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可死亡是我們可以拖延，但永遠無法逃避的終點，如果不多去了解我們的人生旅程的終點，又是怎么能走好這一生呢。

泰戈爾有句詩“生如夏花之璀璨，死如秋葉之靜美”。如果可以選擇一種離開的方式，那么在一個樹影斑駁的午后，攥著親人的手，聽著他們念著詩句、新聞或者此前生活的點點滴滴，安然的閉上雙眼，不帶遺憾的離去，會是人生的一種完滿結局。

可生命并不是這么詩意般的存在，我們不知道，平淡到無聊的吃飯，也許是最后的晚餐；莫名的爭吵，也許是最不愿留下的告別。就像我們無法選擇生一樣，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選擇死。

醫學的發展，雖然沒帶來逃避死亡的奇跡，但卻給我們爭取了一些希望。但正像一位美國醫生墓志銘上寫到的“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現代醫學并不能夠將所有人從死神的手里搶回來，只是給了我們一些時間。

在這段時間里，我們不能選擇躲開死亡，但我們可以去考慮死亡對于自己，對于親人的后果，考慮在有尊嚴的死去和無質量的茍活之間進行選擇，是體面的向這個世界告別，還是勇敢的去抗爭死亡。

在這段時間里，有著頑強生命力的不舍，也有著在生命和金錢之間選擇的無奈，有著情感的隱忍與迸發，更有著人世間最動人卻也最殘忍的故事。

第六個療程

年輕的爸爸媽媽開著一輛破舊的面包車，把三歲的真真送到醫院，她被確診為急性白血病患者。這種病的標準治療有六個療程，大概要30萬元，和大多數父母一樣，真真的爸媽是借錢送孩子去治病的。

一般有了重病的孩子會出現兩種極端的表現，一種是異常的暴躁，一種是超出年齡的成熟，真真是后者，很乖，話不多，也很體諒父母。醫院一住下就是半年多時間，五個多療程，日復一日，爸爸做飯，媽媽護理。

化療過程中，每個病人的身體狀況都有一個波動期，白細胞降低，抵抗力也隨之下降，如果扛過那幾天，一切都會好起來。在大夫眼中，這一切都經歷的太多習以為常，而父母的心理，每一次都像是鬼門關。

在這過程中，高燒降下來一度，父母就猶如看到希望一般。有時候，真真的父母晚上會出去小喝一頓；病房里的幾個孩子的爸爸，有時候會一起出去聚一下，把自己喝醉，連醫生也很好奇，孩子都這樣，他們怎么喝的下去酒。但不管前一天喝得多醉，第二天一早依然早早的守在病床前，開始一天的照顧。在日復一日的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壓力下，可能也只有一頓酒才能讓他們稍有放松。

真真的前幾個療程非常順利，一關一關的闖了過去，接下來就是要做決定做最后一個療程了，真真媽媽心疼孩子，不想再看孩子受苦了，可爸爸很堅決，都到這了，再堅持一下。盡管做完最后一個療程，真真的治愈率也不過60%。

第六個療程開始的兩周后，真真出現了感染，媽媽開始懊悔了。隨著感染加重，真真的白細胞接近于0，感染也逐漸擴散到了大腦，真真陷入了昏迷，從抽搐到心肺功能衰竭，大概持續了半天時間，真真還是被帶走了。

那一刻，媽媽瘋狂的抽打著爸爸，嘴里喊著，“讓你別上，你偏要上”，之后她呆坐在床邊很久，緩緩地抱著真真，臉貼著臉的哭了幾個小時，誰都不許碰。爸爸就在一旁站著，看著，沒哭，也沒出聲。

最后，媽媽給孩子梳頭、擦洗、更衣，嘴里喃喃：好了以后帶你上哪兒玩啊，給你買啥好吃的啊，你想要啥玩具啊。

幾個月后，他們再一次來到了醫院，跟大夫打招呼道謝，大夫問他們怎么來了，他們輕聲地說，“我們來看看其他的孩子”。

放心的去吧

姥姥生病了。一開始她以為是便秘，并沒有當回事，也不想給家里人添麻煩去醫院，就一直沒說。沒多久姥姥的肚子膨脹起來。爸媽都是醫生，看了這個情況覺得不對，就趕緊送姥姥去醫院檢查。

結腸癌，而且已經有腸梗阻了。

醫生說不能做根治性手術了，于是給姥姥做了腸造口術，姥姥很愛干凈，造口對她來說既不方便又很痛苦，但她也不愿給家里人多添麻煩，一直堅持著，兩年過去了，姥姥的病情逐漸惡化，她執意不去醫院，當醫生的爸媽也知道，這個情況去了醫院也沒什么辦法。

一天，媽媽把我叫回家里，“姥姥可能不行了”，我的心咯噔一下，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那，都默不作聲，看著越來越虛弱的姥姥。我提議去醫院的時候，媽媽咬咬牙，堅決不同意，“我們就這樣陪著她走吧。”

姥姥的呼吸越來越弱，她的嘴微微動著，媽媽湊了上去，把耳朵貼到了姥姥嘴邊，我不知道姥姥說了些什么，媽媽后來也沒告訴我，但我看見媽媽再次把嘴湊到了姥姥耳邊。

我以為這時候媽媽會安慰姥姥，說堅持一下，會好的之類的話。可媽媽說的那句話讓我的淚水瞬間決堤，永遠也忘不掉。“媽，你放心的去吧，我們都會照顧好自己。”

姥姥似乎聽到了，眼角一股熱淚流了下來，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最后的選擇

大偉醫科大學畢業后做了幾年內科醫生，80年代末趕上了出國的大潮，國外進修之后，先從醫，后做藥，逐漸做到跨國藥企的亞洲總裁，膝下一雙兒女，也算人生圓滿。

隨著社會地位的提升，應酬也逐漸增多，大偉在2005年春節后，經常感到餐后腹部深處疼痛，向后背放射。自己的醫學知識給他敲響了警鐘，隨后去醫院做了CT——胰腺癌，已經有腹腔淋巴轉移。

雖然做過醫生，大偉依然表現出了在醫學教科書中所描述的癌癥患者剛剛得知病情的那種不確信甚至是否定。他找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專家老同學，追問診斷技術是否成熟，會不會搞錯？沒有黃疸的胰腺癌是不是手術能根治。

像大多數病患一樣，大偉希望在自己身上能夠出現奇跡，要么是誤診，要么是可以痊愈。但很快，理智就讓大偉進入了對未來的選擇狀態。他又找老同學吃了頓飯，從專家嘴里得到關于自己病癥最明確的說明。

他得知在南方一家醫院可以進行肝胰聯合移植治療，但這項手術當時在全國也只進行了不多的幾例，而且患者都沒能長期存活。但他還是依然踏上了可能一去無返的南飛旅程。

幾個月后，他的老同學接到了他的電話，本以為是喜訊，可電話那邊卻是大偉虛弱的聲音，“我快不行了，謝謝你最后對我的病講實話，本應該跟你多聚聚，可我沒時間了。手術不太成功，但是我不后悔，就算失敗，也留下個失敗的病例，也算做貢獻了……”

這是手術一周后，病情加重的大偉，要求用電話向一些朋友告別時留下的話。

而在手術前，大偉做了三件事，公正了遺囑；陪才6歲的小兒子玩了幾天，告訴他爸爸會離開很久，要聽媽媽的話；照了相，把他最后的俊朗帥氣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