位姑姑長大，雖然在玩具店長大，但并不能自由地玩玩具，所以在西爾萬的作品中有很多玩具的影子，但它們在西爾萬的畫面中卻被放在一個個格子里，如同玩具店中被擺放在貨架上只能觀看的玩具，在這期間，西爾萬的一位姑姑啟蒙著他的繪畫，在西爾萬16歲時，他的姑姑也去世了。

此后，西爾萬并沒有從事專業的美術訓練，而是自學成才。他先到了布魯塞爾做音樂，并在跟隨樂隊在酒吧駐唱，同時也為劇場做美工，以此開始自己的創作。在他的早期創作中，也有模仿比利時藝術家Paul Delvaux的影子，而后才逐漸結合童年經歷形成了自己偏涂鴉的風格。

而葉永青被認為“抄襲”的作品是西爾萬1990年代初期的創作，也被認為是西爾萬創作中比較杰出的一個系列。

在西爾萬的筆下，鳥有著自由的意味，而籠中鳥則象征著他的童年，或許至今為止西爾萬依舊沒有走出自己的童年陰影。

而“2019”看似一個普通的年份，而實際上是西爾萬的作品因為葉永青在中國被知曉，而中國當代藝術近30年的發展也因為“抄襲事件”受到影響和質疑。

上海左右美術館館長、此次展覽策展人張潔華向“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表示，展覽雖展出的是西爾萬的作品，但合作方并非藝術家本人，而是曾獨家代理西爾萬作品20年的比利時雄獅畫廊，葉永青抄襲西爾萬在90年代初的這批作品全部被雄獅畫廊收藏，左右美術館及其藏家委員會收藏了其中的16件作品進行展出。她也希望公眾不要把展覽的焦點放在“抄襲事件”，而是探討藝術家與代理機構的合作關系和中國當代藝術的未來。

西爾萬與中國，繞不開的葉永青

上海左右美術館建立于2019年初，是由一些私人藏家支持、以收藏和展出中外當代藝術家及其作品的非營利民營美術館。雄獅畫廊是一家有50年歷史的比利時畫廊。曾經與西爾萬以買斷的方式獨家代理其20年。抄襲事件后，雄獅畫廊終止了和西爾萬的獨家代理合作。但畫廊主喬斯家中沙發后的顯眼位置，依舊掛著西爾萬的大幅創作，并至今認為西爾萬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

上海左右美術館館長張潔華今年5月在比利時畫廊偶遇了西爾萬，交流中，西爾萬表示并不了解葉永青其他風格的作品，也沒有收到任何葉永青所說的主動聯系的郵件。他表示自己對中國一無所知，但比起中國的城市，更希望去中國鄉村。西爾萬自己也并不清楚是否想見葉永青，以及見到后想和他講些什么。同時西爾萬也對中國自媒體提出了質疑，他表示“中國網上發的我豎中指的照片，并不是我對‘抄襲事件’發表的態度，而是我之前的照片，卻被在此挪用。”

此次展覽的16件西爾萬作品，均為左右美術館及其藏家委員會通過比利時雄獅畫廊收藏，并借比利時公主訪華履行“公主的使命”之際在北外灘黃浦江畔的建投書局展出，希望將西爾萬的原作展示在國人面前，而非只是在網上人云亦云。在這16幅作品中，我們也看到了西爾萬和葉永青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此次展出的16件作品均為“丙烯絲網畫”，何為“丙烯絲網畫”，據喬斯介紹，是畫面的黑白部分先用絲網印刷，然后用丙烯顏料在絲網印刷的紙上再加工，其實就是綜合材料。而細看這些作品，畫面上的確有平面的印刷和有丙烯的厚度，且除了在葉永青畫面上也可以看到的格子構圖、紅叉叉、紅墨點、黑鳥等元素外，西爾萬還有一些更多彩自由的畫面。這也同時讓中國公眾看到多個類型的西爾萬。

雖然目前西爾萬正在進行法律訴訟，但他的前代理畫廊雄獅畫廊則認為“抄襲事件”為西爾萬在中國帶來了知名度，這也讓西爾萬在中國辦展成為了可能。

在上海展覽介紹后，這些作品還將去往北京和中國的其他城市巡展。左右美術館也將通過展覽持續探討畫廊、藝術家、藝術市場的關系。

一次對藝術家、機構和藏家關系的探討

回憶年初轟轟烈烈的“抄襲事件”不難發現，4月以后，各方似乎都沒有了聲音。雖然日前西爾萬方面正在訴訟，西爾萬曾經的代理人選擇將他手中的西爾萬作品帶來中國，這或許源于藝術家和機構的扮演的角色和視野的不同，但藝術作品終將回歸藝術本身。

作為藝術機構的左右美術館認為，他們尊重藝術家的意愿，但不想在展覽中渲染“抄襲事件”，選擇和機構合作也是想從機構的角度探討機構與藝術家應該處于哪種關系，以及在藝術家的成長中機構應該扮演哪種角色？

20世紀的最后幾年，國內僅有三家民營美術館：成都的上河美術館、沈陽的東宇美術館和天津的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它們都專注于當代藝術，且都由企業贊助。21世紀初，廣州時代美術館、上海明圓文化藝術中心、喜瑪拉雅美術館、北京UCCA等陸續建立。隨著時間的推移，近年來民營美術館或藝術機構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僅上海龍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外灘美術館、民生現代美術館、藝倉美術館、復星藝術中心、寶龍美術館等均有較高的知名度，在引進國外藝術家大展、策劃國內一流藝術家展覽、收藏藝術家作品的同時，也均有關于扶植青年藝術家的投入。

在上海，上個周末（11月8、9、10日）上演了一場場場藝術的狂歡，從靜安到西岸，藝術蔓延到城市的細胞之中。面對如今上海藝術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以及民營美術館大展網紅化的趨勢，上海有無可能從發展相對成熟的歐洲的藝術機構（畫廊）中獲得有益的經驗，對國內藝術機構的運營和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有所幫助，在未來構建一個更好的當代藝術體系。從藝術家或藏家的角度，或也可啟發與機構合作的更多模式。

2019年初爆發的“葉永青抄襲事件”，從某種程度上都改變了兩位當事人的生活，生命軌跡或許也會隨之改變，周圍的人做了不同的選擇。澎湃新聞獲悉，目前西爾萬正在訴訟、中國也將舉辦他的展覽，未來事態將如何發展似乎依舊有很多不定因素，但藝術終究會回到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