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傍晚開始，全球“最強大腦”開始陸續涌向上海滴水湖畔。然而，在包括44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65位全球頂尖科學家中，華人屈指可數，57歲的謝曉亮是其中一位。

謝曉亮抵達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舉辦酒店的時候已是深夜，凌晨2時他尚在準備第二天的工作。10月29日，在主持了近5個小時的世界頂尖科學家青年論壇之后，謝曉亮開始接受澎湃新聞記者（www.kxwhcb.com）的專訪。

“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談及去年的全職回國，謝曉亮如是表示。

他在為北大120周年校慶撰寫的紀念文章中提到，北大是他的人生啟蒙之地，也是他的科研回歸之地。而正式回歸這一刻，距離他第一次離開北大已經33年。

留美的這33載給他帶來了諸多榮譽。謝曉亮被譽為單分子酶學的創始人、單分子生物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相干拉曼散射顯微成像技術和單細胞基因組學的開拓者。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醫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2015年還獲得美國阿爾伯尼獎（Albany）。

當年，謝曉亮和斯坦福大學教授Karl Deisseroth共同摘得該獎項的理由為：表彰兩位杰出學者分別在單分子生物學和光遺傳學等生物醫學研究中做出的技術創新，以及這些技術在醫學上的重要應用，如更好地避免試管嬰兒的遺傳性疾病、了解精神疾病等。謝曉亮也是首位阿爾伯尼獎華人得主。

1998年，謝曉亮36歲，被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系聘為終身教授。這也是改革開放后，哈佛大學聘任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終身教授。

2009年，哈佛任命他為Mallinckrodt化學和化學生物學講席教授。然而，對基礎研究及應用轉化有更大抱負的謝曉亮開始看到，“國家在改革開放后這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回來，是因為這里的研究機會比美國哈佛的更好，這是主要原因。”

謝曉亮認為，國家的持續支持“使中國科研整體水平大有提高”。而在33年前，正是由于“國內的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畢竟有很大差距”，他才出國深造。

2018年7月，56歲的謝曉亮正式全職回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李兆基講席教授、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生物醫學前沿創新中心（原北京大學生物動態光學成像中心“BIOPIC”）主任、未來基因診斷高精尖創新中心主任 。

生物學正在成為一門定量的科學

謝曉亮并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了生物學。

23歲是謝曉亮人生的重要節點。那年，他在北京大學一年碩士生涯結束后選擇遠赴美國，來到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約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博士畢業后又進入芝加哥大學著名物理化學教授格雷厄姆?弗萊明（Graham Fleming）的實驗室做了短暫的博士后。

而在23歲之前，謝曉亮的生活學習幾乎圍繞著燕園。1962年，謝曉亮出生于北大朗潤園，父親謝有暢和母親楊駿英均為北京大學化學系教師。高中畢業后，北京大學化學系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的第一志愿。

謝曉亮北大本科畢業的論文題為用計算機來控制光電化學反應，導師為化學系的電化學專家蔡生民。謝曉亮稱，“他的為人和對我的學術指導對我以后的工作有很深的影響”，也就在那時，謝曉亮意識到“儀器設備上的創新往往可以帶來科學研究的突破”。

在來到美國7年之后，1992年，30歲的謝曉亮作為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科學家加入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PNNL），并組建了自己的獨立實驗小組，很快實現了室溫下單分子的熒光成像。

1998年，謝曉亮和其彼時的博士后在《科學》雜志上首次報道了用熒光顯微鏡實時觀測到單個酶分子（生物催化劑）不斷循環生化反應的動態過程。這項突破性的工作為生物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重要方法。

謝曉亮的實驗室還發明了無需熒光標記的拉曼光譜生物成像技術。這種新方法使快速非線性拉曼生物成像成為現實，破除了拉曼光譜應用于生物影像的限制枷鎖。

上世紀90年代的這兩項工作的相關論文，也是謝曉亮實驗室迄今為止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

1998年，謝曉亮被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系聘為終身教授。2006年，在分子生物學深耕才3年的謝曉亮就帶領團隊在《科學》和《自然》雜志上同時發表論文，首次報道了活體細菌細胞中蛋白質分子一個一個隨機產生的實時觀察，定量描述了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

談論他擅長的“跨學科”，謝曉亮認為這是超越導師的必經之路。“如果一直做實驗室里原來的研究，你是很難超越你的導師的，你需要開拓屬于你自己的新領域。”

實際上，早在大學階段，謝曉亮的學習興趣就非常廣泛。他旁聽了許多其他院系開設的課程，如物理系的四大力學：經典力學、量子力學、統計力學、電動力學以及無線電系的電子學課，數學系的概率統計課等，這些“跨學科”的知識積累使他受益匪淺。

在大一暑假，他就體會了一次“跨學科”帶來的小小成就感。謝曉亮在回憶文章中特地提到，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自學計算機編程的他發現了離子晶體的能量是一個無窮級數，需要大的計算量，于是試著寫Fortran程序來計算晶體結構的能量。這對當時學化學的他來說，首次用計算機解決這樣一個“跨學科”問題，還是非常欣喜的。

對于其最后選擇進入生物領域，謝曉亮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生命科學未知的東西很多，它有無窮多的問題，基因調控、細胞分化、發育生物學都解決了，還有大腦的問題。”

對謝曉亮來說，他此前更為熟悉的化學和物理是“相對古老的學科”。“我教普通化學的內容都是一二百年前的，但是你要教分子生物學，那些發明者，或者真正推動領域往前走的人，還都健在，所以它是新興學科。”

而在其大學時期，他認為生物是“枯燥的，需要不斷記憶，它有很多定性的描述”。“我覺得生物學正在變成一個定量的科學，從一個數據稀少的科學，變為一個數據豐富、大數據的科學。”

謝曉亮提到“轉行”的初衷時表示，“因為這樣，有數理背景的人就可以有所作為，可以有所貢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對生物學越來越感興趣，生物科學確實有很多奧秘，有待被解決，而且跟人們的健康相關。”

“癌癥早期檢測”雖有忽悠，但不能證明它不重要

近年來，謝曉亮工作的重點在于將其突破性的基礎研究向臨床轉化，而將這兩者都能出色完成的科學家并不多。

他的第一個科研成果轉化是把發明的無熒光標記非線性拉曼成像技術應用在腦外科腫瘤切除手術中區分腫瘤邊緣。和傳統的核磁成像、光學顯微鏡技術相比，快速拉曼光學成像技術看細胞無需標記，可以大幅度加快手術中腫瘤邊緣的鑒別，現在已經被產品化并試用于腦外科醫生們的手術中。

另外，DNA雙螺旋結構在謝曉亮看來是上世紀最偉大的發明。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讀懂人類基因在生物醫療領域日益凸顯地位，謝曉亮的實驗室繼續轉型，開始從事單細胞基因組的研究。

2011年，其實驗室研發出一種新型DNA測序儀；2012年，團隊又發明了MALBAC單細胞DNA擴增技術，能為單個人體細胞進行DNA測序。簡單來說，MALBAC技術可以均勻地放大單個人體細胞的全基因組，人類基因組序列中30億對堿基中即使存在一個堿基異常，理論上來說也能被檢測到。這大大彌補了此前技術不夠靈敏和精準。

值得一提的是，MALBAC技術已產業化應用于遺傳病的孕前精準防控等領域。謝曉亮仍在哈佛任教時，就與北醫三院喬杰團隊、北大湯富酬團隊合作，成功地將高MALBAC運用到體外受精的胚胎檢測中。

2014年，第一個 “MALBAC 嬰兒” 在中國誕生。迄今為止，已經有超過一千例不攜帶父母基因缺陷的健康的 “MALBAC 寶寶” 在中國出生。

談及這種單基因遺傳疾病的治療，謝曉亮表示，目前已知有六千多種單基因遺傳疾病。在更為普遍的情況下，患者體細胞里同一個基因有兩個拷貝，致病基因一般只是其中一個，這就意味著患者的致病基因有50%的幾率傳給下一代。他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利用MALBAC篩選和移植無致病基因的受精卵。

謝曉亮還特別提及，目前對單基因遺傳疾病來說，“篩選再移植”已經足夠解決問題，而無需對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

另外，MALBAC技術還正在嘗試運用于癌癥的早期檢測。謝曉亮提到，生命無外乎生和死，癌癥則是死的罪魁禍首，中國人一生得癌癥的幾率是22%（《2014年最新研究解析中國腫瘤流行病譜》數據），死于癌癥幾率12%。

“為了減少這么高的死亡率，當然要有治療癌癥的藥，比如免疫治療、靶向治療等。但是真正要把這個幾率數給降下來，應該是通過癌癥的早期檢測，癌癥的早期檢測需要DNA的測序。”謝曉亮表示。

謝曉亮團隊目前尚在攻克通過對血液里DNA測序來進行癌癥的早期篩查。一般來說，當細胞發生癌變但尚未形成病灶之前，就會在體液中出現腫瘤的標志物，包括microRNA（miRNA）、循環腫瘤DNA（ctDNA）、蛋白質、外泌體和循環腫瘤細胞（CTCs）等。

實際上，這種所謂的“滴血驗癌”方法此前外界已略有所知。被稱為“女版喬布斯”的伊麗莎白·霍爾姆斯（Elizabeth Holmes）創立的美國硅谷明星公司Theranos一度風光無二，但2017年前后騙局被拆穿。Theranos提供的服務即為通過幾滴血檢測出包括膽固醇和癌癥在內的200多種不同指標。

“我們實驗室現在就在做，外面有很多人在忽悠造假，但是這不證明它不重要。”謝曉亮表示。據其介紹，“實驗室目前有進展，但還不到公布的時候。”具體來說，特異性方面（即一旦測出有癌癥即意味著的確患有癌癥）已達到80%-90%，但是靈敏度還有待提高，“也就是說有癌癥的話不一定能測出來，現在只是40%-50%，如果能把靈敏度測到80%-90%，那就會很好。”

“中國什么時候能在科學技術上拿這么多金牌？這還來日方長”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期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諾貝爾獎比較也是熱門話題之一。

談及中國在諾獎級成就方面的缺乏，謝曉亮對澎湃新聞記者回憶，“我2008年來北京看奧運會，中國拿最多的金牌，當時我的一個感受是，中國什么時候能在科學技術上拿這么多金牌？這還來日方長。”

“但是我覺得中國已經開始積累了，日本也是前期經過很長時間積累，我覺得我們整體水平在往上走。”謝曉亮同時認為，“當然我們跟美國的差距還是蠻大的，這個差距也是一個整體水平的差距。”

談及為何在美國33年之后選擇全職回歸北大，謝曉亮表示，“當然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雖然我的父母還在這里，但是可以這么說，這是一個職業選擇，我回來是因為我覺得在中國、在北京大學，我的研究機會比在我美國哈佛的還好，包括我能得到的資金支持，跟醫師的合作等。 ”

2019年8月16日，謝曉亮在著名學術期刊 CELL 雜志上發表《疾病沒有國界，科研亦應如是》一文，其中也同樣提到：我做這個決定絕非易事，考量很多：如盡孝父母、回饋母校、回報祖國等，但最重要的還是科研。我回來主要是因為在北京能有更好的科研機會，這也真實反映出我在美期間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

謝曉亮在上述文章中強調，其個人的科研經歷就可以證明中美之間的開放合作受益的是全世界。他呼吁：為了追求真理，揭秘自然，解決全球性的時代難題，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必須攜手合作。唯有合作，方能共贏。

對回國后的謝曉亮而言，最期待的或許是看到自己的基礎研究成果讓更多的人受益。他至今仍然記得自己在2014年9月19日那天抱著第一例“MALBAC嬰兒”時內心的那份激動。今年9月，這名首例“MALBAC嬰兒”在剛過5歲生日之際送來了一份手工禮物，謝曉亮不禁感慨，“這禮物太有意義，比什么獎都珍貴”。

他在國內的抱負遠不止于此，他的研究團隊正致力于開發和改進單細胞全基因組擴增及測序技術，嘗試憑借頂尖的技術提高輔助生殖治療的成功率，有效預防出生缺陷，為優生優育和腫瘤個體化診斷領域提供更精準的醫學檢測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