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重返“后現代狀態”

1979年，利奧塔應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學委員會的請求而寫作的《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問世，很快這個“報告”就成為學界議論的焦點，1984年被譯成英文版后，更是風靡一時，而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宏大敘事”，“合法化”，“元話語”或者“元敘事”，“語言游戲”等，已被其他人文學科廣泛借用，成為各自研究領域里的理論抓手。而在40年過去的今天，這本書不僅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其效用，反而因歲月的汰洗愈見其思想的深刻和豐富，從中更可發現其對今日的“知識狀態”的富有啟發的預見性，這本書也因之成為經典。

在談論后現代問題的人里，利奧塔并不是第一個，但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問世之后，他卻可以說是成了第一人。而之所以這本書能夠獲得這樣的影響，與他在這本書里的對自己的兩種才能的運用密不可分。利奧塔曾對其朋友伍萊德·高澤西（Wald Godzich）說自己曾一度被兩種職業所吸引，一是小說家，二是僧侶，“想寫小說，因為只有虛構故事，尚可保持住生存和‘狀況’的能力。想當僧侶，因為苦行和沉思才適合思想的勞作，思想乃最崇高的追求，需要身心的全部投入”。（Wald Godzich：《利奧塔與〈后現代狀況〉的來龍去脈》，見《開放時代》1998年第6期，第82頁）他在這本書里就以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僧侶的“思想”能力把后現代的“狀況”概括而出，演繹成“真”的。有時，他甚至把自己對于相關問題的探討看作是不同的“劇本”（scénario ）的寫作。

這篇文章就以“重返”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態》開始，從中透析出他用以考察后現代的理論支點，如宏大敘事，合法化，語言游戲等，特別是他提出的“科學話語”與“敘述話語”之間的相互依賴又相互斗爭的觀點，同時以他的“思想的勞作”的相關結果為參照，審慎展開對當下即后現代之“后”的“知識狀態”的考察，指出今日“知識”所出現的“返祖”，“文學化”和“敘述話語的復歸”等可見的“狀態”與演化趨勢，從而給人提供認知當下和認識自身的“狀態”的一種可能性。

一，“科學話語”與“敘述話語”的沖突和“力量話語”的崛起

在《后現代狀態》中，利奧塔開宗明義，把后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定義為“信息化社會中的知識”，即“科學知識”（la savoir scientifique），所以，他這本書所探討的其實是“科學知識”的“狀態”。而利奧塔之所以使用“狀態”或“狀況”（condition）這個詞，伍萊德·高澤西認為是因為該詞拉丁詞義中最初具有的“一起說”或“憑一致意見來決定”的意思，利奧塔所試圖探討的就是“科學知識”是如何“說”又“說了什么”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講，是科學知識所涉及到的語言問題。

與此同時，利奧塔又提出了與科學知識相對立的“敘述性知識”（la savoir narratif），這種知識與可應用于技術并成為生產力的實證性的科學知識不同，“是批判的，反思的或闡釋的知識，它直接或間接地審視價值與目標，抵制任何“回收”。（利奧塔：《后現代狀態》，車槿山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時，1997年，第26頁）這種“知識”涉及倫理，政治，道德等人文價值觀，如公平，正義，善，幸福等。

在此基礎上，利奧塔運用小說的筆法進行了大膽的演繹，“虛構”了一場“科學知識”與“敘述性知識”遭遇后的二人轉“故事”，并以二者在爭奪“知識合法化”（la legtimite du savoir）的角逐中的此消彼長為線索，再現了科學知識從現代到后現代所走過的“偉大”的歷程。所謂“知識”的“合法化”（la légitimation），其實就是確定和承認何為“知識”的“過程”或“程序”（processus）。這個利奧塔從哈貝馬斯的相關論述中借來的詞，已經成為各種話語確立其自身的“程序”的專門術語。但利奧塔的思想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并不認為這兩種知識有著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借助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將其看作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游戲”（le jeu de langage ），而每種語言游戲都像象棋游戲一樣，有著自己的特性與行動的規則：

一種游戲是由僅屬于真理標準范疇的指示性陳述構成的；另一種游戲則支配著倫理，社會和政治實踐，它必然包含一些決定和義務，即包含一些不必真實，但必須公正的陳述，這樣的陳述歸根結底不屬于科學知識。（《后》第69頁）

但是，利奧塔認為，這兩種語言游戲雖然有著各自的規則，可其本身并沒有合法化，因此，各自都需要自己的規則成為規則而“斗爭”。猶如操持中國象棋和所謂的“國際”象棋的人因為所遵循的規則不同，都希望對方接受自己熟悉和擅長的規則，以占擅場。故利奧塔在此講了一句非常深刻和精彩的格言，“說話就是斗爭”（《后》第18頁），因為“說話”就是參與語言游戲，就是力圖讓自己的“話”讓別的人接受，這其中就有“斗爭”存在。

在利奧塔看來，從柏拉圖起，科學話語就已經開始與產生自己的敘述話語進行“斗爭”了，而從現代到后現代，本質上也是這兩種不同的語言游戲互相滲透，互相博弈并努力建構自己的知識合法性的過程。現代時期，也即從19世紀前后起，科學話語逐漸獲得了對敘述話語的“斗爭”勝利，建立了現代性的“元敘事”（le métarécit）或者說“宏大敘事”（le grand récit），即政治上敘述人類理性主體的“解放”的“解放敘事”（le récit de l'emancipation）與哲學上敘述“主體-生命”歷史的“思辨敘事”（le récit spéculatif），這兩者分別經由法國啟蒙運動的實踐和德國唯心主義尤其是黑格爾的“普遍的精神的歷史”（ l'histoire de l'Esprit universel）精煉，最終完成了敘述知識與科學知識的統一，并因之確立了現代性話語的合法性。

但是，從二戰之后開始，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后以信息化為特征的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導致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逐漸沒落并失去了其合法性，用利奧塔的話來說，就是“宏大敘事的終結”（la fin des métarécits）。而所謂后現代就是對現代性的宏大敘事或“元敘事的懷疑”。（《后》第2頁），利奧塔指出，這種“懷疑”或者“不信任”的產生既有科學話語和敘述話語的內在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也有隨著后現代的來臨接踵而至的各種新型的“語言”的出現，如機器語言，游戲理論模型，新樂譜，遺傳密碼語言等，使得科學話語這種“元語言”不再可能唯我獨尊，而降到與其他語言平等的地位。而新的知識合法化則建立在“力量話語”（le discours de la puissance）的合法化上，這是一種新的語言游戲：

這種語言游戲的賭注不是真理，而是性能，即最佳輸入輸出比。國家和/或企業為了證明新的賭注而放棄了唯心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合法化敘事：在今天的出資者話語中，唯一可信的賭注是力量。購買學者，技師和儀器不是為了掌握真理，而是為了增加力量。（《后》第95頁）

當然，對這個新的語言游戲的到來，利奧塔有褒有貶，一方面，他對于原來的宏大敘事的解體帶來的“價值”的失落感到遺憾，“力量話語”的合法性來自于其對于系統的“效率”（efficacité）和“性能”（performativité）的“優化”（optimisation），即追求系統輸入產出比的效益最大化，他對人們出于優化“性能”或“效率”的考量盲目追求“力量”感到悲哀；可另一方面，他也對現代性的宏大敘事終結后因語言的多樣化所產生豐富的語言游戲感到欣慰，因為“語言游戲的異質性”（l'hétérogénéité des jeux de langage ）將會給人帶來的知識等級的“平面化”，不可通約性，以及文化上的差異性，這不僅對現代性的共識帶來分歧，還將會帶來新的發明，而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后現代式”的美好未來。

二，“后現代”之“后”與“后期后現代”的關聯

而若要談論當下的知識狀況，首先必須對利奧塔所說的“后現代”重新進行解析。利奧塔在寫作《后現代狀態》時，“后現代”所依據的依然是當時美國社會學家和批評家大致一致的區分方法，即把18、19世紀蒸汽機為主要科技特征的工業時代視作現代時期，而以60年代前后的信息技術或計算機應用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年代”視作后“現代”，或者說是“現代”之“后”的一種“狀態”。

因此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第一章的研究“范圍”中開宗明義，指明他所探討的是“信息化社會中的知識”（le savior dans les sociétés informatises），英文版則直接翻譯為“計算機化社會中的知識”（Knowledge in Computerized Societies ）。而他對所謂“信息社會”的指認，更多的集中在后工業年代側重于計算機技術對信息的簡單處理和傳輸之上。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互聯網的出現，尤其是近年來AI即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和逐漸進入應用階段，不僅使得“信息社會”有了新的含義，也使得后現代的邊界開始不斷拓展，而其所涵蓋的范圍也變得越來越大。

與之同時，這也使得我們在運用利奧塔對“后現代”的知識所做的診斷時，也不得不首先思考其適用范圍，因為當下這個以AI技術的運用為特征的高度發達的“信息化社會”并未來得及進入他的視野，他所考察的還是信息社會的初級階段，或者說僅僅是計算機進行機械“計算”的階段，而尚未進入計算機的“電腦”階段，也即計算機可以運用“智能”思考的時期。

所以，根據此種“信息化社會”的“知識狀態”的不同，我們或許可以將利奧塔所提及的后現代再予以細化，即以一般信息技術的運用或計算機技術的運用為特征的“信息化社會”稱之為“前期后現代”，另將以AI技術的運用為特征的“信息化社會”稱為“后期后現代”或“晚期后現代”。當然，AI只是這個信息化時代的最為突出的科學特征和最為集中的文化體現，它不僅僅是與諸如機器人，移動互聯網或現代生物基因技術等并列的技術類型，也是這些現代科技的結晶和未來的最重要的發展目標。而由此可知，對后現代的這兩個階段的劃分所依據的不僅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更重要的是其所呈現出的對于信息的處理方式和運用方式的差異問題。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看出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中所處理的是“信息化社會”的初級階段，也即“前期后現代”的“知識狀態”，以此為前提，我們接下來所要進一步考察的則是“后期后現代”或“晚期后現代”的“知識狀態”了。而這也是本文所談的“后現代”之“后”的真正含義。

三，AI時代的知識的“返祖”與“文學化”

那么，在這個AI為主要特征的“后期后現代”的信息化社會里，利奧塔意義上的“知識”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簡單來說，就是知識的在生產傳播與接受等方面出現了“返祖”現象和“文學化”的特征。

首先是知識的“返祖”現象，即一切知識都“感官化”了。利奧塔曾指出，在后現代時期知識的傳播會受到越來越多的“信息機器”（les machines informationnelles）的影響，這正如交通方式即運輸的發展和音像的流通方式即媒介的不同對人類所產生的巨大的影響一樣。因此，他認為，知識在這個時代必須服從“信息機器”的語法規則即轉化為機器語言所青睞的“信息”才可以被人接受并使用，否則，知識將不成其為“知識”。但是，這只是他對前期后現代的信息技術條件下對知識的思考，在晚期后現代，因為AI的出現，知識的傳播出現了新的轉向，AI化的“信息機器”不僅可以模仿人的感官功能，還可以迎合人的感官反應，這使得知識的生產和接受本身出現了一種“返祖”現象，或者也可稱之為“復古”的現象，即對知識予以“感官化”處理，以順應人的感官感知世界的本能，把知識轉譯為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嗅，可以觸摸的“信息”。這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知識給予視覺化（影像化）和聽覺化的處理，重新激活和強化了圖像和聲音的傳輸信息的能力。

而與之相伴，這種知識的“返祖”所帶來的不僅是人的感官的“返祖”，對圖像及聲音的再度依賴，還帶來了一種新的趨勢，長期以來作為知識載體的文字的作用開始弱化，一種新的信息機器的規則在興起，那就是知識都需要轉化為圖像和聲音才能進入流通領域，不然，就可能被人遺棄或不再視為知識。

其次，是知識的“文學化”特征，即一切知識都“文學化”了。正是AI時代對知識的“感官化”的“還原”導致知識的“返祖”現象的出現，使得知識的性質也隨之不得不發生了改變。因為智能手機，社交媒體以及移動物聯網的出現，導致主要依賴其傳遞的知識的內在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由“前期后現代”的單純的對“信息量”的傳遞轉化為當下對“信息”予以“文學化”的加工或“戲劇性”的“敘事”。這與文學的性質密不可分，文學敘事本身即擁有感官化的特點，其結構和實現方式也意在喚起接受者的感官反應，尤其是訴諸接受者的情感的功能。因為只有借助于文學的力量，變得“擬人化”，才可以讓知識的傳播不是那么的生硬和信息化，才可以打動接受者的感官并進一步作用于其情感。所以，不管是微信朋友圈中的十萬“+”文章，還是如諸多音頻節目，都在運用“文學化”的敘事手法來編排和制作內容，以期望直接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

但是，正因為文學具有情緒化的特點，使得知識傳遞與接受也變得情緒化，并進一步使得知識本身變得情緒化了。因此，知識的合法性不再訴諸其自身的邏輯，而是訴諸于情感的邏輯，或者文學的邏輯。有鑒于此，或者不久我們就會像尼采感嘆一切都“人性，太人性了”一樣，感嘆一切都“文學，太文學了”。

四，“力量話語”的局限與“敘述話語”的復歸

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中認為，進入后現代之后，在現代時期建立起自身“元話語”地位的“科學話語”的崩潰，與其相互纏繞的以“宏大敘事”為內核的“敘述話語”也隨之解體，以“最佳輸入輸出比”或效能為目的的“力量話語”應運而生，成為新的“元話語”，這也是他在此書中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利奧塔指出，因為后現代的“力量話語”以追求系統性能和效率的最大化為合法性的來源，因此知識的生產不再以追求“真理”為目標，而是變得唯“力”是圖或者唯“利”是圖，這將引起現代民族國家所擁有的控制知識生產于傳播的特權的減弱，如信息流動的豐富與透明性要求，跨國公司的發展，都會逐漸擺脫民族國家對知識的控制。他以此為據，想象“美國資本主義排他性霸權的消失”，“中國貿易市場的可能開放”等都將成為現實，并且成為不可逆的現實。

但是，在進入當下這個“后期后現代之后，“力量話語”不僅未能像利奧塔想象的那樣一統江山，相反，卻在很多時候止步不前。遇到了現代民族國家這個似乎因為信息的“透明”已經消失了的“玻璃天花板”，而被他視為明日黃花的“宏大敘事”即現代的“敘述話語”卻再次強勢復歸。

在討論后現代時期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時，利奧塔基于“力量話語”提出，知識越來越具有“商品”的屬性，其自身的“價值”卻逐漸流失了。

知識的供應者和使用者與知識的這種關系，越來越具有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與商品的關系所具有的形式，即價值形式。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為了交換。它不再以自身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價值”。（《后》第3頁）

知識的神圣性被“去魅”，而是像金錢一樣，只剩下了作為增強“力量話語”的手段被繼續生產和使用。簡單說，在“前期后現代”，知識為僅僅為帶來更多的金錢而生產，而非為追求自身的進步或者“真理”而生產。

但是，當人們進入“擬人化”的AI時代后，卻忽然發現，不僅僅是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出現了“返祖”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在“前期后現代”階段面臨解體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再次復活，以現代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敘述話語”重新恢復了沉寂已久的聲音，不僅對隸屬自身的“力量話語”進行了嚇阻，對“科學話語”的支配和控制也開始重新變得嚴厲起來。與此同時，“科學知識”也再次被“敘述性知識”即宏大敘事所“回收”。

這點尤其以近年來美國的表現為典型的標志。美國所強調的“美國第一”，或者“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的背后，就有著一種向著“現代”時期折返的趨勢，而其對商品流通的干預，對科學技術的管制，都在有意無意的說明這個趨勢。同時，“敘述話語”所具有的宏大敘事的功能在中國也被重新激活，“偉大的英雄，偉大的冒險，偉大的航程以及偉大的目標”（《后》第2頁）再次被建構和重塑。因為美國和中國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強大的示范作用，不僅使得“敘述話語”的復歸成為一種更大范圍的復興，也將使得AI時代的“知識狀態”出現更多不可預測的變化。

結語：越“后”越“現代”！？

利奧塔樂觀的認為，后現代主義將會是現代主義的新生，他歡呼現代性宏大敘事的解體，覺得這可以讓人從兩個多世紀的現代主義的總體性牢籠中走出，他坦然接受理性，解放，進步等觀念的被人質疑，甚至摒棄，他更是將一切話語都歸之于不同的語言游戲，而強調其平等性和其中的“游戲性”，他以為這樣可以使得人們可以擺脫現代性的枷鎖和被限制的視野，變得更為自由，更為開放，也更為獨立，從而迎來一個更“后”也更好的未來。為此，他對和自己從事同樣工作的法國同行們不無贊許：

至于對你們所謂的近年來的法國哲學來說，如果它在某些方面是后現代的話，這是因為它通過對寫作的解構（德里達），話語的無序（福柯），認識論的矛盾（塞瑞斯，Serres），相異性（altrrity）（列維納斯），流浪中的相遇對意義的影響（德魯茲）的反思，也強調了不可通約性。（利奧塔：《對后現代問題的彈性附錄》，見《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談瀛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頁）

然而在這個以AI為特征的“后期后現代”，似乎這些利奧塔的同行們的努力都產生了相反的結果，一切都有一種重返利奧塔所批評的現代性的牢籠的趨勢。不過，不管是知識產生的“返祖”現象，還是所呈現出的“文學化”的樣貌，乃至“敘述話語”的復歸，都只是對當下的“知識狀態”的嘗試性探討。而這樣的結果，顯然是當初的利奧塔所料不及的。

但是，這并不是說哲學家就不需要關注未來，或者不需要對未來的想象。因為本文的這個簡單粗略的思考，正是建立在利奧塔所提供的對于后現代的知識狀態的思考的結果之上，而這些思考正是來自于本文開始所提到的利奧塔的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僧侶般的全身心投入的“沉思”的能力，或者說來自他所喜歡用的劇本寫作的說法。正是因為利奧塔所寫作的《后現代狀態》這個成功的“劇本”，使得他對后現代的描述具有了一種迷人的魅力，也才有了詹姆遜在《單一的現代性》中“利奧塔的宏大敘事終結的理論本身就是另一種宏大敘事”的感慨。（詹姆遜：《現代性后現代性和全球化》，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利奧塔曾經在一次對話里說，“讓我感觸的是，從杜尚開始，至少從某種角度看來，一個人如果不同時也是一名哲學家，就很難當藝術家。我并不是說藝術家需要去讀柏拉圖或是亞里士多德，我說的是藝術家需要開始提問他有什么危機，他需要問自己他正在從事的事的本質是什么。”（《非物質：和利奧塔的一次對話》，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407/19/103068_461351824.shtml）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哲學家也到了“需要開始提問他有什么危機”和“需要問自己他正在從事的事的本質是什么”的時候了，因此，我在此不妨大膽的把利奧塔的話再引申一下，“從利奧塔開始，至少從某種角度看來，一個人如果不同時也是一名文學家，就很難當哲學家。”因為哲學家在當下這個AI時代已經不能只會反思，像現代時期那樣做一只在黃昏時分起飛的密涅瓦的貓頭鷹，而是要像文學家一樣，不管是小說家，戲劇家還是詩人，努力挖掘自己對于未來的想象力，爭取做一只黎明即鳴的山鵲。

因為這種山鵲可以預知未來之事，所以，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叫“知來鳥”。

（該文為2019年11月6日同濟大學“紀念利奧塔《后現代狀態》問世四十周年研討會”發言稿，原題為《返祖，文學化與敘述話語的復歸——談“后現代”之“后”的“知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