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之前，幾乎每日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翻閱紙張泛黃發脆的民國小報，搜尋并過錄唐大郎的各色詩文。忙里偷閑，偶然發現在一張知名小報《力報》上，橫空出世一位“超然”，自1945年2月起持續寫稿，題材起先與周越然的類似，“多為中外性學筆談，后也離題改聊舊劇，談相面，旁及讀書感悟、文字考證、文學評論之類”。后來謎底逐漸揭曉，超然果真不是什么無名之輩，他正是淪陷區文壇騰踔恣肆，長袖善舞的柳雨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雖說柳雨生在主編《風雨談》月刊時，采取新舊并舉，兼容并包的錄稿政策，刊物上也常有包天笑、程小青等舊派文士的作品，但他終究屬于“正統派”文學陣營，與小報界被普遍目為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們，似乎并無交集。他究竟是如何與小報界的文士們打成一片的呢？此外，他有沒有在別的小報上也如法炮制？甚或用過別的筆名？……總之，當時專注于揭示超然的真身，對于這種種的疑問，均涉入不深。

最近，在逐日翻閱《中華日報·中華副刊》時，發現柳雨生在1944年9月28日《中華副刊》所撰《雨生小報》，竟以小報筆法寫了三節內容，并配有簡短的代序，通篇讀來，每一節都可獨立成篇，著實精彩紛呈，大有考證余地。

先來看文前的“代序”：

每日讀報皆讀大報，讀得頭痛，遂喜覽其副刊，副刊非每日可看，遂看小報，以迄于今亦積歲矣。不佞為小報作文，始于十余年前《晶報》，錢芥老晤時猶復詢之，后亦屢為他報涂鴉，興到為之，時作時輟。今寫此數則，以實“副刊”，顏曰雨生小報，推此用心，固不止于謀遮眼而已矣也。

原來柳氏曾為《晶報》撰稿，也與該報元老錢芥塵熟識，語氣中透出一股擺老資格的味道。而此時寫此數則，究其用心，想必是在向當日小報界的同仁輸誠吧。

該文的第一節“為小報作文”，如此袒露心聲：

某報，俗所謂小型報也，為小報作文，通常不免“有失正統派文人”之誚。然此實無意義。……若周先生啟明，戰亂前即常為北平《實報》撰小品，體裁一類后日之《看書偶記》《藥堂語錄》，讀之開卷有益，掩卷有味。馀如徐凌霄一士兄弟隨筆，亦獨步南北，專研掌故文史故實者。南方所見，舊時不必論矣，近如某報之曼翁，其秋星閣筆記式之短文，又何一不清峭有極致。專以小報為肆詬罵揭隱私者，不免為一孔之見也。惟小報文字，其事不外政海秘辛，今已不多見，再則為社會風尚，名人動態，極確正而饒意趣者蓋亦甚尠，最后遂及飲食男女之私，以及劇壇掌故，銀幕消息，浸假而至市井土語，艷側佚聞，不免逐于俗陋。惟忙人之所閑，其尤善者，雖小道必有可覯，君子弗棄，而閱眾轉自超越大報，若某報諸文，時有妙緒，流傳之廣，亦無遠弗屆也。

某報，當指《力報》。據九公（蔣叔良）在《小型報內幕》的第七段“小型報的最近趨勢”里披露，為了扭轉頹勢，擴大銷量和影響力，力報方面“轉變方針”，延請海報系人物（指黃也白）擔綱編務。至10月16日，《力報》即以醒目黑體大字刊登預告：“二十日起，以嶄新姿態與讀者相見”，其中所附36位新作者名單中，柳雨生赫然在列。此后便以本名點綴其間。

說實話，一向務實的力報社長胡力更無疑看重的是黃氏的人際關系網，而在后者廣大的作者群中，當然少不了年富力強的柳雨生。柳氏以北方的周作人、享譽南北的徐凌霄一士兄弟以及南方包天笑（曼翁）等人都曾替小報供稿為例，推崇褒獎之余，強調小報雖稱小道，卻“君子弗棄”。于是給自己重新“出山”，擺出充足的理由。此外，柳雨生還儼然將小報內容分出等級，第一等是“政海秘辛”，繼而“社會風尚、名人動態”，再次則為“飲食男女、劇壇掌故、銀幕消息”，卻將“市井土語，艷側佚聞”貶為末等。這也許會讓小報界的主將們感到不適的。

接下來的一節則為“張愛玲與平秋翁”：

張平二公，近為稿費及其他寫稿不寫之細事，爭怨于報端，蓋逾旬矣。二公以文字之交之姿態言之，皆為愚之友人，且皆不時常晤面。日昨友人晶孫招宴于其事務所，到者予且、黎庵、亢德、江楓、關露等多人，而秋翁亦應邀來臨。閑談之間，不佞首以二公和解之議進，而江楓主纂《雜志》，社中出小說《傳奇》，亦與此事不無景響，遂群起詢之江楓秋翁，二君亦首肯。惟事不宜遲，病宜速治，雜志社似應于最近期內，商得當事二公同意，遍邀海上不分新舊文士，共襄盛舉，往事如煙，況際茲離亂，此等事大可一笑置之，矧雙方又或不過略有誤會，一經名法家如予且黎庵等排難，張平二君又烏得不點頭相喟耶？

此前，一直不大清楚作為兩人共同的朋友，柳雨生在張愛玲與平襟亞爆發矛盾，在報上爭訟互斗時的態度。從上面這段文字，分明可見柳雨生的立場了：他似乎并不想分辨是非曲直，只想在朋友們的共同勸解之下，盡快息事寧人。找的理由亦冠冕堂皇。觀其行文，則一派典型小報風格，確實是浸淫多時，故能與之融為一體。

末一節“某書店”：

某書肆，其名與保險及印刷公司三輪車公司同，實為愚輩所營書肆之省稱，其本名為“某某書局”，以局字不及店之響亮，友人率多以某某店稱之。其店亦在所謂文化街之四馬路（福州路）晝錦里口，左與中央，右接世界書局為鄰。店舊為四如春面館，今停歇，改建以來，觀者咸謂其式甚類東洋料理店。今知其不然。緣某某書局，舊有其名，實友邦熱心人所辦，出版華文東文書籍，址在小沙渡路，與同名之印刷所毗鄰。然華文所出無幾，而所刊畫報亦旋刊旋輟，今俱廢矣。不佞有志文化，而無力出版，又乏貿遷經驗，聞舊店停頓，有意改組重盤，遂與陶亢德兄等謀諸有資力友人，杭育杭育而有心擺一個精神食糧攤之議。其攤創立于本歲六月，迄今亦逾季矣。亢德固善擺精神食糧攤者，過去所創之宇宙風社、亢德書房、人間書屋，績業自在眾口間。今合辦此書店，立業之始，即著力推銷新舊文學書籍雜志，兼及文化教科書。至本版新書，如知堂、紀果庵、予且、陶晶孫、楊之華、楊晉豪、路易士、丁諦、譚正璧諸君所作小說散文，已先后付梓。雖規模甚小，紙張困躓，而入室也清幽，磚地低落寸許，置有書桌煙缸及諸色新書，供讀者咀嚼，書皆偏于文藝及一般文化，無干燥乏味，店友皆讀書，無惡聲惡顏之弊。亢德亦有心人也。愚文即排日成于“店”中，因以為顏，并略述其梗概。

開篇寫得甚為風趣，故意打著啞謎，深怕讀者不知道在說太平書局，這抑或是在模仿小報上的某人，也未可知。這段記述其目的還是在做宣傳，先是點明書局的方位，包括新址、舊址，又是怎樣引入新的管理者，承前啟后。所謂“友邦熱心人”即指日人名取洋之助，等柳雨生請來陶亢德合作之后，此人退居幕后，書局的業務遂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還將書店的布局、陳設及店員情況公之于眾，也令陌生讀者一目了然。

客觀地說，該書局的創辦，在豐富讀書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是不無貢獻的。如愛書人周炎虎《買書漫談》（《文史》第3期）：“在紙貴上海的時代，陶亢德柳雨生兩君竟在文化街經營書店。陶君對于出版編輯已是此中老手，我于他編輯的刊物，都有收藏，是他的一個忠實讀者。這次陶君經營太平書局，我有一點貢獻……”

多年以后，許覺民在一篇回憶文章《孤島前后期上海書界散記》（《收獲》1996年6期）中也提到了這家書店：

孤島消失后，福州路上頓見蕭索。有的書店雖然也開著，但出售的圖書經過清理后已少有特色，宛如一個個被盜匪洗劫后的人沒精打采地蹲在那里一般。不久，福州路上開設了一家名“太平書局”的，主持者為落水文人陶亢德，這書店門面不小，構筑的樣式有點日本色調，一望即可知是敵偽辦的。這書店的出版物以文學讀物為主，表面上看來還并不十分可憎，大約正是一種文化懷柔政策的表現。

仔細想想，倘若抹除其日資背景，太平書局出的書，如周作人、紀果庵、金性堯的散文，凌霄一士、瞿兌之的掌故，譚惟翰、潘予且、丁諦等人的小說，哪一本不是經典名作呢？可嘆的是，兩年后陶柳雙雙被判入獄，辦這一項文化事業，也成為罪名之一。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可謂身陷囹圄悔也遲啊。

柳雨生現身《力報》，是在1944年冬。次年4月2日，他以超然筆名撰《一鞠躬》，述及曾先后兩次登上力樓拜訪同文：

難得到有名的“力樓”來拜訪朋友，雖然欣仰已久。去年有一天來候黃也白先生，在座見到白玉薇女士及鳳三先生，雖值冬寒，居然譚得滿室生春。事后就想常趨力樓，終因俗務羈絆，今年方才第二次，為了友人譚惟翰先生要拜望也白兄，鄙人忝居引導，又會見了鳳三及勤孟先生。還有許多位，聞名已久，如雷貫耳，人去還是初識，或僅晤面數次，沒有深談，不過我從旁看到他們的談笑及忙碌情況，心里也深覺得力樓是一座有趣味的地方。

然而同文于報間有所回應的，似乎只有柳絮、鳳三和勤孟。如柳絮撰《〈 撻妻記〉讀后感》（《力報》1945.1.7），對集中篇什略作點評。鳳三《超越二公》（《力報》1945.3.2），記不久前的“元宵文藝沙龍”，與超然同席。勤孟《謝柳雨生》（《力報》1945.3.30）也憶及元宵“萬象廳文藝聯歡會”上第一次見到柳，“后月馀，柳偕譚惟翰先生登力樓，余識之，因道仰慕之忱，共談片刻，意實未暢也。翌日，承贈《撻妻記》及舊著《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各一冊。”并附信毛遂自薦，欲參與小型報同文義演。終因細故未能如愿。

無獨有偶，在另一份城市小報《大上海報》也出現了超然的“蹤跡”。分別為：《十一點》（1945.5.25）、《記撻妻記》（1945.5.26）、《末梢與根塞》（1945.5.28）、《李又全》（1945.5.29）、《夏日之春》（1945.5.31），其中的四篇或多或少與性有關。《撻妻記》是柳雨生的一本短篇小說集，作者在報攤上見到此書再版，“心里有一點兒喜悅”，便寫短文抒發感想：“這本書中，記戀愛式的故事，如《香侶島》《栗子書》是一組的，《夜行人》和《霧》又是一組的，它們都沒有傳統式的故事的氣氛。這樣的寫法，也許可以算是不好的，可是我在寫它們的時候，卻的確把我這些虛構中的人物看得很神圣。”

這幾篇隨筆之后，似乎停頓了一個月，復因潘勤孟于7月1日發表一篇《太平書局座談會》，援引柳雨生、陶亢德、吳江楓、周班公及其本人對于小型報的回顧與前瞻。其中引柳雨生的話，說李士群死事真相，是小型報絕好材料，但至今沒有看到。此事其實極敏感，私底下的話怎可公開？為了免遭物議，超然遂于次日撰《“太平座談會”補》，以往年小型報喜記名人軼事為由，作了一番解釋工作。大致上算是應付過去了。7月7日，又撰《“一日三價”辯》，為《風雨談》雜志隨行就市、一日三變的價目作出申辯。

無意中，讀及1945年6月28日《大上海報》上有篇署名秋翁的隨筆《長戚》，又于次日印出“更正”，稱前一日《長戚》一文“系深翁所作，為手民誤植秋翁”。這不尋常的舉動引起了我的注意。該文錄有一段日記，其中提及陶亢德與蘇青：

日記這個東西，不記它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按天記敘，隔了一些時候看看，倒也真有意思。本年一月五日星期五，我的日記有著這樣的話：“上午在書肆。午間，亢德加菜宴同人，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賀禮也。蘇青來談，至四五時而霜老亦來。六時許，相偕小酌于二馬路同華樓，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魚頭豆腐，白蹄，燒菜心，又酒飯，共九千余圓，四人分攤。興猶未闌，又去某某咖啡館小坐，霜老請也。屋內甚暖，有柔暗美。惟食客大多‘醉翁’，亦有制服軍人，男女雜沓。今日亢德勸予勿長戚戚，宜坦蕩蕩也，甚可感”。

之后，作者大嘆苦經，絮叨著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之類的話……我所感興趣的是，這個深翁又是何方神圣？從其交游圈子來看，我很懷疑這也是柳雨生（如1944年12月25日創刊的《語林》刊有柳雨生《幼學記》，提及這年夏天與陶亢德、蘇青在跑馬廳的一家小館吃飯閑聊），于是拈出吳商《淪陷日記》（刊《好文章》三集，1948年11月出版。按吳商即柳雨生，可參見宋希於相關考證）同一日的日記作一比對：

上午到肆。午間，浩兄加菜宴客，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賀禮也。莊女士來談，至四五時，霜兄亦來。六時許，霜，宛，君浩及余相偕小宴于二馬路同華樓，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魚頭豆腐，白蹄，燒菜心，又酒飯，共九千余元，四人分攤。余與君浩，胡，莊諸君久不聚食，無所不談，亦自快意。然苦中作樂，是苦是樂耶。

幾乎驚人的一致。《淪陷日記》中被改寫的君浩即陶亢德，莊女士、宛，當即蘇青（本名馮允莊），皆可一一對應。霜，估計是《雜志》編輯吳江楓（筆名霜葉、霜廬）。

循此，又找到深翁在《大上海報》所撰的《記蔣孟麟》（1945.6.29）、《小功之察》（1945.7.2），以及以同一筆名，卻刊于《力報》的《康長素之兩極端》（1945.7.3）、《鉆穴之官》（1945.7.6）、《異術》（1945.7.7）和《飲食男女》（1945.7.8）。細讀之，便可知曉柳雨生當時的所思所想，以及生活近況。

回過頭，來說說《大上海報》的背景。楊嘉祐《半個世紀的上海小報》披露：“《大上海報》是《中華日報》經理顏某號稱‘集資’所辦。……顏某辦此報，不向偽新聞處申請登記，而是借用停刊較久《大上海報》的登記證，編輯撰稿人都是聘用小報界人士，也有留在淪陷區知名的作家。”顏某即顏加保，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對他有所描述。此人是鐵桿汪派，先是跟著林柏生在香港辦《南華日報》，宣揚汪的主張。后來汪系《中華日報》在滬復刊，顏加保擔任營業部經理。抗戰勝利前夕，此人官運亨通，被任命為偽安徽省稅務局長，又辦過鈣奶生食品公司，估計撈到不少錢。以至于抗戰結束后，能安然逃往香港，據說就是花錢買得自由身。那么楊嘉祐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呢？則輾轉從陳青生先生處打聽到，楊氏即《大上海報》主編楊赫文的本名，作為親歷者和當事人，自然一切心知肚明。

中華日報》上的鈣奶生廣告

不妨再說說《風雨談》上柳雨生還用過兩枚偶一為之的筆名，相關線索都來自小報。

1945年6月30日，《力報》與《大上海報》分別有兩篇報道，均談及即將出版的《風雨談》。其一為玉茹《蘇青的近作》，文中寫道：“昨天筆者偶去訪友，看到七月號的《風雨談》校樣，原來是出的夏天生活專號，這是很刺激的‘噱頭’。一看文字，果然是十分精彩，有予且、越老、超翁、譚惟翰、何若、路易士等十余位名家執筆”，接著稍微例舉了幾篇文章梗概，并于篇末煞有介事地道：“還有一個秘密，我這里不妨吐露一點出來，該期中還有一篇很幽默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小報論’，卻是謔而不虐，饒有妙趣，里面談到阿毛哥、曼翁、夷白諸公的大作。文章是寫得很溫柔敦厚的，作者也是文壇上頗有名的一位，至于究竟是誰，愛讀文章的‘閱眾’，卻何妨猜上三猜！”這里所提的“小報論”，當指《西窗讀報談》，署名賓客。通讀之，發現文章第二段，也是從大報談起，繼談其副刊，終及于小報，雖詳略不同，但這思路與《雨生小報》的“代序”有異曲同工之妙。又鑒于“閱眾”一詞原是周越然的口頭禪，后來也為超然所模仿、借用，且柳氏文章素被目為“得溫柔敦厚之旨”，故這位在《風雨談》大談小報的“賓客”（意指小報界的“外來戶”），分明就是編者柳雨生。

另一篇是黑老夫《蘇青、顏潔、張愛玲》：“《風雨談》自改大型以后，新舊作家時有佳作刊布，這一期出的夏天生活專號，稿子至十七篇之多，除了避暑一類的散文外，還有蘇青的談夏天的吃，超翁的談夏天聽戲……”作者在《風雨談》七月號雜志出刊之前，已知曉內容，想必見過校樣，故與《力報》上發文的那位玉茹為同一人。我猜他很可能便是力報社編輯黃也白。“超翁的談夏天聽戲”，所談即《聽戲》，署名則為“老鄉”。

換言之，柳雨生為使“夏日生活專號”贏得讀者青睞，刻意避免兩次出現自己的名字，索性用了不為人知的兩枚筆名“賓客”“老鄉”。真是用心良苦了。

柳雨生說十幾年前就已經在替小報寫稿，時間上有所參差，似有托大之嫌。今查得柳雨生曾以“予亦”筆名在《光華附中半月刊》寫稿，時在1933年。作為高中生，他筆頭甚健，作品題材亦十分廣泛，有書評、隨筆、詩經試譯，甚至還有獨幕話劇。等考上了北京大學，他利用業余時間，“跟著一班弄戲劇治詞的朋友們在一塊兒，抽暇也寫一點談論舊劇的文章”。這些文章，如“彤齋劇話”（彤齋，是柳雨生的書齋名，多次見于文后注記，有時也署為：彤齋予亦）按期登載在《北平晚報》和《民聲報》上，“彤齋劇談”登在《立言報》，直至七七事變發生而止。回滬后，“偶有所書，輒付《十日戲劇》”。之后，才為《晶報》撰寫“彤齋戲語”專欄，時間則已經來到了193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