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陳冰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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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是中國近代來華記者群中一個顯赫的名字，他先后擔任清末民初《泰晤士報》駐京首席記者和中華民國政府顧問，為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四位總統服務。他的報道為他贏得了矚目的聲譽，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認為：“有必要關注20世紀初其他許多駐北京的年輕記者，他們大多在莫理循的絢爛光環下變成了小人物。”可見其聲譽之隆。學界對莫理循的評價既有質疑的聲音，也不乏褒獎之詞，例如：“從1897年2月被任命《泰晤士報》常駐北京記者開始到1918年12月離開中國，將近二十二年間，莫理循的足跡遍及除西藏外的整個中國，歷盡千辛萬苦。他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人民，其水平超越了同時代來華的所有洋客。豐富多彩的經歷使他能以獨特的眼光透視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

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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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中年時回憶說：“我喜歡游牧人東飄西蕩的生活，喜歡單槍匹馬走上旅途。”這種獨自闖蕩的愛好從他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并且貫穿了一生。1879年2月，莫理循剛過完17歲生日之后不久（一說是16歲），便徒步從家鄉季隆走到昆斯克利夫，用時近6個小時，將近21英里，然后又徒步折回。這應該是莫理循進行的第一次單獨徒步旅行，而這僅僅是小試牛刀而已，其后的一生中，他進行的探險式旅行非常多（包括在中國境內的數次旅行）。下表展示的是他來中國前的探險旅行經歷：

莫理循來中國前的探險旅行經歷

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莫理循從非常年輕時就養成了“探險——寫作”的習慣。新幾內亞探險慘敗之后，他來到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繼續求學。經過兩年半學習，1887年8月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他先到美國和牙買加游歷了一番，然后去了西班牙，在那兒先當了一年醫生，后來因為無法忍受上司而辭職，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處游蕩，花光了所有錢。1890年底，窮困潦倒的他回到澳大利亞，在巴拉臘特做了一年住院外科醫生，最后又因為和上司矛盾重重而不得不辭職。來中國以前，莫理循的經歷大致如此。莫理循成年后，在澳大利亞居住的時間可謂屈指可數。他的骨子里似乎總有一種往外跑、探尋外部世界的沖動。在給母親的信中，他曾寫到：“我真誠地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功成名就，名揚四海……您要求我不要冒無謂的風險，可是我不是那種稍有危險就退避三舍的人”。探險、旅行是莫理循的愛好，成名是他的渴望。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莫理循的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在考慮未來的時候，除非迫不得已，安穩不會是一個考慮的因素，至少不會被放在首位。當有一個新的、他從未體驗過的機會放在他面前時（擔任接近權力中心的中國政府顧問），這對于他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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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對中國人民抱有一種真摯的感情，這種感情在他決定去留時應該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西方人的眼里，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詞，中國人則是野蠻的民族。莫理循來中國以前，對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并不了解，對中國和中國人抱有的是大多數西方人都有的看法。然而，在中國的第一次長途旅行改變了莫理循原有的成見。1894年2月，莫理循先從上海出發，溯江而上到達重慶，然后穿過中國西部、克欽山脈抵達緬甸邊境。在他后來根據此行寫成的、也是他唯一的游記開篇，他這樣寫道：“下面的敘述會告訴讀者，這趟旅行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和我的同胞一樣，我帶著對中國人強烈的反感去了中國。但是，那種感覺早已被一種強烈的同情心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在穿越和歐洲一樣大的中國幾省時，中國人給我的感覺始終是友善、殷勤、好客。”

莫理循與跟隨了他近二十年的老管家孫天祿。

當時的中國內地，山川秀美，但人民生活貧窮。在一些地區，人們飽受傳染病的折磨，遇上饑荒和瘟疫，更是餓殍遍野。莫理循非常欣賞中國美麗的景色，在他的游記中總能看到對秀美景色的描述和贊嘆。對于溺嬰、災荒時賣女為奴、酷刑、萬人坑等現象，他通常采取白描的方式，而非居高臨下的評論。對于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指控，如不懂感恩、野蠻殺嬰、不開化等，他并不同意。例如，他戲謔地寫道：“中國可能不開化，渴望教會的拯救，但中國有一套過分講究的禮儀，當我們高貴的英國人正在森林覓食、用破布掩蓋野蠻相時，許多現代文明中最受人推崇的禮節已經在這里出現了。”類似的為中國或者中國人的辯護在游記中很常見。有學者認為，莫理循雖然對中國人抱有同情和感激，但他是“站在英國的立場上和帶著他生活在英帝國主義氛圍中所產生的強大的優越感來敘述這種情緒的。”這或許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但如果把莫理循放在那個東西方實力懸殊的時代背景里考察，我們會對他有更好的理解。從1750到1900年這一階段，西方世界性的擴張基本完成，其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國最初興起與中華帝國最終衰落。1792年馬戛爾尼訪華時，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實體，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歐洲。而到了1850年前后，即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跌到了只占世界的15%左右。西方的中國形象，從“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的美好轉變成“專制、停滯、野蠻的中華帝國”形象。可以想象，彼時英國意氣風發，中國病態懨懨，對比何等強烈。莫理循雖是澳大利亞人，但作為大英帝國的成員，在態度上帶有某種優越感在所難免，沒有優越感則可算是超脫了。

在1894年的中國西南行之后，莫理循又在中國進行了兩次長途旅行。1906年底到1907年，他從北京出發，途徑開封、漢口、長沙、桂林，最后到達河內，考察了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廣西、廣東、云南、四川等省。1910年1月到7月，又對中國西部的陜西、甘肅、新疆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考察。旅行期間，莫理循報道了清末新政的成果。1907年9月，他回倫敦期間應邀在中國協會的年會上發表演說，內容充滿了對中國的樂觀之情。認為“中國有許多方面需要批評，但值得贊揚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識的覺醒，西式教育的傳播，改變軍隊的嘗試和國內新聞界的成長，舉國一致支持政府禁煙的努力。這一切都表現出中國人令人驚奇的坦率和勇氣。”莫理循很重視調查取證，他游遍了除西藏外的中國、特別是中國內陸腹地，看到的現實比一般中國人還多，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比一般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除此之外，他還博覽群書、注重收藏和閱讀和中國相關的各類西文書籍（龐大的莫理循書庫便是明證），并且總能把旅行見聞和看過的相關著作聯系起來加以評價、比較，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歷史已經證明了清廷的腐敗和崩潰，當時莫理循對中國前途的樂觀，其中很大程度上摻雜了他對這個國家歷史的了解和對人民的感情。后來莫理循接受政府顧問一職時，也很關心“怎樣使‘新中國’凝聚成一個穩定而又進步的政治實體，大踏步邁進20世紀的主流社會。”[ix]對于只活了58歲的莫理循而言，中國是他留下了最深的人生烙印的地方，中國之于他，并非僅是冒險發家的地方那么簡單。

莫理循對中國人的感情從他留下的和仆人的許多合照中也可見一斑。最經典的一張照片，是1905年莫理循手執帽子、和兩名仆人的孩子一起坐在家中院子的臺階上所拍，照片中人微帶笑意，氣氛和諧。1920年5月，莫理循在臨終前還盼著能回北京。他的妻子曾告訴朋友：“我想，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讓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愛的環境和朋友們的中間。”在他臨終前給老東家北巖(LordNorthcliffe)的回信中，他動情地寫道：“我對身邊的事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感興趣過，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渴望和遠東（特別是中國人）保持接觸。自從我生病后，中國人對內子和我一直極其友善，而且關懷備至。”他在日記中也寫道：“我一直珍藏著的一個希望就是回到中國。我不愿意死，但如果回天無力，我要死在中國，死在多年來對我關懷備至的中國人中。”

莫理循在住宅里，與仆人的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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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初識袁世凱是在1898年1月、后者在天津小站練兵之時，但兩人真正的認識和交往，是從1902年3月、莫理循前往直隸省首府保定拜見袁世凱開始的。到1912年莫理循從《泰晤士報》辭職那一年，莫、袁之間的友好關系已長達十年。1909年1月，袁世凱被清廷罷職時，莫理循對此感到忿忿不平。辛亥革命爆發前，莫理循就寫成了一篇關于袁世凱生平的備忘錄，并在革命期間發表。辛亥革命爆發后，他花了大量篇幅報道袁世凱。根據竇坤的考證，特別是1911年11月16日之后，莫理循明確地把支持袁世凱擔任共和國總統作為他的主要報道和活動內容。從1911年11月下旬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近3個月時間里，莫理循主要為袁世凱做了六件事：一、游說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為總統。二、游說日本外交官改變君主立憲立場。三、將英國和日本對袁世凱施加壓力的行為公諸于報紙，間接地達到促使日本盡早放棄君主立憲立場的目的。四、發起洋商通電清帝退位活動。五、為袁世凱“體面地”當上總統出謀劃策。六、反對遷都南京，提出獨創性計劃。當時，他雖然還是《泰晤士報》記者，但身份已經悄悄開始發生變化——從置身事外的觀察家轉化為中國事務的直接參與者。

莫理循長期支持袁世凱、又為袁世凱順利當上大總統幫了大忙，袁聘他為顧問以及他接受聘書，似乎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對于袁的聘書，莫理循并沒有馬上接受。當時，他正心急火燎地等待求婚對象的父親的回信，為不確定對方會否同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而感到憂心忡忡。1912年7月，對方回信答應了他們的婚事。7月底，他打電話給袁世凱的幕僚蔡廷干，表示愿意擔任政治顧問，8月2日，蔡廷干寫信確認了他的任命：“隨函附上文件。它既不是一紙協議，也不是一份合同，更算不得是件契約。它是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主動地、由衷地向你發出，并由你自己簽字，表示接受和認可的一份聘書。它是中國從未向任何外籍人士發出過的最榮耀的聘任書。”聘書中注明莫理循的任期為五年，待遇包括年薪3500英鎊，房屋津貼250英鎊，雇傭機要秘書津貼200英鎊，總額為每年3950英鎊，配給一名中文譯員，旅費另算，每年兩個月帶薪休假。袁世凱開出的薪酬，幾乎是《泰晤士報》的三、四倍。之后，莫理循帶著未婚妻在英國完婚，而當時倫敦對莫理循成為中國政府顧問的消息反響相當熱烈。

相比對袁世凱的熱情態度，莫理循和與他同為駐華名記的澳大利亞老鄉端納(William H. Donald)一樣，對當時的孫中山嗤之以鼻，認為孫的救國計劃不過是罔顧中國現實的烏托邦。和袁世凱長期的友好關系是莫理循接受聘書的重要原因。如果沒有這層關系，他未必會只因為薪水高而選擇繼續留在中國。

袁世凱

莫理循在《泰晤士報》的頂頭上司是國外新聞部主任瓦倫丁?姬樂爾（Sir Valentine Chirol）。姬樂爾曾任《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記者，在英國外交部工作四年后進入《泰晤士報》，比莫理循年長10歲，在莫入職時，他還是國外新聞部主任助理。莫理循和姬樂爾最大的分歧在于他們對日本的態度和對中國前途的看法。莫理循原本主張英國聯日抑俄，日俄戰爭可說是他一手促成的，因為他在其中的斡旋和推波助瀾，這場戰爭也被稱為“莫理循的戰爭”。日俄戰爭后，特別是在1906年4月之后，日本在中國東三省的所作所為使莫理循原本親日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逆轉。英國對日本所做作為的默許，使莫理循對英國也失去了信心。在抨擊日本的同時，他開始積極報道清廷的新政。他對清末新政的樂觀和上司姬樂爾、同事濮蘭德(J.O.P Bland）的悲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使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大為緊張。

及至1908年，《泰晤士報》處于改組的關鍵時期，莫理循和姬樂爾之間的怨恨卻越結越深。例如，姬樂爾認為莫理循一封有關中國外交關系的電文完全背離了《泰晤士報》的政策，因此必須行駛控制權。他在給莫理循的信中說：“最嚴重的問題是您對日本所表現出來的公開而又令人難以接受的敵意。您必須明白，這完全和《泰晤士報》以及英國政府的政策大相徑庭……”他敦促莫理循必須從大英帝國的角度看問題。這次矛盾導致他們之間通信中斷了好幾個月。

莫理循揭露日本人在滿洲的所作所為的電報總是被姬樂爾封殺或刪改。1910年，在和改組后的報社新業主北巖男爵的一次談話中，北巖問他何時回北京，莫理循諷刺地說他認為回去毫無用處，因為他已兩年沒工作了。言下之意，就是指他的報道被刪改或禁登之事。1909年，日本邀請姬樂爾訪日，姬樂爾提議日方同時邀請莫理循，認為這樣能改變莫對日的反對立場，但事實卻適得其反。

莫理循還認為姬樂爾是他成功道路上的障礙。除了壓制莫理循的報道之外，姬樂爾的確當過莫氏職業生涯的絆腳石。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曾有意任命莫理循為駐北京公使，他向姬樂爾征詢意見，姬持反對態度，理由是莫理循過于親華。擔任英國駐北京公使是莫理循向來的職業抱負，姬樂爾這么做，無疑是斷送了莫理循在政治上的前途。最終莫沒能當上公使，錯失了一次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大好機會，兩人的關系這時已經無法改善。1911年，在得知姬樂爾要去中東旅行6個月后，莫理循干脆尖酸地希望他最好能一去不回。兩人的關系得到表面的緩解，是在1912年、姬樂爾因為被封爵而要退休之時。當時主編白克爾(GeorgeBuckle)勸莫理循表示一下，莫只好給姬樂爾發去一封賀信。

《泰晤士報》改組后，莫理循和新東家北巖男爵的關系也非常一般。莫理循評價北巖是個善變的人，在雇員之間挑撥離間。后來莫理循受聘成為中國政府顧問時，北巖沒有向他表示祝賀，甚至壓根就沒有跟他聯系。在莫理循去世前不久兩人才再次聯系，而且還是病入膏肓的莫理循主動去拜訪北巖。總的來說，在《泰晤士報》的頭幾年，莫理循可說是順風順水，但后來他和上司的關系每況愈下，使他感到越來越憋屈，有一種被處處壓制的感覺。回觀莫理循到《泰晤士報》以前的短暫醫生職業生涯，可以發現和上司交惡是他的“慣犯”，這或許是他總抱有鮮明的立場并從不輕易妥協的性格所致。“和報社編輯意見沖突是駐外記者常見的一種職業性煩惱，加上莫理循決不妥協的性格，他就更感煩惱。在了工作15年后，他和英國雇主之間的關系開始漸漸疏遠，更加認同中國。”

作為記者，莫理循的職業生涯極其成功。他的報道覆蓋了清末民初中國發生的所有大事：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辛亥革命、清帝遜位等等。此外，他的家庭圖書館和他繁忙的社交活動為他營造了一個龐大的人脈網絡，據統計，他在北京期間共結交了至少100名在華外國人和至少35名中國人，其中包括中外達官顯貴和各類專業人士。人際關系網使他總能獲得及時的一手消息，工作起來得心應手，也獲得了廣泛的信任，幾乎每天都有不同國籍的外交人員向他討教。連他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也在外國人圈子中被稱為莫理循大街。但是，他厭倦了工作，甚至厭倦了自己。他給在香港《遠東評論》雜志任編輯的澳大利亞老鄉普拉特（LionelPratt）寫信，表達了對在中國工作的厭倦和對在澳大利亞老家過平靜生活的向往：“我厭倦了沒完沒了的緊張工作狀態。每天總是很晚回家，工作沒有規律，艱難地從留言中摘出事實，費盡心機了解中國人的行為動機。我想在澳大利亞找個鄉村平靜地定居下來……”他厭倦了作為記者只能“沒完沒了地討論”各種中國問題而不能起到實質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都只在理論上感興趣，都只能在口頭上討論這些問題，而沒有做任何實際工作。我打算……在不太老之前做點兒事。”他經常抱怨自己整天只為他人做嫁衣裳。

莫理循從小胸懷抱負，18歲編輯澳大利亞探險集時，便在前言中表明自己要做一番大事業的志向。作為探險家、記者，莫理循已經取得了成功。但成就一番大事業的抱負仍然在他的心中激蕩，他曾希望自己能擔任英國駐北京公使，但沒能如愿。如今雖然作為著名記者，在外國駐華使節和中國達官顯貴中都如魚得水，卻只能在報紙上紙上談兵，這樣的生活對莫理循來說已經毫無新意。加上當時疾病纏身，莫理循對新聞工作更加意興闌珊。

從莫理循的日記可以看到，早在1904-1905年，他就患有各種疾病：鼻出血、痔瘡、風濕病、痛風、消化不良、陰囊積水和睪丸炎。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心情十分壓抑，真想自殺”。1912年，50歲的他又患上滑膜炎，身體非常糟糕。同時，他的經濟狀況也陷入了相當窘迫的境地。家里賬目一塌糊涂，錢總是花得很快，他甚至無法負擔住宅和圖書館的日常開支。“我已經透支200元，欠書商200元……前景很不樂觀。”他甚至開始變賣收藏品。

雖然身體和經濟狀況都很糟糕，但與此同時，莫理循又陷入了新一輪的戀愛掙扎中。1911年，他一頭扎進了一個叫蓓西的澳大利亞姑娘的溫柔陷阱里，不過他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1912年4月，莫理循發現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自己的助理珍妮?羅賓(Jennie W. Robin)——之前在澳大利亞登報聘來的秘書，便馬上向對方吐露心聲并獲得了對方的答應。這意味著他馬上就要告別50年的單身漢生活了。與此同時，他的腦海里一直縈繞著回澳大利亞的念頭，而這次返鄉和以往年輕時的每一次都將不同，一則他年紀大了，返鄉如果成行，很有可能余生都會在家鄉度過。二則他不再是一個人了，他很快就會結婚，作為丈夫和一家之主，他必須為家庭的未來做周全考慮。1912年5月17日，莫理循給《泰晤士報》主編白克爾寫信，詢問如果現在退休，報社能否給他一筆退休金。白克爾回信說莫理循并不符合相關條件，不能享受退休金。莫理循寫信給白克爾之前，袁世凱已經向他拋出了橄欖枝，莫理循還沒有答應，當時他還在等珍妮父親的回信。如前所述，他是在7月底接受袁世凱聘書的。從4月到7月，短短幾個月間，他的個人生活發生了這么一連串的事件：他向珍妮表白—袁世凱有意聘任—他寫信詢問退休金遭拒——收到珍妮父親回信應允—接受袁世凱聘書。從中可以看出，他沒有馬上接受袁世凱的聘書，說明他當時回澳大利亞的念頭還是比較強烈的；他也沒有在寫給報社上司的信中事先透露袁世凱的聘書，說明他無意利用可能的新東家來“威脅”舊東家給他提薪或劃撥退休金。珍妮父親的回信是他決定去留的關鍵：如果婚事告吹，他可能會選擇獨自回澳大利亞（即使沒有《泰晤士報》提供的退休金）；如果婚事成功，他就得考慮養家糊口的現實問題，而袁世凱開出的優厚待遇就顯得很有誘惑力了。

莫理循和他在北京出生的三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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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因素，我們可以還原出在1912年那個決定棄文從政的時刻，莫理循是怎樣的一種狀態：當時他已經在中國工作、生活了十五年（1897-1912），他在這里建基立業，擁有眾多的人脈關系，享有人們對他的尊重。但另一方面，和上司的意見相左、長期交惡使他悶悶不樂，同時又身染數疾、對職業厭倦、經濟困窘，回澳大利亞故鄉的念頭不停縈繞在他的腦海。而這種告老還鄉、享受寧靜的生活又和他本身愛好闖蕩、不憚冒險的性格是大相徑庭的，可見當時的現實是多么令他無奈。如果莫理循還是孤身一人，獨自返鄉也未嘗不可（即使沒有退休金）。然而，偏偏天意弄人，他發現自己無可救藥地愛上了比自己小28歲的助理，對方的父親也應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這時，去留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他身上還要擔負起為家庭未來負責的重任。接受袁世凱的聘書，對于他來說是最現實可行的一條道路：在職業上他能換一個工作、擺脫他感到厭倦的記者行業；在經濟上能幫他養家糊口和維持自己龐大的私人圖書館；在感情上他能繼續留在熟悉的中國，在性格層面上又符合他本身的個性，還能幫助他實現長久以來的政治抱負。因此，莫理循做出從《泰晤士報》辭職、擔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的決定，實乃當時種種復雜處境所致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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