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虹口區橫浜路35里弄的景云里曾經名人云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這個建于1925年，彎彎曲曲延伸的里弄，外墻立面紅磚淺灰粉，坡頂覆蓋著青色平瓦，曾經居住過魯迅、茅盾、葉圣陶、馮雪峰、周建人等一批1930年代的文化名人。這些名人居住景云里，從事創作，編刊、領導和組織革命的文學活動。魯迅在景云里居住期間主編或和其他人組織了《語絲》《萌芽》《朝花周刊》等刊物，葉圣陶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中發表了巴金的小說《滅亡》，施蟄存的《娟子姑娘》、沈從文的小說、朱自清的散文《河塘月色》、馮雪峰的《文藝理論》，也在這里完成。茅盾在大革命失敗后，也隱居于此，完成了中篇小說《幻滅》，柔石《二月》《為奴隸的母親》也是在這里寫成的。

本文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拷問文學——景云里遺事》新書發布會上所做的演講。

一個作家的活動，離不開當時的地理條件。因為我是研究歷史地理的，我比較注意到這一點。

為什么選擇景云里呢？景云里既不是租界，也不是一般的華界，景云里所在的地方，屬于越界筑路地區。當時的租界范圍已經劃定，但是租界千方百計要擴大，清朝政府（治下）也不是你想擴大就擴大的。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強調租界里要改善交通，當然中國方面不肯拿錢。你沒有錢我來做，同時我要保證交通安全，保證治安，就開始管這條路，以及路的周邊區域。但這個地方比租界里面便宜。

作家從浙江小地方到上海，第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叫他在租界里面租不起的，但文化人不可能去住滾地龍。租界交通方便，還有房地產商也愿意在旁邊這些地方買到便宜的地皮，造中檔的建筑。今天說他是大師、革命家，當初看看他才多大，發表了多少東西？還沒有成功、成名，所以魯迅住在景云里，三層樓的房子租不起，后來稿費高了以后，他就搬走了。

景云里位置示意圖

那些作家到了上海，要選一個合適的地方，那么景云里是一個好地方。而且景云里離火車站距離比較近，寶山路的北火車站步行走到橫浜路很方便，交通也方便。有什么風吹草動，要走進租界也很容易，比如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里講的，他們要進租界躲避，躲在租界的客棧里，魯迅這么差的身體要走到租界很容易，步行就能過去了，所以它的安全性又比一般的華界要好得多。這是景云里當時特殊的地位。所以，他們選了這樣一個中檔的地方。像魯迅，到了景云里以后定居的是山陰路大陸新村，這里就更方便了，步行不遠就到四川路，要看病，他相信外國醫生，有日本醫生、德國醫生，喜歡看美國電影，大片，電影院也不是很遠，四川路有不少電影院，而且魯迅有這個條件，包三輪車，呼朋喚友，他每次看電影帶一大幫人一起去看，很方便。而且，作家們從事文學，后面的配套，報社、出版社、印刷廠，他們也要獲得資源，比如說一些新書，外國作品，像魯迅喜歡版畫，版畫主要都是外國出的，他也很方便可以通過書店代購或者可以直接買到。

作家們的作品，特別是那些比較左傾、比較革命的作品，不可能在大出版社出，往往自己弄一個小出版社，這些活動也要依托租界里的條件，因為有些書在華界出不了，或者是出了以后不可能有發行的渠道，就要到租界。比如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周恩來他們想辦法吸引外國記者到根據地，為什么？因為外界不了解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經過長征到了陜北的真相。國民黨對外宣傳說，他們已經都完了，剩下的都是流寇，老弱病殘的。丑化了以后，外界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人寫的東西不好傳播，另外國際上不太相信。所以毛澤東提出，要找點外國記者，同時又有點名氣的，這樣才找了斯諾。毛澤東談自己經歷最詳細的就是跟斯諾，他父親家里怎么樣，他父親怎么對待他，全部都談了，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共產黨、真實的毛澤東。斯諾的英文報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出版要到租界，而且找了能夠起到掩護作用的杜月笙，杜先生要買這個書。書名本來是《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改成了《西行漫記》，一看是本游記，而且又提出杜先生買的書送人，這就出來了。

這些作家很多文章的發表，他們從事文學活動，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進行的。而且還有一個因素，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在青云路天通庵路，“文革”時期老的廠房還在，天通庵還有一個火車站。所以這樣的話，到景云里的交通也比較方便，路也不太遠。這樣一系列的條件，都要放在當時的環境下。

所以我很贊成虹口區的做法，把有些地方恢復，能夠表明這些地點的都要標出來，讓人家到實地，雖然原來的建筑面貌已經變了，但是到這里沿途的路線感受一下。這個時候，你再來看這本書，再對它進行理解，把特定的空間復原出來。有了這些事實，了解這些基礎，那就比較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再結合當時的人際關系，這樣的話，就不是像原來研究他們，要么簡單只是根據政治立場，要么只是根據作品。比如說大家應該注意到的，當時這些人中間，職業作家沒有幾個，好多人都是兼做其他事的。今天我們想得很輝煌的什么什么社，其實在當時不過是幾個人，也不像現在正式的社團，需要登記，關鍵是能夠運行下去，雜志能不能辦下去？關鍵是能不能賣錢。

魯迅跟人家不同，他到上海早已經是名作家了，所以他的文章只要寫成文字，有些還沒有出版，預付稿費已經來了。但一般的，包括跟他一起活動的那些人，沒有這樣的。像茅盾，一開始主要的工作是商務印書館做編譯，寫作是業余的，成名以前，要靠寫作來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茅盾在大革命以前，還是中共的重要成員，中共最高層的聯絡員之一，所以很多文件都要寄給他，他還有革命本身的責任。所以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況，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美妙。我記得看到過好像是郁達夫去看郭沫若，說非常狼狽，小孩好幾個，這個鬧了，那個流鼻涕，郭沫若狼狽不堪，當時就是這樣的條件。

我們來考察景云里，來考察當時的文學活動，應該放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中去看，看上海作為紅色文化，也要放在這個文化里面去看。

如果說這些是具體因素的話，那么廣泛的人文地理因素，那就希望我們大家考察當時的文獻。比如說現在上海市領導非常重視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紅色文化這三者之間，實際上從物質上，從地理基礎上，是融為一體的，很難具體區分。只是不同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不同的政治場景下，這方面的特色就顯示出來。

比如說，魯迅為什么思想那么深刻？魯迅為什么反映出那樣一種風格，很多人聯系到魯迅的家庭，聯系到魯迅生存的環境。紹興長期是出師爺的，師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道怎么樣在成文條例法規下，達到自己的目的，另外中國的法令運作有很多是不成文的，善于找到一個突破口，根據自己的目標去擴大它，把利益最大化，師爺就具有這個本領。當然，魯迅的祖上并不是直接做師爺的，而是做官的，比師爺還高一點。但是，這樣長期形成的人文環境，這種風格，這種思辨，會不會對他有影響呢？

上海類似景云里這樣的地方還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階層，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地方，所以文學地圖不是固定的。像魯迅離開景云里，假設再活十年，也許從大陸新村再到一個新的地方去了。其他作家做得到嗎？恐怕做不到，因為根據計算，魯迅當時的收入，折成人民幣的話，一年有上百萬，所以他可以維持這樣的生活。三層樓的房子，兩個傭人，底下是客廳，二樓是他的臥室兼書房，三樓他兒子住，還有一個是專門給他帶孩子的。這樣的排場、開銷，如果沒有穩定的收入行嗎？而且魯迅在上海期間，曾經有三年還有其他收入，蔡元培給他掛了一個名義，其實是空的，大概300大洋，拿了幾年。一般的作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能選擇像景云里這樣的，一種中等的生活水平，但是有各種便利。

當然，作家也要吃喝拉撒和衣食住行，所以很多配套的設施，比如說咖啡館、茶館、點心鋪子，還有電影院，也需要在他們的附近有這些。從越界筑路一路往北，進入四川路，基本上這一帶，都可以滿足大家生活、社交上的需求。

我們要這樣來看，比較容易得到當時這些作家們存在的真相，也可以比較客觀復原出真實情況來。在這個基礎上，再對它做藝術、政治的評價，會比較公允。發現這些實際存在的矛盾，我想再提出“拷問”這個詞，就比較客觀了，而不是一種苛求。

順便講講我們現在有兩個傾向：以前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還有當時一些左翼作家寫的上海，就寫成一個罪惡的場所，寫成一個地獄。但現在沒有這個經歷的人，特別是一些影視作品，網絡文學，還有新創作里面，把上海描繪成一個天堂。其實真正的舊上海，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其中就包括景云里，它是一種真的存在。當時他們既不是過著像一般勞動人民這么艱巨的生活，當然也有的，有些文學青年或者是剛到上海生計無著，但是要維持體面，上海話說的“洋裝癟三”。就是重要場合要穿西服，但就這一套，褲子就這一條，回來在亭子間里面，也沒有熨斗，拿一杯開水，壓在褲子上，兩條縫。到了天熱，就把這件衣服當掉，需要穿外衣再去想辦法拼錢借錢贖回來。為什么住亭子間呢？因為房子租金最貴的是二樓中間那一間，其余的廂房便宜一點，閣樓更便宜，亭子間最便宜，為什么？下面是灶間，頂上是曬臺，夾層中間，而且方向肯定是朝北的，這種地方便宜，有些還兩個人合租。

電影描述出來有很多，上海的特點是流動性很大，階層之間不固化。等到他明天寫一部暢銷小說出來，或者是編了什么戲，馬上可以住到洋房里面去，洋房可以先租，也不要向大房東租，可以向二房東、三房東，有錢人當時要做二房東，拿兩根金條頂了一幢房子，頂下來又分租給人家，利用差價致富，這種也是上海的地理歷史。

有些北方到上海的作家，他們跟江浙來的作家相比，往往就比較不容易融入到上海的作家同類圈里面。而景云里這批作家，你們看看來源，大多數都是江浙一帶。

這個要研究也好，可以大膽地懷疑，但是最后還是需要求證。怎么研究？我看《拷問文學》這本書給大家提供了比較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