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街區成長見證共和國發展”研討會暨《打浦橋：上海一個街區的成長》新書發布會在打浦橋街道社區活動中心召開，本次研討會由上海市黃浦區打浦橋街道、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人文遺產研究創新團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音像資料館等聯合舉辦。

新書發布與紀錄片播放相結合，既有專家學者的專題報告，也安排了居民的口述座談，通過可讀、可聽、可視不同形式的表達，反映打浦橋的前世今生，梳理、解讀位于上海中心城區這個街區的發展歷程，從“街區成長”這一獨特的視角見證共和國的發展與壯大。

打浦橋，原名“帶浦橋”，其諧音“打浦橋”。“因見于清同治《上海縣志》而未見于清嘉慶《上海縣志》，斯可斷為嘉慶十八年（1813）至同治十年（1871）間修建。”所謂“帶浦”，即靠近入海河流之意，在《松江府續志》之序篇首就有“松江枕海帶浦”之語，所以“打浦橋”之名即點明了其橋所處位置，在婁涇（又名東蘆浦）匯入肇嘉浜之處。

一百多年前的打浦橋，位于肇嘉浜兩岸，河流縱橫，古樹蔥郁，周邊籬落村墟，民居錯落，一派典型的江南水鄉風光。一百年來，打浦橋從一座橋名，到一條路名，再作為一個街道名，背后凸顯的是這一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遷，從江南鄉村原野演變為上海這座巨大都市中的一個重要街區。

民國時期的肇嘉浜

該書主編、上海史志學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學強首先做了題為《打浦橋：上海一個街區“樣本”的價值與意義》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研究團隊為何選擇打浦橋作為一個街區乃至城市變遷的“樣本”，并從多個角度揭示這個“樣本”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

馬學強

首先，打浦橋在街區形成的路徑上具有其獨特性。打浦橋作為上海近代形成的一個街區，形成時間不長，不過百余年，但卻是在特殊的背景與時局下催生的。其南片肇嘉浜沿岸，因近代企業的開設而發展，反映了中國早期工業化帶動下的城市化進程，這是在外力沖擊下的自我變革。北片則是上海法租界，在它的形成與發展中，西方的力量始終起著主導作用，更多融合了西方城市的發展要素與經營理念。處于華（華界）、洋（法租界）之間，這決定了打浦橋在近代街區形成中有著獨特的路徑。

其次，打浦橋作為一個歷史街區，從形態到格局，從功能到結構，其演化脈絡清晰，呈現出多樣性、完整性的特點。打浦橋街區，從鄉村原野到近代街區，從形態到結構，經歷了多次演變，其樣態完整，具有典型意義。處于華、洋之間，打浦橋境內的道路系統、街區規劃、市政管理以及內部構造、社區形成，都可作為某一方面的案例與類型來分析。兼具城市化、工業化所有的特質，但其結構和功能又具有多樣性，突破了傳統中國城鎮的模式，并滋生出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街區形態，演繹著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三，打浦橋作為近代形成的街區，其樣本價值還體現在當代所發生的變遷，尤其是在城市更新中所賦予的意義，極具現代性。隨著租界收回，華洋界限逐漸模糊，肇嘉浜兩岸街區也在融合。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打浦橋地區在行政上成為一個區所轄的“街道”，在市政建設方面則伴隨著肇嘉浜、日暉港等從河流到道路的演變，整個街區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調整。

馬學強特別強調，打浦橋地區的市政建設及舊城改造，其重要性與杰出性，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北京的“龍須溝”相對應，上海的“肇嘉浜”也頗具象征意義，這是共和國成立初期城市改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954年，上海市政府開始改造肇嘉浜，工程規模相當巨大，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市的重點建設之一。其中，打浦橋作為重要的節點、區域東段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1956年12月，新的肇嘉浜路，東起斜徐路，經打浦橋、日暉東路、大木橋、楓林橋等十幾個路口，一直向西延伸到徐家匯，與漕溪北路、華山路、衡山路銜接，全長三千米，寬六十米。經過綠化施工，肇嘉浜路兩旁綠樹成蔭，郁郁蔥蔥。1974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國際城建交流會上，中國代表介紹了改造肇嘉浜的施工過程。當各國代表看到肇嘉浜今昔對比的照片時，都表示大為驚訝。

改造過后的肇嘉浜

馬學強隨后介紹了改革開放以后打浦橋一帶的變遷。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污染嚴重的工廠陸續外遷，為這一區域的規劃設計、開發建設騰出了不少空間。1992年，上海市政府決定對嚴重污染的日暉港進行治理，頗有成效。1992年初，在打浦橋斜徐路第三居委會所轄地塊（簡稱“斜三基地”），成功進行一期地塊毛地批租，這也開創了上海在市中心實行以毛地批租形式成片改造舊城區的先例。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又是一次機遇，打浦橋通過功能提升、形態開發和結構優化多種途徑，重點發展商業商務、休閑服務、現代居住，把本區域打造成為上海中心城區內一個交通便捷、配套完善的宜居宜業的現代都市商住區。

今日的打浦橋

上海是一個“萬花筒”，只有在“顯微鏡”下才看得清。馬學強希望自己的研究團隊能以上海不同類型的街區作為研究對象，將研究觸角伸及一個個具體街區的“細部”，注重考察街區的形成路徑、演變肌理，揭示背后深層的經濟結構、人群活動、社會生活、民情風俗。共和國成立70年來，打浦橋地區的建設和發展，既是舊區改造的典范，也是街區轉型的樣本。打浦橋街區的成長，也真實而生動地見證了共和國的發展、壯大。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秀莉研究員做了題為《會館公所折射街區城市化進程》的報告。張秀莉對上海老城內的浙紹公所進行了分析和梳理，認為上海的崛起在于它擁有作為貿易中轉的地理優勢，而以貿易而興的這一特點導致各地客商因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云集。客居異地的商人，面對林立的行幫競爭以及各種強權力量的壓迫，首先希望得到同鄉的幫助，建立起一種聯結鄉誼、維護自身利益的同鄉團體。浙紹公所就是上海成立較早的同鄉團體之一，而且其歷史從未中斷，又是上海影響比較大的同鄉團體，其會址經過多次遷移，與上海城市化進展、租界擴展密切相關，因此這一個案對于考察同鄉團體在上海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上海交通大學建筑史與城市史研究所的劉杰副教授則結合自身的專業，談了對《打浦橋：上海一個街區的成長》一書的讀后感。

劉杰從明中后期嘉靖倭禍，上海筑城談起，“賊（倭寇）自海入江，乘潮而來，乘潮而去，劫掠城市如取囊中，皆由無城可依之故也”。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開始筑城，城防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是對這一帶的河流也帶來較大影響，部分河流因此阻隔，或由此改道，“因筑城而斷塞，水無蓄泄，積聚穢濁，民多疫癘”。

筑城之后，肇家浜逐漸成為上海縣境內的主干河道，由東向西，橫貫縣城與府城，水運、灌溉、給養功能日益凸顯。上海籍官員曹一士上在《開肇家浜議》中稱肇家浜為“上海第一要河”。原因有三：其一、它是溝通上海縣城與松江府城的水上要道；其二，肇家浜兩旁支港甚多，開浚肇家浜在農田灌溉方面公私均利；其三，“城河尤居民血脈，所系可資灌汲，可免火災，所關甚巨”。但因筑城之后，肇家浜“水關啟閉不時，且夾阛阓，易淤”，也導致淤積問題日益突出。

清代肇嘉浜兩岸，各種橋梁橫跨其上，有五里橋、斜橋、打浦橋等，皆因處水路要道，人員交匯，逐漸形成市集和村落。劉杰還介紹道，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光緒年間由盛宣懷創辦時，最初選址便是在打浦橋境內江南制造局附近的高昌廟，之后才遷往徐家匯。對于這一段掌故，很多人比較陌生。他說這算是自己作為交大人和打浦橋的一種緣分。

劉杰表示，《打浦橋：上海一個街區的成長》是一種新的城市史書寫方式，與過去規劃學領域里城市史和建筑史學的研究有著較大的差別，馬學強研究員及其研究通過豐富的史料——包括珍貴的歷史地圖、照片和檔案材料使得此書內容非常飽滿和立體。劉杰希望此書日后能將成為城市史學、建筑史學等領域要真正完整弄清楚上海城市發展脈絡之重要讀本，尤其是要透過一個城市的組織結構——街區來認識城市發展史的必讀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