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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淵，霧嶺，城市邊界的影像探秘
由楊平道執導、龍淼淵制片、張獻民監制、林旭東剪輯的劇情片《好友》正在全國路演中，并正式登陸上海藝術電影聯盟11月檔。本片是楊平道執導的長片處女作，曾入圍2016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項目，并作為唯一一部內地影片獲得2018年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基金-后期制作獎”（Asian Cinema Fund，ACF）。
龍淼淵，管理學學士，創意媒體碩士（MFA）。紀錄片作品《發現少校》《潛行深淵》，劇情片《好友》制片人／攝影指導。曾任華誼兄弟電影及娛樂營銷策劃總監，歐洲紀錄片網絡（EDN）中國區聯絡人。
采訪正文
Q：今年年初的藝穗影展，《好友》在影院布置了一個小展覽，這個想法是怎樣產生的？
龍：電影的生產過程有點像安卓系統，耗時費力花錢，會有很多冗余，大部分人對付冗余的辦法是一鍵清理，因為整理冗余并開發其剩余價值的成本太高了，得不償失。這個整理的過程也比較像擇菜，下廚。縱觀朋友圈和社交媒體，通常大家發的都是食物的成品（food porn，類比電影殺青，去影展，上映，得獎等，此類點贊數最多），稍微有心一點會發before／after類型（食材／菜品，劇照／成片，此類點贊數次之），想法再多一點的會去考究食材的淵源菜品的演變并發散聯想一些嚴肅的議題（此類點贊數最少）。
劇照攝影：馮嘉輝
我可能屬于想太多這一類人，加上一點檔案癖（Archivism）和普遍的拖延癥（Procrastination），殺青很久之后才跟烏鴉（《好友》紀錄片拍攝者）整理出三個幕后小短片。
行業來說，這些材料統歸媒體宣傳包（EPK，Electronic Press Kit），是從屬于正片的宣發物料。但過程其實遠大于結果，歷史的有趣也在于過程，雖然目前結果論（成功學）是統領八方的。做小展覽和這三個小短片，也源于自己的糾結——現場感在電影中的缺失。
一是在傳播過程中的缺失，因為消費讓很多事情扁平化了，“作者已死”之后，受眾真的有機會延續作品嗎？受眾擁有相關材料來輔助這種延伸嗎？觀影的被動性如何轉變成主動性？（這應該是典型的想太多吧。）二是在生產過程中的缺失，電影生產總體還是比較集權的一種生產方式，劇組從幾人到幾十人到幾百上千人，拍攝期可以從幾天幾十天到幾百天，整個周期肯定要按年算了。這么長的時間，產出幾十到幾百分鐘的一個正片，這道菜的損耗率似乎算起來很不環保。而這么多參與者是否都可以在過程中靈光閃現尋找自己的主體性？（還是想太多。）
以《回力蕉》為例，《好友》外景多，很多時候在等天氣，等餓了吃香蕉，一開始丟香蕉皮就是覺得好玩。丟了幾下，突然覺得這個行為本身跟拍電影過程很像，就一本正經丟了起來，還請烏鴉（攝影）找機位，其實腦子里早就有腳本了，所以這個剪起來最快，至于解讀層面是西西弗斯還是堂吉柯德還是二逼青年歡樂多，主隨客便。
擷取自兩位劇組成員兼職做舊部分服裝的對話，電影是成本極高的一種表達方式，財力人力物力，時間成本，溝通成本，機會成本等等，這些過程通常也是消失的，在有大牌美術或者置景宏大的預算充足的制作中，觀眾也許會從“制作特輯”（making of）中看到一些過程，但兩位組員的對話最后導向的是藝術生產本身是否環保，這就是一個普適性議題了。肯定有人會覺得環保本身就是偽命題，因為人類的存在必然消耗，工業革命以來尤甚，多想一點多做一些，地球應該死得沒那么快吧。
《水中央》對應的是執行力問題，想法誰都有，怎么實現是關鍵。水在本片的意象價值導演在拍攝后記說了一些，水中身分轉換也是劇本階段最值得想像和頗具張力的一場戲，但難度最大，具體可看視頻。可惜貧窮限制了執行力，這一場最后棄用。值得一看的是，主角陸叔遠70歲高齡首次領銜，本來在生活中就是能作會玩的戲精，在春寒水庫中第一次玩潛水調節器，折騰得夠嗆，上岸之后被水下環境逼迫的臺詞表演之炸裂，也只能在花絮中得見了，看完估計一定會想到喜劇之王手上那本著作的作者。
冗余之大，錢包之小，目前只作出了這三個小花絮。電影本身的媒體屬性和生產方式讓它成為藝術品里面的快銷品，但拍電影是一個過程，一個行為，是值得咀嚼的。劇組是一個臨時社會組織，也是很好的人類學行為學樣本，一種“快閃烏托邦”的模型，本來也想玩個小實驗的：眾所周知，劇組可能是吸煙最頻密的工作場域之一，開機前，我們給吸煙人士發了便攜煙蒂小包，因為外景多，希望愛護山水，每天回到駐地，大家把煙頭集中收納到當地客家人常用的泡菜玻璃缸，統籌計劃40天殺青，然后就可以誕生一個裝置《拍一部文藝片要抽多少煙》。
我還請烏鴉每天記錄一張圖片可以做個逐格動畫或者GIF。可惜各種原因，裝置和動畫都未能實現。就存了兩玻璃缸煙蒂，搬工作室的時候我還不舍得丟。然后你才會發現，謝德慶打卡一年有多牛，衛西諦365天看老片不斷更也很厲害。都說電影是時間的藝術，在諸多時基媒體（time-based media）中，它的娛樂價值，造夢價值，資本價值似乎掩蓋了時間本體的力量。
Q：最初是怎么喜歡上電影的？你在學生時代應該就開始拍紀錄片了吧？
龍：我是從喜歡拍照開始的影像之旅。初中時拿著家里的傻瓜機到處拍，浪費了很多膠卷。高中為了學習和考試，家里不讓買相機，厚著臉皮跟報社同學和美術老師借相機玩（那時候單反還是稀缺資源），那也是VCD的年代，零花錢基本浪費在碟上，“少年的我”住在深圳鄉下，VCD可選擇的范圍不多，普通話尚未普及，各種校園霸凌事件幾乎每天上演，多少都有港產社會片的影響吧，并沒有“科長買碟“那樣浪漫的梗。
有一次在市區東門（當時的年輕人蒲點）買碟出來被小混混強要買路錢，還跟蹤了好多站公交車，我在行進的車上用粵語和普通話大聲求救，不記得有人搭理，跟了好多站，混混估計覺得投入產出比不合適，下車離去。2000年上大學，DV時代來臨，在校電視臺體驗了一下宣傳文化系統的作業。那時熱心環保議題，機緣巧合去了一次青海三江源，在末代開採砂金的船上目睹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以至于源頭地區的人需要到外地買水喝，后面兩三個暑假又接連去了那里，看望藏民朋友，一起轉神山。
大學畢業前夕，把累積的DV素材剪了一個紀錄片，叫《尕多覺悟》（藏區四大神山之一）。這算是完成了動態影像自習的第一個作業吧。碰巧趕上佳能贊助《可可西里》上映做宣傳，辦了個全國環保DV大賽，運氣好得了最佳紀錄片，還免費旅游，隨陸川及一眾獲獎選手重返可可西里。最后一站在銀川，當年金雞獎主辦地。承蒙華誼兄弟的策劃團隊垂青，讓我上臺代表獲獎者發言。然后問我畢業沒有，要不要找工作。于是收拾了一個背囊，坐了一夜可以半躺的火車（當時最快的列車，還沒高鐵）就到了朝陽區。
龍：2004年的華誼兄弟毫無疑問是業界私企頭牌。作為非科班出身的愛好者，應屆畢業生，算是找到了不錯的工作，職業結合興趣。那時華誼真的不大，團隊精煉嚴肅活潑，每個人都號稱自己是“雜役”，確實什么都要干，其實利大于弊，會對行業建立一種比較宏觀又不失細節的鍛煉，也見識了不少大片和大咖。
奧運前的春節，我回深圳，出機場發現，冬天可以是綠色的，于是決定撤回嶺南。其實原因比較綜合，籠統地說，就像吳文光老師經常穿的一件T恤上印的話：0% Art，100% Life。北京可能沒有我想要的生活，家人都在深圳，食住行各方面，南粵的選擇比首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也不是轉回獨立制作，就是順其自然，而去中心化的潮流和互聯網，也讓偏居南方的人可以保持工作的機會，作為一個影像愛好者，我是在逐步學習成為職業影像工作者的，保持這種愛好心與好奇心，其實蠻重要。因為很多事情一旦變成工作和職責，往往會忘記初心，旁枝叢生。
Q：《發現少校》是你的第一部長片，這部作品緣起自哪里？
龍：十年前的片子，內容關于遠征軍。熟悉此片過程的策展人有次一針見血：這就是個活兒。回頭看，嚴格說，確實有不少核心短板，叫作品有點慚愧了。好像是去年吧，李維導演深夜轉了一篇公號文章給我，關鍵詞是“10萬+”，一個電影公號靠對本片大量截圖+劇情復述+二次旁述就輕易達到了，用最近看到的一句話形容：雞血比偉哥好賣。
而且這些截圖有水印，我親自加的，所以應該是某個非公開渠道獲得的片源。片子在豆瓣評分9.4，也經常被引用為一個噱頭，但少有人分析當時獲得關注的時政語境。而各種評分現在都會被用在電影宣傳圖文上，作為消費指南和標簽，這又是扁平化的一個例子。
大數據時代，數據真的可信嗎？值得所有人反思。
我好像離題了，緣起就是因為當時工作的影視公司主理人有老兵情節家國情懷。80，90，00后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基本脫離了宏大敘事，但歷史觀也同樣弱化了。這片子對我自己就是一堂異常生動的歷史課，讓我學會更多的帶著歷史觀去生活。老師是晏歡先生和趙振英先生。趙老生于1917，仍然健在。
2017年百歲生日的夏天，我跟朋友還登門拜訪，保姆正在給趙老做飯，她說能服務這樣的老人是福氣。趙老已經完全忘記我是誰，記憶力銳減始于成片一年之后，在他廣受關注之后。其實失憶是好事，說明心頭大石懸了五六十年放下了，跟親兒子都不敢說不想說的事情跟全世界說了。這個片子制作時在我心里的結束點就是給了趙老一個說法，這是價值原點，其他都是順帶的。晏歡還在繼續一個遠征軍后代的天然使命，偶爾聚餐，一起吐槽。這兩位老師讓我看到微觀歷史和家族歷史的重要性。所以我正在勸退休的父母動筆寫寫回憶錄。
Q：這部影片算是一個跨國的制作狀態，這其中會有什么難點或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龍：我算是比較習慣國際制作的，制片角度來說主要是管理問題，時間，行程，預算等等。沒記錯的話，在紀錄片《掩埋》中，李銳老同志說整個中國主要的問題還是管理（大意，原話記不清了）。導演角度來說主要是溝通成本，以及進入的身份和視點問題，異國他鄉，相處時間短，美國的人物會天然把我們當成是媒體，很容易做成類似鳳凰的電視型態，結果好像也是這樣，因為當時的制片公司有鳳凰衛視的經歷和基因，本來想做5集的，我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如前所述，用一個99分鐘的版本給了趙老一個交代，就沒有糾纏個人表達導演意志之類的東西了。
但新聞學（Journalism）和紀錄片（Documentary）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近年有說法是“媒體紀錄片”和“作者紀錄片”。西方主流紀錄片頻道還有個概念叫“紀實類節目”（Factual Programme）。現在不少網路新媒體把真人秀也幾乎納入泛紀錄片領域了。還有大量紀實風格的微電影也號稱紀錄片，其實本質是廣告。扯遠了，《發現少校》還是要感恩晏歡發現趙振英這件事本身的戲劇性和傳奇性。跨國制作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越來越不難了，但是微觀歷史，家族歷史，身邊歷史的書寫紀錄傳承好像越來越難了，值得特別注意。
Q：《發現少校》這樣的歷史題材作品，你覺得在國內的制作環境里，未來會不會有比較好的發展？
龍：歷史題材永遠是創作富礦。美國有專門的History Channel，鉤沉范圍蠻廣，輕重緩急都有。但無論海內海外，修史從來不易，因為它本身要求的調研水平學術水平以及作者的洞察能力擺在那，還要有百家爭鳴的輿論環境，影像只是傳播方式而已。環境如此浮躁，愿意且能夠鉤沉的人少之又少。
B站好像出了一系列《歷史那些事兒》，我看了東坡肉那一集，似乎是戲說演義再現風格，也看得出來是為互聯網語境下（區別于電視語境）長大的人們訂制的。大眾傳播領域，這兩年看到比較有趣的歷史類制作有Cunk On Britain，譯名叫《扯蛋英國史》，以及扯蛋系列，把嚴肅的歷史用英國人特有的“損”和幽默來解讀傳播，腔調十足。
Lorry Powles
Q：《潛行深淵》是你的第二部紀錄片，題材有了很大的轉變，這個項目是國家地理參與制作的，你為什么會想拍這個內容？
龍：因為好玩，也是興趣所致，喜歡運動，機緣巧合這幾年參與了幾個極限運動的制作，也是蠻順其自然的，不存在很大的轉變。《潛》不是國家地理參與制作，項目本身就是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CITVC）和國家地理頻道（Nat-Geo Channel）聯合舉辦的全國徵案，活動叫“繽紛中國”，基本延續了Nat-Geo在亞太其它地區跟不同國家合作的模式，也是帶有宣傳性質科普性質的大眾傳播物。主要內容關于洞穴潛水這個很小眾的極限運動，主要人物是深圳和珠三角各行各業的潛水愛好者，雖然是業余玩，但都是潛水界大牛。男主角之一王遠辭去了體制內鐵飯碗，現在專門做潛水教練，潛具開發銷售，潛水體系建立。愛好者萬歲，我和王遠都把愛好發展成了職業。Do what you love，love what you do。愛啥干啥，干啥愛啥。
導演: 龍淼淵
還是用補課類比，《發現少校》是歷史課，《潛行深淵》是自然課，或者更專業的紀錄片分類標簽叫自然歷史課（Natural History）。做這些片或者看這些片，我覺得是通識常識學習或者德智體美勞口號在成人教育繼續教育方面的延伸。深圳有個著名建筑師長期做兒童建筑的公益課程，也是入不敷出難以為繼，但一直堅持。各領域基礎知識的普及工作其實一直挺缺乏的。
《好友》監制張獻民老師年輕的時候也“上山打老虎”，參與過類似的影片。確實是好玩的。但是這種好玩的“現場感”影像化之后，盡管技術再好畫面再炫，還是無法身臨其境。比如我們在612米天坑峭壁命懸一線的探險過程，自己想想也后怕，廣州小蠻腰才600米。
有一種說法，此類影片是美式3S化生活方式的體現，Screen （屏幕），Sports（體育），Sex（性）。又回到影像作為消費了。或者說景觀作為消費。當人的好奇心變為獵奇心，又有資本的東風時，就會出現迪拜哈利法塔地下那種巨型的水族箱。《潛》這種片子的導向應該是敬畏自然，人作為動物回到自然中去體驗生命，而不是一邊舔著冰激凌一邊看鯊魚。
Q：看《潛行深淵》的片尾字幕，可以發現主人公之一的王濤已經去世，影片拍攝后他發生什么情況？作為導演，你內心是怎樣面對自己紀錄片被拍攝者這樣的突發變故？
龍：王濤的事故是中國技術潛水界和整個潛水界的大事。他出事的時候，《潛》還在做后期，接近成片。濤哥大我2歲，生意很成功，性情中人，兒女雙全，熱愛搖滾，喝多了會在微信里發自己唱《一無所有》的視頻給我。我知道消息時也懵了一天，蠻低落的，正好在臺北出差，朋友還幫我慶祝生日，但眼前全是跟濤哥相處的情景。
以IP的思路，有人建議我改編劇本拍劇情片。潛水界確實也有人在“開發”這個“IP”。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路徑，把這個事件以及關鍵人物理清楚。比如王遠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王濤是他的生死潛伴，出事的時候，遠為了救濤，自己也差點搭進去，上岸后進了高壓氧艙。他們的家人我都認識。這些家人的心理陰影面積怎么計算。事情是否值得改編，跟洞穴潛水一樣，當你看得見面前幾條路徑都是套路或者死胡同，氧氣和電池都有限，但秒針還是特別淡定的在轉圈。
Q：參與帶有電視臺資金的項目，會覺得被束縛嗎？你覺得自己最理想的創作狀態是怎樣的？
龍：沒有絕對的自由。資本天生具有時間屬性和背景信息，不管來自電視臺，基金會，電影節，朋友的腰包或自己的腰包。最理想的狀態，存在嗎？畫面感好像接近冰冰說“不用嫁入豪門，我就是豪門”。然后把想做的事情變成一種主動消費，花錢，別人花錢買豪車，咱花錢拍電影，在幸福感的層面，價值或許是等同的，有一些電影作者也確實在這樣做。豪車買的是符號價值滿足的是慾望不是需求，實用價值奧迪和奧拓是一樣的。電影或者藝術品好像本來就沒啥實用價值，就剩下符號了。
Q：《好友》這部作品最開始是怎么接觸的？
龍：我和平道相識于2014年深圳藝穗影展，當時放了《鵝凰嶂逸事》，里面的風土氣息我蠻認可。2015年秋天又一次他經過深圳，在我家住了兩晚。聊起來他想回廣東生活。又聊到嶺南創作群體的薄弱。就想搞點事情。看了兩三個儲備的劇本，覺得《好友》在有限的條件下估計可以成片。2016年初立項， 2017年5月初殺青，2018年10月釜山電影節世界首映，2019年11月國內公映，一路坎坷，很多過程和現場只是歷史了。就像片尾字幕最后一行，感謝幫助過《好友》的好友，心存感激和愧疚。
Q：作為制片人參與文藝劇情片制作，對于你來說也算一種小的轉型，這之中有什么難度和收獲？
龍：好像第三次提問轉型的問題。本就無型，不存在轉。我本科是讀管理的，之前參與的商業和工業制作也不少，各崗位動手動腳，算是具備做制片人的底氣。立項之初，有激情，但強大的理性也不時提醒團隊，我們選了一條特別窄的路。低成本，粵語片，老人主角，無明星無卡司，粵語演員匱乏，情感故事特別內斂，對大眾幾乎提煉不出直接的賣點，或者說進入的心情門檻挺高的。回想起來，怎么就完成了。一路坎坷，一路死嗑。
最難的還是各層面的溝通成本吧，而且這個過程是從頭到尾的，四面八方的，甚至事無巨細。就算上映結束，制片人的工作還在繼續。而且這些溝通的損耗遠大于收益。我這么說肯定有人覺得籠統，但是拆開講可以開班收費了。且優秀的同行如王子劍，楊競無一不是如此。《柔情史》上映前，我在楊競公司呆了半天，那電話車輪戰，我都插不上話，默默點了一碗粉吃完走了；然后第一次跟子劍同住巴黎一個特別破的BNB，特別好的街頭早餐和咖啡，就是老牌資本主義那種享受生活發朋友圈的調調，這位老弟打開筆記本電腦在觸控板上一筆一筆摳海報，我慶幸我至今不會用PS。
收獲的話，最重要的是一路會友吧，名單太長了，故事也多，朋友圈感謝過一些，擇一幽暗八卦分享之：亞洲電影基金（Asian Cinema Fund，ACF）的后期制作獎體驗很好，韓國同行的專業水平和敬業精神讓人確實感受到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的振興作用。隨同有一位翻譯叫Hawon Kim，以前也協助過李滄東等名家工作，她在短短兩周內看了兩次《好友》，分別是調色和混音的工作版，兩次都默默落淚，并且溫和平淡的道出觀后感，有不少與創作者闡述及感悟吻合，知音難覓，她還積極引薦她認為合適的影展。月余，在釜山的世界首映，我中途離場，在一角落發呆，眼神越來越濕潤模糊，朦朧中一個略熟悉的身影走近，近到我能看清臉龐，眼前也是一雙濕潤帶紅的雙眼，Hawon坐下跟我一起發呆靜默。
Hawon這第三次好友的落淚，特別無力，因為正在世界首映的《好友》，因為釜山電影中心二號放映廳的投影機原因，全片嚴重偏色。聯合出品人許易楠是最先到達釜山的，在DCP測試中早已發現這個問題，而且在產業場的小放映廳是正確無誤的，其他在二號放映廳試片的電影也有同質問題出現。我電郵所有認識的釜山工作人員，竟然無一回復此技術問題，而此前幾個月的溝通中，釜山影展相關人員的回復都是及時且周到的。后來只有一個回復問我何時到達釜山，說策展人希望面談。
而主要人馬因為臺風，幾乎是在放映前半天才抵達現場。策展人娓娓道來，說影展前兩周，索尼的技術人員來檢查，已經知道二號放映廳的投影系統出了問題，建議更換或者尋找替代方案。而此建議淹沒于官僚體系。因釜山電影中心是釜山市政府的物業，而策展團隊又是相對獨立的工作方式。可想而知，Hawon和我的無力感早已蔓延且屬于末流了。
用中國的詞匯這可以叫公共安全生產事故了。出問題的是投影系統的什么部件？維修耗時耗錢多少？更換耗時耗錢多少？是否可以在眾多臨近標準影院尋找替代場地？換場地對排片的影響可否撫平？在這號稱亞洲最大影展的主場地為何會突發如此嚴重的技術問題？這都是亡羊補牢的邏輯性腦補了。我面對策展人心口如一的訴求是希望取消這個世界首映，但是居然被策展人的外交辭令以及導演的綏靖態度維穩了。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這也許是整個《好友》歷程中我最無法原諒自己的一筆。于是，在整個2018年釜山影展期間，二號放映廳的所有影片都不是以該有的樣子面對觀眾的。而《好友》放映時，觀眾里面坐著一個月前跟我們一起奮戰的韓國調色人員，他們因ACF為本片付出勞動，而ACF隸屬于釜山影展，求老百姓的心理陰影面積。
由此引申一下放映環節的反思，因為放電影也是十分專業的一件事。再分享一則趣事：《長江圖》即將下線，我找了個大牌院線的影城去看。觀影過程中，發現所有字幕（對白及畫面上的詩句）都帶有綠邊框。觀影結束，請出值班經理詢問，不假思索曰：喔，這個電影是膠片拍的，都這樣。我竟無言以對。楞了一會兒，還是好心提醒：你要不要排除法試試其他影廳是不是也這樣？經理離去，兩到三刻鐘的樣子，笑臉相迎回來，再曰：謝謝您的提醒，我們檢查了，剛才那個廳的投影出問題了，下次您再來我請您看電影。我又楞了一會兒，看來這個影城的服務宗旨和德云社是一毛一樣的，不退票。同類的放映問題，不只出現在影院，也出現在一些金字招牌的大公司，曾領教若干。
票房大盤和銀幕數的正相關與日俱增。但就我接觸到的多個城市的部分放映環節觀察（包括影城經營者，院線擴張者，發行放映集團，等），尤其是與基層工作人員的對談中，我大概明白為何我們難有情書式的電影出產，因為在影院工作跟在流水線工作，似乎并沒有太多本質區別。天堂電影院今年多了一位彭小蓮，遺作《請你記住我》毫無疑問是電影情書，片子本身問題很多，但這不是一部2D電影，戴上歷史觀的4D眼鏡去看，價值是成立的。（我好像又離題了。）
Q：你覺得《好友》作為內地粵語片在地方文化的傳播和影視化嘗試中，對于你們創作者留下的思考是什么？
龍：說粵語片有點“地圖炮”了。藝穗影展策展人馮宇先生常用的概念是“嶺南電影”。張獻民老師在策劃階段也提到《好友》是胡炳榴等老前輩的延長線，成片后從文化地理角度延伸到東南亞電影屬性。作為一個“深二代”，我是今年參與藝穗影展的策展工作才認真思考“嶺南”，“電影”，“嶺南電影”的。馮老師說，地理概念上，嶺南電影是大陸版圖內唯一沒有中斷過的電影脈絡。細心的觀眾或迷影也能清楚的分辨出《好友》演員中幾種不同的粵語口音，甚至覺得影響表達和傳達。對生產者留下的思考很多，前面散亂聊到。制作上來說，珠三角地區一直是融資重鎮和拍攝取景熱門地區，但是本地化的生產力要素與經濟體量不太相稱。
楊平道
在魔界拍電影
傳播上來說，珠三角是票房頭牌，生活在經濟改革前沿的民眾向來以實際著稱，《好友》車小，廣東路寬，怎么找到對號入座的觀眾一直是同類影片的難題，北有全國藝聯，東有上海藝聯，黑河騰沖這條線再一劃，南方似乎顯得空蕩蕩的。好比底片式微，但是底片的產量和玩家不會死絕。個體創作來說，視聽貌似比對白語言更具有跨文化潛力，所以無對白無配樂的案例很值得鑒賞分析，可言說的交給哲學，不可言說的留給詩意，《好友》算是有點詩意吧，各花入各眼，學習那個影城和德云社，不退票。
以上是給我的反思，也期待能刺激觀者的反思。因為生產者總有不拍不行的沖動和表達慾望。“主動觀影”的養成才是生物多樣性的體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怪只怪自己眼界窄。
Q：作為《好友》的攝影指導，你在影片拍攝時希望呈現出怎樣的風格或者說美學構思？
龍：這個問題太分裂了。因為身兼多職就是很分裂的行為。年中臨時撤檔的某大片的出品人問我，你雜役如此，最喜歡哪個身分。毫無疑問是攝影，因為拍完基本就不用管了，或者說這個身分最專注。對于普遍患有ADHD的藝術工作者，專注是一種奢侈的享受，眼里只有尋像器。
《集結號》拍攝期間，我仰慕呂樂先生已久，夜晚偶爾帶威士忌前去叨擾，從他身上可以學到一個導演／攝影師的堅持和職業素養。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愛和擅長的風格，攝影師和導演和清潔工一樣，都是一種社會分工，做好本職是應該，最終結果只能盡人事順天命。
《好友》的風格和美學在開拍前就反覆討論過，從畫幅到器材到人員配置。總體是紀錄片的底蘊，是山水和風土的饋贈，我們不生產影像，只是景觀的搬運工。全片手持，幾個不得不上腳架以及兩三個航拍自動穩定的鏡頭，后期還加了模擬抖動。觀眾有的說很暈，有的說很爽。
Q：大陸文藝片目前在市場中還是處在非常弱勢的境地中，今年據我們觀察，文藝片公映大多數都難以回本，你覺得這種局面未來會被改寫嗎？
龍：并不樂觀，出品方們壓力山大。大數據時代，“小數據”就是冗余。《好友》及其同類影片就是小數據。創意產業一直喊“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 but Context is GOD. 內容其實一直受制于渠道和語境，電影面對大眾才多少年，算一下啤酒和手機的制造成本和營銷成本。以前有大鰐覺得玩電影比玩房地產開心多了，資金流轉周期之快。現在大鰐們估計也不好過。金融時報預測全球經濟下行會持續好幾年，電影不是大眾的生活必需品，但有些人不拍片又活不下去。
吃飯永遠是剛需，《好友》當如城中村的不知名蒼蠅館，或者《繁花》里面描述的上海居民社區開的小酒家，別想著網紅爆款，但腔調一直在，老板或者老板娘也愿意與你同溫一壺老酒。蚊子腿也是肉，承蒙不棄，《好友》11月在上海藝聯正式發行，所幸還有各地民間放映的文藝怪咖，順帶延長江流域幾個城市組織了幾場見面會映后談。
好友，一路會友。
Q：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創作你都已經涉獵，你覺得在內地來說，這兩類當前的品質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會是如何？
龍：類型不重要。5G要來了，作為生產者，我很期待“眼鏡的攝錄存儲一體化”，最好還能剪輯輸出。這樣的可穿戴設備，可以讓每個人都成為影像生產的鋼鐵俠，且極大的壓縮溝通成本和傳播成本。作為消費者，我期待影像消費的去中心化和可選擇度，電影在黑暗中集中觀影的模式以及電影節本身都是景觀社會的集大成者，《遁入虛無》《女性癮者》《影像之書》我都是在電影節巨大的黑暗的咳嗽都怕影響旁人的影廳跟很多陌生人一起觀看的，此景此觀，想想都難受。
導演: 讓-呂克·戈達爾
Q：最近你推出了一部實驗短片《邊界計劃》，這部作品是關于什么內容？未來會做更多實驗性作品嗎？
龍：這是又一個自習階段性產出。11月入圍了南方影展的實驗類競賽單元，在韓國DMZ影展有一場放映，之前還在東京，神戶，墨西哥等幾個很小的錄像藝術節展出過。實驗電影前輩調侃我“恭喜你成功降級為實驗片導演”，我調侃自己“人生的路越來越窄了”。這是我和陸正先生妙手偶得的成果。陸正是深圳本地活躍又低調的聲音藝術家，本職是賣廣告的，高手永遠在民間，興趣永遠是最好的老師。《邊界計劃》Live版本首演于2017年波蘭WRO媒體藝術雙年展，那次我因《好友》去了戛納工作坊，完全撞期，陸老板獨自在波蘭，看了200多件作品特別過癮，我在戛納想看下午場的電影，因為沒穿禮服被煞有介事的保安擋于門外（這到底是看電影還是看衣服看景觀？）。
我是兩年后才聽維也納的藝術家朋友說WRO是與林茲齊名的低調奢華大嗨場。在戛納郁悶之際，遇到雷磊老師，喝了一杯啤酒，我說心在波蘭，他說他也有個作品，也叫《邊界計劃》，是歐寧多年前策展邀約的動畫片，也是關于深圳二線關，這個已經從肉體上被消滅但是持續影響著深圳的地緣和心理空間的邊界。陸正睿智，最早的計畫闡述寫得很學（zhuang）術（bi），但確實讓我在思考影像生產的邊界。
前輩如叢峰，毛晨雨也都在用Found Footage進行創作，還有黃偉凱先生多年前的《現實是過去的未來》。這兩年關于Essay Film（很多學術翻譯是散文電影，我傾向論文電影，有些案列偏散，有些重論，還有些被觀眾說是PPT）的討論也多起來，《悲兮魔獸》好像也有人劃入這一類，似乎待商榷。你看，邊界多么的有意思，不禁讓人想起鐘適芳導演的片子《邊界移動兩百年》。
導演: 黃偉凱
是的，這個領域很值得探索。今年本來還要嘗試一個vr的創作，條件不足，等待時機。也希望更多人可以關注和支持，因為真的很辛苦。近年Pitch（提案或創投）之風席捲各地，但這個游戲真的很值得所有參與者反思。有學者說這是影像生產民主化的體現，因為臺下資方買家多樣，方案作者多樣，評審也多樣。這三個多樣充其量說明是市場化吧。民主化要面對的核心是權力和權利問題。實驗片在這方面的可能性大很多。也可以很大程度避免電影工業“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尷尬。
Q：推薦一些近期看到的不錯的影片給導筒的觀眾，國內外皆可。
龍：年初藝穗影展時，幾位老導演的影片記憶深刻，徐星《臘月三十日到來》（看完會很想談戀愛），林鑫《單身女人》（看完會不想談戀愛），張律導演全集（要不，還是談一下？）。片如其人，這些片子都很通透，路徑手法如開水白菜，但又都屬于“你很難看到的影像”系列，尤其前兩部。
Q：接下來有沒有什么新計劃？
龍：接點商業活兒，養家糊口，然后把腦子里漿糊一樣的想法整理成現場。
11月5日星期二 19:30 北京 法國文化中心
11月7日星期四 19:00 長沙 百麗宮影院國金中心店
11月8日星期五 19:00 南京 新街口影城（德基廣場）/20:00 南京 盧米埃影城（紫峰購物廣場店）s
11月9日星期六 14:00 合肥 保利國際影城合肥安糧店
11月10日星期天 10:30 上海 上海大光明影城
詳情可查閱當地影院排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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