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在上大學之前沒有出過遠門的鄉村高中生來說，“大學”、“專業”都只是一些模糊的名詞。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與社會學結緣是在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她在中學老師的介紹下第一次接觸到了社會學，并接受了老師的建議，選擇了這個專業。

進入大學之后，隨著對學科知識的深入學習，計迎春開始對社會學產生了真切的興趣?！拔蚁Ｍ梢越柚业难芯?，讓大家對我們所處的社會了解更多一點點，然后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點?！?/p>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下?！背蔀榱艘环N趨勢，還在大學校園讀書的計迎春發現，很多人紛紛在浪潮中撈到了第一桶金。她與好友不免也在討論畢業后究竟是跟隨趨勢去從商，還是繼續求學之路?！拔野l現我對金錢的喜歡好像比對學術的喜歡要差那么一點?！币舱驗榇?，計迎春一路在社會學領域不斷探索，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選擇研究方向其實就是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教授的研究興趣的匹配，我當時感興趣的是，人為什么結婚？婚姻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一成不變的制度？這種制度又和人類社會的不平等有怎樣的關系？”

懷揣著這些問題，計迎春在加拿大攻讀碩士學位期間開始關注生育率和避孕行為，之后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分校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的研究主題轉向了婚姻行為，探究普通人結婚成家背后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在對“剩女”問題有所涉獵之后，她開始真正進入了性別研究的領域。

計迎春對性別研究的濃厚興趣源起于自己在美國人口學年會上的一次關于初婚年齡的學術報告，當時一位英國教授在會后與她就報告主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計迎春的論文結論表明，中國的女性比男性結婚早、結婚率更高，是否受過高等教育對這一現象沒有太大影響?！八赋鲞@個論文的發現和她在紐約時報上讀的關于‘剩女’的文章是不一致的?！?由此，計迎春開始關注中國社會婚姻、家庭中的性別問題。

“我發現，研究中國的婚姻家庭離不開對性別問題的深刻理解，而研究中國的家庭和性別問題，離不開對中國轉型社會的特殊情境的理解?！庇嬘涸诶碚撗芯恐邪l現，很多西方的人口、婚姻、家庭理論是在西方的情境下發展起來的，在西方工業化、城市化的不同階段發展出的不同理論也往往只能解釋當時的現象，這些理論對于中國轉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很多人口與家庭現象有“隔靴搔癢、藥不對癥”的狀況。

“作為一個研究家庭、性別、人口的學者，我希望我的故事不僅僅是直接運用西方理論和概念來講述的又一個中國案例，而是在一個有意義的中國情境下，有本土的理論或者概念的中國故事?！?/p>

基于這樣的思考，計迎春在2017年于法文期刊Temporalités上首次發表了“馬賽克家庭主義”這一概念，從家庭理論入手探討中國轉型社會的復雜現代性。

中國現代家庭制度是傳統與現代的雜糅

澎湃新聞：您最近的研究方向轉向了馬賽克家庭主義，這個概念具體指的是什么？

計迎春：馬賽克家庭主義是我在2017年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和理論，這些年我一直在發展、修正和豐富這個理論。為什么叫馬賽克家庭主義？從直觀的視覺上講，馬賽克是一種不同的元素和色彩并存雜糅的圖案。我認為中國現代的家庭關系就像馬賽克這種圖案一樣，傳統與現代兩種元素在中國的家庭制度中共生、雜糅、交錯，又發展出新的東西，傳統大家庭所重視的代際關系對現代中國家庭依然重要，同時家庭結構、關系和互動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傳統父權的削弱，父系母系雙系并重，更為平等和親密的代際關系的發展，從而出現了一種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的馬賽克家庭模式。

這個家庭理論其實與中國社會的現代性有很大的關系，我這里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家庭關系的動態，濃縮并構成了中國的傳統現代并存的復雜現代性，中國家庭制度的變遷，則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縮影和一個組成部分。

澎湃新聞：為什么說家庭制度的變遷是中國現代性的縮影和組成部分？

計迎春：表面看我們是在討論中國社會家庭制度發生的變化，實際反映出的是中國轉型期社會的現代性特點，體現了中國社會所經歷的現代性的復雜性和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個探求也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或者現代化理論的挑戰。在西方的話語體系里，傳統與現代經常是二元對立或者線性發展的。傳統更多的是“殘余”，是注定要消失的，對人們的生活沒有指導意義或者說沒有系統性的參照意義，而現代則是一個必然發生于傳統之后的現實。

我的研究背后是想闡述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現代性：傳統和現代并存。我們的社會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依然有傳統文化規范，以及遵循這種規范的實踐的大量存在，傳統在中國社會里不僅不是一個“殘余”，甚至還對塑造中國人的時代精神風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澎湃新聞：中國現代社會的家庭關系既然與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覺得中國有可能逐漸演化成西方那種比較松散的家庭關系嗎？中西方的家庭關系中是否存在共同點？

計迎春：雖然說我們認為是中國特殊的傳統文化對于中國社會家庭關系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這也跟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市場經濟具有風險性和難以預測性，家庭成員為了規避風險會傾向于抱團取暖，在經濟上、情感上、精神上同舟共濟，互助共生。

雖然中國的家庭關系有自己的獨特性，但是跟西方國家相比，我們也并不是一種孤立的模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擴張致使全球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難題，勞動力市場不穩定和經濟下行風險的增加，全球范圍來看穩定、高薪、有保障的工作從整體上來說變少了。

在發達國家中，年輕人失業或者離婚也會回到父母的家庭中去。以美國為例，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他們的代際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比以前更重要了一些。特別是有研究還發現，在美國，一些高收入階層可能會對穩定的親密關系和家庭關系更為看重和倚賴。

澎湃新聞：根據您的觀察，中國現代社會的家庭模式具體是怎樣的形態？代際關系發生了什么變化？

計迎春：我們現在的家庭模式呈現出一種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的家庭體系。首先，這個家庭體系有一個非常微妙的性別維度，不同代際女性的照料和情感連接是這個家庭模式運作的動力和粘結劑。其次，中國社會有著悠久父系家庭結構傳統，但在現代的家庭模式中，出現了父系與母系雙系并重的新趨勢，父系的地位有所削弱，母系的地位出現了上升，出現了一種雙系多核的模式。再次，小家庭跟自己上一代的關系更緊密了，呈現出一種互相幫助、依賴的局面。代際的互動主要體現在金錢、情感和照料這幾個方面，特別是不同代際的女性在照料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推動了這種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出現。

為什么會提到金錢？中國代際關系的一個特殊性就體現在這里。西方的親密關系更多是傾訴型、表達性的，也就是安東尼·吉登斯所提的“純粹關系”。但是在中國，金錢也是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比如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女性提到給父母錢，他們會很開心。他們不一定會去用這個錢，說不定還是把這個錢用到兒女身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老人感覺到女兒的關心和孝順，他們介意的是這種情感，而不是金錢。這里注意，金錢是體現情感和孝心的方式，這個和西方日常性的“我愛你”的表達性情感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所謂傳統與現代的雜糅，在家庭中是如何體現的？

計迎春：傳統與現代的共存一方面從宏觀上體現了中國轉型社會復雜現代性的社會大背景，一方面在家庭生活這一微觀層面上，體現了傳統規范和現代實踐的并存共生，比如新的性別實踐和傳統父權家庭規范的交叉、碰撞。

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出現一些新的規范，比如男女平等意識以及家庭中女性地位的提高，或者雙系家庭實踐的出現和增加。比如不同地方出現的兩頭住、并家婚、兩頭帶、兩頭姓等各種富有創意的現代家庭行為。這些新實踐、新規范對中國社會的父權傳統造成了革命性的沖擊。

另一方面，傳統的模式依然存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照料、育兒、養老的過程中，依然是不同代際的女性在承擔大部分的責任，是女性和自己的媽媽或者女性和婆婆在操勞，這似乎又是傳統父權的重申和表達。實際上，不同代際女性之間的情感和照料關系在推動雙系多核家庭體系的形成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女性在家庭中還是承擔了很多責任，那么中國正在實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會不會在客觀上使得更多女性回歸家庭？

計迎春：我們首先要反思的是，為什么是女性回去？為什么每次出現工作—家庭沖突的時候社會會期待女性回歸家庭？為什么這些照料都是女性來承擔？

我們現在出現的雙系多核、代際共生的馬賽克家庭其實就是對于這種日益增長的家庭負擔的一種策略性的回應。只依靠一個職業女性是沒有辦法去應付這么多的家務、育兒、照料方面的時間、金錢和精力上的付出，她需要父系這邊的公婆，也需要母系這邊自己的父母親的支持幫助。

在計劃經濟時期，單位會幫助職工承擔一些照料和社會再生產的責任，但是市場經濟繁榮之后，隨著單位的式微、減負，照料的職責又再次被市場化了，重新回到了家庭里面。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職責回到家庭身上并不一定說明只應該落到了女性的身上，但是現實情況中這個職責還是落到了女性的身上，這與中國社會傳統性別規范是有很大關系的。

其實客觀來講，女性的回歸并不一定是必然會出現的結果。之所以有這樣的社會期待和實際結果，是因為長期積累的社會結構、制度性因素和傳統文化共同發揮了作用?，F在我們如果想從這種傳統的思維模式中尋找一個出路，就需要打破一些舊有的觀念。

我們換個思路來看，女性回歸家庭是不是就能帶來生育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其實不然。因為女性處在生育年齡的階段，尤其是在生二孩的年齡階段，實際上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勞動力。她完成了教育培養，在就業市場上也已經接受了相對完整的訓練，是以后社會經濟生產力的核心力量。

如果這樣的女性回歸家庭，首先會出現高質量、成熟勞動力的浪費和缺失，而她的孩子長大成為一個這樣的成熟勞動力又需要十幾年、二十幾年。而且她長期在職場的缺位可能使得她沒有辦法順利回到勞動力市場，或者她回到了職場也失去了當初離開職場時的優勢，以后她的職業趨勢更可能會下行而不是上升。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對人力資源的重大浪費。

新的實證研究表明，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的下降實際上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些年GDP增長的下降。因為她不在勞動力市場里面就沒有直接計入GPD的經濟活動的貢獻，所以對經濟的直接貢獻就減少了。當然她的無酬勞動也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只是她本人可能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社會認可和經濟報酬。

而當其他女性看到這種情況，她們會用腳去投票，從而影響到她們自己婚育的決定和時間。實際上這正是東亞社會，比如日本、韓國、臺灣，出現晚婚、不婚和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前車之鑒，后事之師。

配套福利政策應納入性別視角，關注想生育但有顧慮的人群

澎湃新聞：中國傳統的性別規范會驅使女性回歸家庭，但是女性的回歸其實并不一定真的能提高生育率，也不一定對經濟發展有利，那么中國目前在制定人口政策的配套政策時應該如何回應這種矛盾？

計迎春：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很快，幾十年走完了發達國家可能上百年的路，我們的社會福利體系跟發達國家相比比還是非常不完善的。雖然我們現在在嘗試建立這個體系，但是因為我們人口多、各地發展水平不均，整體的福利水平還是跟發達國家有不小差距。

育兒和養老是社會再生產中非常核心的問題，每個社會都要面對，也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的本質就牽扯到，我們在社會中怎么去看待社會再生產？社會再生產的職責由誰來承擔？

美國社會采取的就是非常市場化的模式，照料和社會再生產的責任很大程度上都交給市場去解決，但在西歐和北歐則會依靠社會福利制度，比如建立充足的育兒設施和提供慷慨的育兒假期等等。而北歐在世界上走得尤為前列，他們特別注重有性別視角的人口、家庭政策和舉措。中國社會現在也面臨了這樣的困境，我們要采取什么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建立一個非常完善的體系需要很長的時間，特別是我們需要對自己社會的家庭關系和它的變化有透徹的了解。比如，我們現在想提高生育率，出臺了二孩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出臺之后還需要有很多配套政策跟上。

我認為，在制定人口政策時應該注意納入性別視角。比如說產假的政策，北歐采取的是家庭假的模式，男女雙方都享有這個假期，如果一方不休這個假，它可能就拿回去了。所以一定程度上會促使男性去休這個假。這就是一個有著相對平等的性別視角的政策。

我們來假設一個沒有包含性別視角的產假政策設計，它給生了孩子的女性三年假期并且保證支付80%的工資。這看起來好像充分保證了女性的權益，但是當她三年后回歸勞動力市場，她的競爭力會怎樣呢？而且，如果沒有配套的支持和完善的成本分擔制度，可能市場上的性別歧視還會加劇。那么一個惡性的循環是，女性在市場上遭受更多的性別歧視和職業瓶頸，在家庭中男女的性別分工更為固化。

再看看這三年的育兒過程中，男性并沒有獲得假期，他的經濟責任也加重，家里的事情都變成女性的事情，這對家庭權力分配和家庭分工會造成很大影響。這樣的政策會使得照料基本變成了女性的責任，固化了以往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規范，對推進性別平等沒有幫助，對女性職場的升遷也有阻礙作用。

另外在中國的情境中，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家庭困境總是離不開代際的幫助，那么配套政策可能就要跟我們獨特的雙系多核、親密共生的代際關系聯系起來。

舉個例子，小夫妻在城市里面，可能就需要有老人過來幫忙帶孩子。政策應該怎么去支持這個家庭？這個老年人可能是從偏遠的地方來到這個城市里來的，他的生活被拔根了，在城市里面怎么讓他在幫助育兒的同時有自己的娛樂和健康管理的空間？這些都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考慮進去。

澎湃新聞：如果合理的配套政策跟不上，會有怎樣的后果？

計迎春：可能有些勞動力市場上對女性的歧視會加重，女性在家庭中的負擔也可能會加重。甚至，有些女性可能會因為社會上的保障支持政策和照料的設施不能滿足她和她家庭的要求而不得不回歸家庭。而這部分女性的決定和后果會影響到其他未婚未育或者只有一孩的女性的決定和行為，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既難以促進生育率的增長，還影響經濟的發展。

澎湃新聞：國家出臺的政策對于整體的生育意愿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計迎春：我們出臺二孩政策針對的是人口紅利的下降，長期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但是從數據上來看，也就是剛開始兩年新出生的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F在看來這個增加后勁不足，沒有可持續性，生育率下行或者持續的低生育率可能還是長期的趨勢。

也就是說不是有了這個政策大家就都去生孩子了，這個和開自來水龍頭不一樣。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快速進行的社會中，生活成本很高。對于中產和工薪階層來講，一個家庭需要兩份收入，光靠一個人工作基本無法養活一大家子。所以當個人和家庭在承擔社會壓力出現困難的時候，就需要社會去支持，需要各方去分擔，這才是國家政策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

生育意愿根本上還是自主選擇的結果，任何國家生育率的提高都不是靠單一政策要求而提高的。政策能做到的部分在于，當有些人想生但是因為許多客觀困難選擇不生的時候，政策可以對這群人施以幫助和支持。政策不能做到的，就是讓沒有生育意愿的人去生孩子。

因為中國目前的育兒的成本非常大，再加上養老的成本也不小，所以我們的家庭才發展出雙系多核、代際共生的馬賽克家庭模式。這就會直接影響到生育意愿，也使得普通家庭難以負擔二孩的生育和照料成本。

澎湃新聞：現在一些女性有顧慮，選擇不生二孩甚至不生育，會不會也有對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一些考慮？

計迎春：當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贏得了一定的經濟獨立時，如果傳統婚姻制度對她的個人發展可能有負面影響，那么她的教育和經濟狀況可以支持她做出一個相對獨立、理性的選擇：她可能會優先考慮個人發展而不是進入婚姻。

這里的情況就是“是否結婚”和“何時結婚”，而這個隨之影響的就是“是否生育”和“何時生育”，而生育的時間會影響到時期生育率。

在人口學中，時期生育率不僅和女性生不生孩子有關，還和人口結構以及什么時候婚育有關系。結婚晚的話，生多個孩子的概率就不是很高，人口更替的速度也就大大變慢。韓國和日本就是這樣，經濟高度發達，但是生育率不高。在日本，已婚夫婦的生育率并沒有很低，但是因為很多人不結婚或者結婚很晚，社會整體時期生育率就出現了偏低的情況。

我們以往的獨生子女政策在客觀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獨生子女家庭如果只有一個女兒，父母自然會把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到她身上，這就會促成女性更高的教育成就和經濟成就。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更有可能讓女性有追求平等的意識，會更加期待一種更平等的家庭關系。而且，女性教育水平提高也能增加她的經濟收入，因此在家庭中女性就有了更大的協商權力，能夠平等地跟男性共同做決定。

那么如果我們目前的婚姻制度還是支持一種相對傳統的性別關系，就可能會使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特別是90后、95后的一代，對“是否結婚”和“何時結婚”產生疑慮甚至退卻的心態。這種情況早已經在我們的東亞鄰居日本韓國的身上出現。我們發自靈魂的拷問就是，中國新一代的女性會不會和我們的鄰居們做出相似的決定？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有很全面的福利政策，但是如果客觀上不利于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沒有幫助消除性別不平等，那么更多女性可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個人發展而選擇不結婚或者不生孩子。因此這些福利政策不僅會影響已婚女性去決定要不要生孩子以及生幾個孩子，還會影響未婚女性去決定要不要走入結婚、要找什么樣的結婚對象、以及什么時候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