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光影的藝術，但與文字也有著密切的聯系，電影的成功就需要優秀的劇本。還有很多電影直接改編自文學作品，有些文學作品也依靠電影的成功進入大眾視野。

最近，電影《少年的你》獲得了高票房、好口碑，大家都稱贊導演對原著進行了很好的改編，但是其原著小說《少年的你，如此美麗》卻引起了“融梗”、“抄襲”的爭議。常說優秀的小說很難改編，而二流的小說成就一流的電影。真是這樣嗎？

考察電影與原著小說的不同，常常成為進入導演思想的鑰匙，因為那些不同之處，往往也是導演用心良苦的地方。那么，有哪些電影幕后的好書呢？這些書與電影有什么區別？導演的改編都有著怎樣的用心呢？

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是中國影史的一座高峰，這部電影的原著則是李碧華出版于1985年的小說《霸王別姬》。

電影基本采用了小說的情節主線，但陳凱歌在細節上對于原著的改動很多，也很見功力。比如“文革”批斗情節，原著中段小樓與菊仙撇清關系是出于保護的需要，批斗程蝶衣則是從權，而電影里，段小樓似乎已經完全崩潰，喪失了理智，陳凱歌有意把段小樓卑微的一面刻畫得更加徹底。

在小說中，程蝶衣的形象完全沒有電影中那樣的魅力，他更像是一個陷在愛情里無法自拔的普通人。而電影將程蝶衣與京劇藝術串聯起來，強調他人戲不分，“不瘋魔不成活”的一面，以及他對于京劇理想的堅守，這一改動使得個人的情愛與傳統藝術的命運聯系在了一起。

另外在結局上，小說中程蝶衣與段小樓老年重逢，唱完一曲《霸王別姬》后各自離去，從此虞姬不再是虞姬，霸王也不再是霸王。電影則在程蝶衣的性別覺醒與自刎中謝幕，更具有悲劇美感。

陳凱歌用兩個京劇名角兒的浮沉人生串起了中國現當代幾十年的滄桑巨變，在追求藝術美感的同時，有著史詩般的宏闊。相較而言，李碧華的原著雖然也提及了時代的變遷，但只是作為故事的背景，她本質上只是講了一個三角戀愛故事，文筆美則美矣，比起電影來還是不夠大氣。

《怦然心動》作為非常青春的小清新電影，有著很高的評價。電影改編自美國著名兒童作家文德琳·范·德拉安南的同名小說，同樣也是青春、浪漫、小清新，電影幾乎完全忠實于原著，采取了不斷切換朱莉與布萊斯的視角的敘述方式，通過情節的落差傳遞出喜劇效果。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不同在結尾，電影中朱莉與布萊斯共同種下了那棵無花果樹，而小說中朱莉只是在窗后向布萊斯揮手，同時內心想到：“也許我對布萊斯·羅斯基還不夠了解。也許現在是適當的時候遇見他了。”小說的情節顯得更加含蓄，有想象空間，電影則多了幾分浪漫。

小說中的經典臺詞“但是有時你會遇到彩虹般的人，那時其他的一切也就不重要了”，也被電影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不過大家更熟知的，恐怕是韓寒那句意譯的“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吧，試問誰不想遇到一個彩虹般的女孩子或是眼里有星星的男孩子呢？

1975年上映的《飛越瘋人院》在第48屆奧斯卡頒獎禮上將五項大獎收入囊中，成為美國影史最成功的電影之一。影片改編自美國作家肯·克西1962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值得玩味的是，影片輕松贏得了代表美國主流價值的奧斯卡獎項的認可，而原著小說卻是徹徹底底的反正統文化運動的產物。肯·克西是美國1960年代“嬉皮士運動”的參與者之一，他主張踐行“幻覺革命”，用吸毒的方式反抗理性的現代秩序，為此他甚至用《飛越瘋人院》的稿費建立了一個吸毒公社。

電影在一些細節處的改編引人深思。影片中加入了病人比利這一角色——一個極度畏懼母親的病患，戴錦華在《鏡與世俗神話》一書中曾將這一人物的畏母心理看作“惡魔母親邪惡的占有欲的產物”。護士長在電影和原書中便扮演這樣惡魔母親的角色，相應的主人公墨菲則代表著父兄的角色。戴錦華進一步認為，影片對墨菲反抗精神的肯定，恰恰象征了一種對于父權制維護和對母權邪惡性的警惕，而這也是影片敘事上的狡猾之處，它披著顛覆性的外衣，卻依舊是“一部關于體制而不是反體制的神話”。這也解釋了影片為何能在奧斯卡頒獎禮上大受歡迎。

影史經典《肖申克的救贖》改編自美國著名暢銷作家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說《麗塔·海沃斯與肖申克的救贖》，收錄在他的中篇小說集《四季奇譚》中。斯蒂芬·金的小說情節曲折，節奏較快，戲劇性和畫面感都很強，原本就很適合搬上大銀幕，再加上恰到好處的改編，《肖申克的救贖》的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

電影相當忠實地還原了原著小說的情節，同時做了適當的戲劇化處理。比如小說中典獄長諾頓的形象并沒有那么窮兇極惡，對于知道安迪案件真相的湯米，小說中只是將他換到了其他監獄而不是殺死。小說的結尾也沒有安迪報復典獄長的情節。電影中尤其值得夸贊的一處改編是，安迪把警察支開，給大家放音樂，結果被關禁閉。這一情節在初次觀影時令人印象深刻。

相對于《肖申克的救贖》的忠于原著，姜文導演可以說幾乎徹徹底底將張北海的原著小說《俠隱》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這就是2018年上映的《邪不壓正》。

原著小說是相對比較純粹的武俠題材，故事圍繞青年俠士李天然的復仇展開，情節走向也比較簡單。張北海在江湖風波中再現老北京的風物人情，這也是小說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特點。但姜文在電影里幾乎把《俠隱》改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除了保留了李天然的復仇線之外，主要人物基本都進行了改造。主人公由李天然變成了老謀深算且由姜文自己出演的藍青峰，故事也由單線變成了多線交織的復雜結構，凌厲的鏡頭語言和復雜的權力關系、陰謀博弈給影片打上了強烈的姜文色彩。

然而由于姜文的作者性已經遠遠超過了原著的作者性，也導致原著的許多殘留反而成為姜文敘事的掣肘，在原著留與不留的糾結中，產生了邏輯的錯亂和人物性格的失真。例如，李天然赤裸身子在屋頂飛奔的情節為人們津津樂道，“屋頂”意象是姜文電影中用來傳達“少年性”的一貫媒介，然而硬給一個原著中身負家國使命和血海深仇的青年俠客賦予這種姜文主角一貫的“少年性”，顯得十分失真。一個經歷了血海深仇的俠士，練武難道就是為了在屋頂上釋放荷爾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