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是現代西方的萌發期，“早期現代”與“現代”時期的分水嶺，往前可以溯源至中世紀后期，也對19世紀及之后的西方文明影響巨大。寬泛理解的18世紀一般被稱為“啟蒙時代”，同時被冠以“理性世紀”和“情感世紀”等稱號，也是中西發生政治、經濟和文化“大分歧”的時期，具有極其復雜的多元特性。對這個時期加以深入研究需要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學、藝術史、中西交流研究等各專業協同互動，也需要聚焦不同語種和地域的學者共同開拓研究視野。

為推進中國的18世紀研究，踐行以跨學科、跨語種交流為旨趣的“新文科”理念，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華東師范大學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與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于2019年11月2-3日在華師大閔行校區召開了第二屆18世紀研究論壇（暨“18世紀國際研討會”）。2018年秋天，華師大中文系首次主辦有關18世紀研究的學術會議，聚集起一批國內在18世紀領域有所建樹的人文學者。相比首屆會議，今年會議規模更大，有來自海內外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近50名專家，與會者的專業和語言背景也更為豐富，更鮮明地提出了“全球18世紀”的研究視野和框架。

11月2日上午，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金雯宣布會議開始并主持開幕式，華東師大中文系書記王慶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宏圖做開幕致辭。國際18世紀研究學會會長、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榮休教授Penelope Corfield，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江寧康，紐約皇后圖書館勞瑞頓分館館長王小良分別做主題發言，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耿幼壯點評。當日下午開始，八場分組討論展開了聚焦而深入的專題研討。

Penelope Corfield教授在做主題演講。

歐洲科學院院士Penelope Corfield在演講中回顧了她二十年來對“脫帽禮”等早期現代日常交往禮儀的嬗變的研究。她首先指出，人們的日常禮儀很少留下書面的記載描述。盡管各色禮儀手冊為社會交往制定規范，但并不能代表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所幸，我們可以在書信、日記、戲劇、游記和繪畫中找到許多相關證據，并結合制帽業和帽子形狀的演變，艱難構建出日常問候禮儀發生變化的緩慢歷程。從18世紀開始，傳統的問候方式逐漸式微，男性的行禮方式從深鞠躬逐漸變成點頭與以手觸額，而女性的深屈膝禮則演變成簡易的淺蹲。同時，一種全新的問候風格悄然興起，昭示平等和互信的握手禮在商業合作和人際交往中迅速普及。握手成為新的外交規范、商業合作、同階層人士間友誼、社團忠誠等現代社會關系的標志，書籍中和建筑上經常出現握手的裝飾圖案，繪畫作品（如1769年油畫《布拉德肖家族》）中也偶然能找到對于握手禮節的記載。簡·奧斯汀小說中的細節說明握手禮開始出現在男女之間，社會中下階層也在同時受到日常問候禮節變化的影響。不過，即使在1830年的美國，跨階級、跨種族人群之間的握手仍然很少，說明民主平等觀念的到來與其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最后，Corfield教授指出，她并非主張以日常禮儀的變化為征兆彰顯西方社會的“進步性”，她深刻理解全球文化演變的多元路徑。

江寧康教授做了題為《現代西方民族身份認同的建構和啟示》的報告。他認為，當今歐洲各國出現的民粹主義和反移民浪潮反映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主體認同的巨大危機，而認知這種危機的源流不僅需要了解當今國際關系的錯綜復雜矛盾，也需要熟悉現代西方各國民族主體身份建構初期的不同軌跡和特征。他指出，歐洲在17、18世紀發生了重大的政治文化裂變，西方各國在建構自身民族主體認同的道路上經歷了不同發展軌跡和演變事件，都借助于文學經典的傳播而不斷延續和強化。然而我們對于“西方”這一個概念始終難以形成復數的“西方S”概念，因此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論述中常常形成“一個中華與多個西方”的混雜論述而不得要旨，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注意與反思。

美籍華裔學者王小良在報告《美國革命與儒家文化》中提出，中華文化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產生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引用了學者Sarah Schneewind的論文，說明周武王的《泰誓》與美國《獨立宣言》之間在修辭和結構上的相似性，但同時指出Schneewind的論文仍局限于文本闡釋。通過考察約翰·亞當斯的書信、托馬斯·杰斐遜自傳與其對《圣經》和《詩經》片段的剪貼，以及富蘭克林的理想政治制度，王小良發現了美國民主制度建立背后中國文化的蛛絲馬跡，進而得以闡述中華文化在美國民主制度建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作用。

主題發言現場。

主題發言之后的八場分組討論中，兩組圍繞“情感與認知”主題，兩組圍繞“中西交流”主題，其余四組分別聚焦：法德思想史、法德文學史、菲爾丁和斯威夫特等主題。

在“情感與認知”專題的討論中，揚州大學陳書煥考察了英國批評家羅斯金對法國革命前后歷史裂變的態度及其藝術批評理論所包含的歷史書寫理論。深圳大學陳師琴以英國詩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法國難民》（The Emigrants, 1793）為分析對象，說明法國大革命向雅各賓暴力政治轉變階段中對“同情”和“正義”觀念的復雜態度。 湖北大學陳西軍考察英國精神自傳的杰出代表約翰·班揚的《罪魁蒙恩記》，分析其中呈現的個人主體性經驗表達與《圣經》權威規范之間的潛在張力。范一亭比較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瑪麗》（1788）、《瑪利亞》（1798）與奧斯丁《理智與情感》（1795/1811）中對于女性知性和想象力態度的異同，說明奧斯丁作品擁有繼承又改造激進思想的特質。四川大學郭峙含探析荷蘭17世紀畫家維米爾在其室內風俗畫中構圖范式的變化、對恒定物件的使用以及光線的變幻，指出這些“物的空間句法”集中體現了帶有17世紀中后期過渡性特征的新型觀看模式。華師大金雯綜述了18世紀“推測史”的進程和分支，指出它們與同時期情感觀念——情感與知性和理性彼此割裂卻互為基礎和補充——之間的共振。湖北大學李家蓮梳理蘇格蘭啟蒙學派的情感觀點，指出休謨、哈奇森、休謨和斯密等思想家構成的思想和社會網絡代表了18世紀情感理論的重要派別，在美學、道德、宗教、政治經濟學等領域著書立說，在情感話語中造就了一個從感官形態到同情形態的轉變。黑龍江大學魏艷暉對小說《帕梅拉》進行細致解讀，對作品與大量邊緣文本（如色情寫作和女性道德規范手冊）的互文對話關系做出探究，指出小說中的美德遮蔽、抑制、規訓性愉悅。東北師范大學劉曼慈對18世紀中英格蘭的養老方式中的性別差異問題進行探究，指出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在自我支持、家庭養老、救濟養老等三方面存在鮮明差異，都展露老年人在整體上所處的弱勢地位及老年女性面臨的特殊挑戰。北京大學逯璐研究謝里丹的反黑斯廷斯演講中的感傷修辭，她指出，18世紀的劇院是黨爭角逐的陣地，謝里丹具有劇作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他的演講與戲劇《造謠學校》都挪用戲劇技巧和感傷修辭，以達成將政治話語轉換為戲劇話語的目的。

圍繞“中西交流”這一主題，上師大紀建勛從觀念史與翻譯的雙重角度來考證“天主”如何與“DEUS”聯系在一起，并最終在“中國禮儀之爭”這場中西文化的大爭論之中脫穎而出。“DEUS”—“天主”的命名既是漢語神學的濫觴，更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典范案例。華東師大蔣向艷通過研究十八世紀，法國來華耶穌會士韓國英對《詩經》七首的翻譯，指出譯者在翻譯時不僅展示了中國道德和統治的基礎——“孝”，并且在原詩中植入了天主教的內涵，使得中國傳統的孝道與基督宗教精神相糅合，實現了儒耶之間的一場成功對話。上師大施曄通過對瓷塔傳說的產生、歐洲君主的造塔夢、瓷塔意象的東西互文三個方面的研究指出人類文化的相互流通與影響是必然、恒久且充滿沖突與誤讀的; 另一方面，瓷塔的興衰歷史也折射出17 至 19 世紀三百年里歐洲的中國想象及自我身份確認的嬗變。廣西藝術學院吳瑞林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中華帝國全志》書中豐富的插圖上，指出卷三中兩幅表現耶穌會士功績的插畫在很大程度上將已出版的書籍插圖進行重新編輯，這個變化揭示出 18 世紀“中國風”圖像制作受到“禮儀之爭”的影響。上師大姚云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入手比較《愛彌兒》中種豆的悲劇與《社戲》中偷豆的喜劇，梳理了法國重農主義思想與中國的盧梭接受史，并分享了有關《愛彌兒》“種豆”場景中體現的產權悲劇，指出中西視角的差異激發了“啟蒙”概念在西方主流話語和中國現代文化社會轉型中的所面對的不同困境。山東大學馮佳從財稅這一新穎的角度對洪任輝事件進行考察，指出清廷對洪任輝事件的敏感是由于洪任輝有關免除加征關稅的訴求實則觸碰了清廷一個不能言說的秘密——粵海關稅已然成為皇室財政收入擴張的重要推力之一。此事也呈現了鴉片戰爭前中西方交流過程中對制度差異的解讀與誤讀。上師大洪淑倩指出，在 19 世紀法國風俗研究的大背景下，巴贊對元雜劇進行了大規模的譯介活動。因自身律師職業的原因與19世紀社會史的盛行，他在翻譯中與其師儒蓮等早期漢學家不同，已經不再以語言學習為目標去翻譯中國戲曲，而是始終以風俗為主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王冬青通過追溯“四大發明”論的“前史”，指出歐洲學者普遍對中國的科技水平持貶低態度，認為中國缺乏“思辨性科學”，質疑中國發明的“現代性”，這種“四大發明”論折射了全球現代性的結構性矛盾。浙江大學周凝試圖從禮儀之爭的反對派法國主教博絮埃的通信出發，論證當時法國境內理論家發起的“禮儀之爭”絕不僅僅是為“探討真理”或是出自對外來文化的抨擊，而是有利用文化沖突制造聲勢、促進境內的宗教統一政策實施的動機。

在“法德思想史”專題中，華東師范大學黃金城分析了后康德哲學語境下的產物、匿名殘篇《最初體系綱領》，認為其思想內容契合荷爾德林的統一哲學理論，以使得自然和自由得到和解的方式克服突破康德思想框架，旨在糾正啟蒙主義狹隘的科學理性，批判揭露現代國家的機械論本質，并勾勒政治解放、社會團結的烏托邦社會想象。中山大學許楠分析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對于戰爭權的獲得以及正當使用的情況的論述，初步勾勒出了孟德斯鳩正義戰爭和文明征服論的建構過程。中國社科院楊稚梓介紹《堂·西爾維奧歷險記》這本小說，根據布魯門貝格的四種現實概念（即此刻明證性的現實、被保證的現實、自身一致的背景成為現實和不能順從于主體的現實）來分析小說通過其主角塑造所流露的現實觀念。

在“菲爾丁專題”的相關討論中，上海交大黃麟斐指出18世紀的英國消費社會對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倫理形成挑戰，在小說《阿米莉亞》中，菲爾丁就消費問題，尤其是奢侈消費問題針對不同階層提出了不同的規范和策略，以應對人們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武漢大學楊文慧討論并質疑了菲爾丁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學者這一身份，提出在菲爾丁身上，超越功利的基督教道德和世俗的實用主義道德兼而有之，而這種道德觀的兩面性使其塑造出身上具有消極而被動之美德的主人公們。武漢大學田津對比考察了菲爾丁小說《湯姆瓊斯》中紳士狩獵與獵艷兩種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法律特權，探討了作品中詩性正義實現的途徑和方式。武漢大學朱賓忠《從菲爾丁的小說看英國18世紀社會治安和法制狀況》討論了菲爾丁小說中嚴重的社會治安和法治不彰等問題映照和批判英國社會，但菲爾丁的作品中不乏優秀司法從業者們捍衛公平與正義的事例，為英國社會晦暗的法治狀況涂上了一抹亮色，顯示出菲爾丁的社會信心和改良主義傾向。

圍繞“法德文學史”，揚州大學馬莉細致挖掘了18世紀法國報紙及各類期刊中涉及的中國相關主題，并對其源流及特點進行了深度解析，顯示出高度嚴謹和審慎的研究風格。中國政法大學的馬莎莎與南京郵電大學的沈亞男同為法國啟蒙后期思想家薩德侯爵研究者，馬莎莎集中論述薩德作品的“殺嬰”主題及薩德式暴力美學，并指出其與中國形象的關聯，說明薩德的寫作是一個展開跨中西文化研究的獨特角度。沈亞男老師細致挖掘了薩德生平及其作品在1830年代，即法國浪漫主義初期的接受情況，使用了主題學、形象學、美學等多種研究方法梳理薩德“黑色浪漫主義”的思想和形式特征。福建師范大學的彭建華老師就“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產生和發展進行了非常細致的梳理。他強調希洛澤與維蘭德對“世界文學”下的定義，并指出“世界文學”至少在18世紀末已經在出版界被廣泛使用。

“斯威夫特以及漫長的18世紀”專題討論中，東北師大陳彥旭認為司各特在《艾凡赫》、《女王越獄記》等多部歷史小說中都回應了英國王權在攝政時期遭遇的信任危機，對“王權”與“民族”、“階級”、“英國性”、“騎士精神”之間的關系有著深刻的反思與闡發，強化了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君主對于建構團結統一的民族國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學范若恩以雪萊詩歌中的“multitudes”一詞的數個譯法入手，討論了從《理想國》中的“多頭怪”一直到法國大革命中的“豬玀般的群眾(Swinish Multitude)”的話語脈絡，由這種有趣的“擬獸修辭”又進一步擴展到了“群氓”的定義與內涵，最終對開頭提出的對于“multitudes”的不同譯法做出了回應。上師大成桂明將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置于英格蘭“古今之爭”的背景中進行考察，討論17世紀古今之爭中“藝術”與“科學”的比較與內涵轉變，并指出斯威夫特以諷喻的方式貶低了現代派鼓吹的進步觀念。杭師大時霄關注斯威夫特作品中的“諷刺”(satire)問題，并指出建構一種“諷刺詩學”的可能性。他認為，18世紀人們對“satire”詞源的理解從“薩提爾說”過渡到“雜燴說”，體現了對文體多樣性的更大的包容性，這種雜糅特征即當代學者所稱的“梅尼普斯”傳統。 廈門大學厲偉亦關注18世紀英國社會道德滑坡的現象，他通過分析當時“買賣妻子”、“秘密結婚”等事例對當時宗教控制的松散以及民眾家庭倫理的墮落進行分析，并結合當時英格蘭上層人士發起的移風易俗運動對斯威夫特的“布道文”進行闡釋。

在11月3日會議總結中， Penelope Corfield介紹了國際18世紀研究學會的架構，并表達了與中國學者開展更多合作的強烈愿望。華師大教授金雯和周保巍則介紹了華師大中文系和全球思想史中心等研究平臺與資源，并展望中國學者積極參與“全球18世紀”研究的前景。與會學人表達了在會后繼續充實與加固中國18世紀研究學術網絡的共同愿望，力求保持與國際學界的密切聯系，不斷完善線上線下持續、深度互動的跨學科學術交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