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究竟何時開始蓄謀反隋，后世史料層染，已難得其真。但是，李淵一經定計起兵，隨即縝密策劃，果決行動，卻是清晰可見。李淵起兵的實力如何呢？據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的記錄，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被隋煬帝任命為太原留守，曾率軍前往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討賊，“所統步騎才五六千而已”。當年二月，劉武周在馬邑（今山西朔州）殺太守王仁恭后叛隋，李淵始以防備劉武周為名招募兵馬，十天左右，“少長得數千人”。五月甲子（6月24日），李淵決定起兵。六月甲申（7月14日）先由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下太原西南的西河郡（今山西汾陽一帶），用時九日。7月23日，李淵整編軍備，此時共計有甲士三萬。七月壬子（8月11日），李淵自晉陽發兵，大軍沿汾河南下，至龍門渡黃河，抵大興城（即唐長安城）東郊。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淵在大興城東春明門外整編諸軍，兵力已逾二十萬。此番南下，唐軍遭遇的唯一重大阻截，是在8月21日在霍邑（今山西霍縣）附近，受到隋朝武將宋老生精兵兩萬的圍堵，唐軍經過艱辛應對，最終克敵制勝，除此之外，入關計劃可說進展非常順利。李淵自己也很得意，三年后，武德三年（620），和老部下裴寂敘舊時，他還念念不忘，稱自己當年振臂一呼，便四海影從，“才涉數月，升為天子”。數月當上皇帝，當然不無夸張，但李淵確實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便穩住了長安的江山。之所以能如此順利，當然是拜隋煬帝人心盡失所賜，但單憑這一點，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其實，晉陽到長安一程，李淵需應對的局面并不輕松，其中兩個方向的威脅最大，一是北邊突厥及其依附勢力馬邑劉武周，這也是李淵一定要在南下之前卑辭厚禮、稱臣突厥的原因，大部隊南下，必須確保后方安穩。二是西邊據金城（今甘肅蘭州）自立的薛舉。當時，薛舉控制著隴西地區，統兵十三萬，李淵途徑霍邑受阻時，薛舉正東向攻下秦州（今甘肅天水），已號稱擁兵三十萬，全力圍攻扶風（今陜西鳳翔），以長安為目標。這還不止，薛舉所據之地，是隋朝的國家牧場所在，此外還有河西羌兵的援助，實力相當強勁，而且，他距離長安更近，因此，這支武裝其實是唐軍成敗的最大變數。

李淵當然了解這一點，也提前有所戒備，這從晉陽起兵前李唐整編軍備的戰略安排，就能看得出來。李淵將麾下甲士三萬，編成左、中、右三軍，分別由三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任都督，并以此為契機分封三子，讓一直被呼作大郎、二郎和四郎的李家兄弟，自此有了響亮且正式的名號，即李建成為隴西公，李世民為敦煌公，李元吉為姑臧公。這個封號持續到當年十一月己巳（12月26日），也就是李淵迎隋煬帝孫、代王楊侑即位于天興殿，改元為義寧的一周之后。李建成改稱唐世子，李世民稱秦公，李元吉為齊公。換句話說，李家三子分封隴西，持續了四個多月，是針對入關大計的戰略安排，顯然也意在針對薛舉等河西割據勢力。不過，李淵憑什么能這樣分封兒子呢？

對于這個問題，石見清裕先生《唐的建國與匈奴費也頭》一文（收入《唐代北方問題與國際秩序》，日文版初版于1998年）做了專門研究。石見先生認為，李淵三子分封隴西，并非因為李家的出身，而是緣于李淵妻竇氏的家族。石見先生對竇家系譜進行了剝繭抽絲式的解構，鉤沉出這樣一個事實：竇家出身于匈奴費也頭（又作費野頭或破野頭）種，是一支活躍于鄂爾多斯地區的游牧部族，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其勢力甚至還發展到了河西走廊。東西魏分裂后，費也頭部成為東西方統治者競相爭取的力量，于是有了走向歷史舞臺、進入傳世文獻的機會。由此，石見先生認為，李淵率軍南下，很大程度上仰仗了竇氏及其河西地區費也頭的兵力，甚至這支力量是李唐牽制薛舉的主力，可說是唐朝成功入主長安的決定性因素，而李家三子分封河西，也正與此有關。這個論斷極富啟發性，尤其是強調了李淵妻族竇家對李唐建國的重要作用，不過，在其一系列判斷中，也有若干環節可以再作討論或繼續發揮，比如，李家三子分封河西，究竟源于李家的郡望還是因為竇家？李家和竇家之間如何結識？竇家究竟是哪些人，以何種方式支持了李淵，以及他們為何要支持李淵？薛舉東進受阻，李淵順利進京，是否主要因為竇家勢力，還是別有他因？換句話說，李淵的兵力，究竟是如何快速從三萬人膨脹到二十余萬的？諸如此類的問題，皆關涉李唐建國之大勢，值得仔細辨析。

李家三子分封隴西，毫無疑問意在針對薛舉，其憑據應當還是李家郡望。石見先生之所以稱分封之舉與李家無關，在于他認為，李家的世系是唐朝建立之后才最終建構起來的，但是，這一點同樣適用于竇家，竇氏世系也經過了精心編織。竇氏系譜中有敦煌南竇祖、武威竇祖和隴右竇祖，但李氏世系中也有隴西房、敦煌房和姑臧房，李氏系譜成型于李唐建國之后，似乎不足以成為三子分封隴西與李家世系無關、而與竇家有關的邏輯起點。事實上，李淵雖起兵于晉陽，李家卻很早就以隴西為郡望，至少是宇文泰入關后西魏時期便已如此。據《冊府元龜》卷一《帝王部·帝系》，李淵祖父李虎曾先“封趙郡公”，不久后“徙封隴西公”。這次徙封，應該發生在西魏大統九年（543）在關內地區大規模募兵，至大統十二年以地方望族為鄉兵統帥，到十六年正式形成二十四軍編制這一時期，同時，宇文泰命諸姓大族以“關內諸州”為郡望，并撰寫譜錄。透過李虎前后兩個封號可以看出，事實或許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李家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冒牌貨”，但至少在大統十六年之后，經過“撰譜錄，紀所承”的人為操作，李家已將隴西作為郡望，以“西涼嫡裔”自居了。李淵很喜歡和舊部炫耀自己的出身，常說起“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云云，顯然李淵不僅以隴西為祖望，李家在當地還是頗有實力的。不止如此，大業九年（613）楊玄感起兵反隋之際，李淵曾被隋煬帝任命為弘化（今甘肅慶陽）留守，統關右十三郡兵，可見李淵本人在隴西地區也不乏政治基礎。也就是說，無論從李氏郡望來說，還是就個人經歷而言，李淵都與隴西淵源深厚，因此，太原起兵前夕，將三子分封于河西，應當是從自家身世和現實政治兩方面考慮的。

然而不可否認，竇家的確是李淵的得力幫手。那么，竇家和李家的淵源從何談起呢？對此史無明文。石見先生提到一條材料，西魏大統元年（535），李淵的祖父李虎曾率軍出擊欲與東魏高歡聯手的靈州（今寧夏靈武）刺史曹泥，期間招降了靈州附近的一批費也頭部眾，這是史籍中關于李淵祖先和費也頭交手的唯一記載。不過，這件事似乎難以成為李家和竇家結識的證據。我們認為，李家和竇家結交的機緣，或許還要更早。此前王小甫教授曾從《冊府元龜》中檢得一則材料顯示，北魏正光末年（524）六鎮之亂后，李虎一度在河北軍閥葛榮手下任清河刺史（關于這條材料的分析，參《宇文泰“關中化”政策及其對華夏文化發展的影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91-93頁），在此前后，竇熾、竇善兄弟追隨父親竇略也來到了葛榮麾下。雖沒有直接交往的證據，但我們至少據此可知，李虎、竇熾、竇善曾共處于葛榮政權中，后來又因形勢變化，先后進入關中地區，歸于宇文泰集團，進而成為西魏、北周的開國重臣。竇氏一族中，竇熾的地位尤其顯著，所謂“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與宇文家族之間也過從極密切，宇文泰凡遇軍國大事，皆與之商議。宇文泰的第七子宇文招娶了竇熾之女，女兒襄陽公主則嫁給了竇熾兄竇岳（早卒）之子竇毅，即李淵妻竇氏的母親。換句話說，竇氏的母親是宇文泰的女兒、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因為這層關系，竇氏自幼便常出入北周皇宮，深受舅父周武帝的喜愛。于是，當竇氏聽說楊堅稱帝、代周立隋后，竟怒不可遏地一頭朝床柱子撞了過去，憤懣道，“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足見竇氏與宇文家感情之厚。而竇熾，則在百官上表勸進楊堅禪位登基時，以“累代受宇文氏之恩”為由，不肯簽字。顯然，被唐代竇家子孫封為竇門三祖的竇岳、竇善與竇熾三家中，至少竇熾和竇岳兩家，從情感上來說是偏向于北周皇族宇文家的。還有一家是竇善，竇善的兒子竇榮定曾深受宇文泰賞識，北周時便入仕，成為一名出色的武將。他和楊堅同輩，兩人自幼相識，頗為投緣，關系非常密切，竇榮定的妻子還是楊堅的親姐姐，因此，入隋之后，竇榮定的地位日隆，對楊堅的支持，自不待言。但是，竇榮定的兒子竇抗，卻是李淵的發小，兩人關系很鐵。竇抗的兒子后來娶了李淵的女兒，兩人結成兒女親家。竇抗一度被隋煬帝懷疑參與了漢王楊諒的謀反事件，并因此被革職，這自然令他對楊隋頗感失望。因此，大業九年楊玄感起兵后，竇抗曾極力慫恿李淵起事，他這么做，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至此，我們看到，自宇文泰入關后，竇門三祖便擁有極強的實力，北周時期尤其顯赫，從感情上來說，他們與北周更親密，對楊隋政權則相對冷淡，而到了隋朝末年，更是贊成李淵取而代之。

李淵起兵時，竇抗和弟弟竇琎二人的位置最關鍵。當時，竇抗正奉隋煬帝之命統兵于靈武（今寧夏靈武），位于關中地區北部，扼守著長安的北大門；而竇琎，則是扶風郡（今陜西鳳翔）太守。薛舉向東突進，主要受到兩重阻截，一重是大業十年（614）扶風人唐弼扶植隴西李弘芝建立的割據政權，再一重，就是竇琎所領的官兵。李淵是否與竇抗兄弟有過提前溝通，史籍并無跡象，但于情于理，并結合事態發展來看，竇抗兄弟應該是配合了李淵的入關大計。一個間接證據是，617年11月19日，李淵在長安迎代王楊侑登基后的第三天，便有“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遣使請命，這些人很可能就是從竇抗方面來的。除了竇抗兄弟，參與李淵起兵的竇家子嗣還有兩位，其一是竇熾孫竇琮，自太原起就“協贊大謀”，是李淵晉陽起兵的一員大將；其二是竇琮之兄竇軌，李淵大軍南下時，竇軌身在華陰（今陜西渭南），手擁數千兵力，當時的華陰令，正是竇軌妻兄李孝常，李淵渡黃河入關后，先于長春宮（今陜西大荔境內）休整，李、竇二人便在這時，率領人馬歸于李淵，史載李淵“見之大悅，降席握手”。李孝常和竇軌的加盟，除增加了李淵的兵馬，更重要的，還在于李孝常手中掌握的隋朝永豐倉的官糧，為李唐軍隊帶來了豐厚的補給。這個貢獻非同小可，為此李淵后來將女兒高嘉公主嫁給了竇軌子竇奉節。無論如何，我們能看到，在李淵晉陽起兵后，竇氏三房最有實力的子嗣，在不同時間點、從不同方向匯集到了李唐麾下，其中對牽制薛舉東進發揮了作用的，當是竇琎。

李淵晉陽起兵，竇家確實非常給力，但或許還談不上是李唐大軍順利南下、實力快速擴充的決定性因素。入關途中，李淵兵力經歷了三次關鍵性補給。第一次，八月癸巳（9月21日）抵達龍門縣（今山西河津），三天后至汾陰，通過多方斡旋，唐軍順利收編了當地悍匪孫華及其精兵。李淵早年曾出任過河東捕逃大使，并負責當地官員補選與任命，在汾陰一帶頗有人脈資源，因此他抵達龍門后，先是與當地道俗“敘舊極歡”，之后便是聯絡舊部，這些人多是地方官員或本地望族，既有權力，又富聲望，成為促使當地順利歸唐的重要中介。第二次，九月壬申（10月30日），李淵渡黃河后抵達馮翊郡（今陜西大荔），于長春宮休整。在當地，李家既有宅第，又有田莊，對李淵而言是一片故土，可說既熟悉又親切。這是因為，當年北周、北齊作戰期間，同州（即馮翊郡）扼關、河之要，是便于應接的戰略要地，宇文泰頻繁率軍行經或長期駐扎于此，多以當地田宅賜予隨從達官，李虎也是受賞者之一，換句話說，李家在馮翊是擁有深厚家業的。大軍抵達后，馮翊太守蕭造便率官署舉郡歸附李淵，進而使得“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李唐軍隊規模再次大幅擴充。李淵兵力的第三次重大補給，是在抵達長安城郊后，當地活躍著多支武裝，皆與李家有關：一是李淵女兒平陽公主，她在鄠縣（今西安西南郊）廣散家資，招兵買馬，集結精兵數萬；二是李淵堂弟李神通，也在當地聚眾萬余人；再是李淵的女婿段綸，在藍田（今陜西藍田）發展了一支獨立武裝；最后還有李淵故交丘和之子丘師利、丘行恭兄弟，在岐、雍（今陜西寶雞）一帶擁兵萬余。李唐大軍到來后，這幾股力量迅速匯合，聽命于京師西邊、北邊的總指揮李世民。于是，至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淵抵達長安城東春明門外，親自召集各路人馬時，麾下兵力竟已是兩個多月前晉陽起兵時的七倍不止。

總結起來，李唐大軍之所以能夠快速推進、順利入關，有三個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其一，李淵設法有效穩住了突厥，甚至取得了對方相當的兵馬支持；其二，對李唐而言威脅最大的割據對手薛舉，東進途中遭遇多重阻截；其三，李淵南下途中，切實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其中多是自己的親友與故交。然而，這三個基本點其實可以歸結到一個中心上去，那就是李淵本人。與同時期的對手相比，李淵實在是擁有太多獨一無二的條件。他來自一向傳說有“王者氣”的河東地區，而且符合當時盛傳的“楊氏將亡，李氏將興”的圖讖，尤其是后者，隋煬帝在位期間越傳越猛，大業十一年右驍衛大將軍李渾門族三十余人盡數被誅，就與此有關，可見這一謠言的威力，但這毫無疑問反過來強化了李淵在民間的號召力。李淵不僅姓李，而且出身高貴，母親獨孤氏是隋煬帝母親的親姐姐，也就是說，李淵與隋煬帝是姨表兄弟，當朝貴戚的光環，使他在與官員和士人交往時頗具威信。另外，李家在隴西、關中、河東等地皆有根基，武功縣（今陜西咸陽）南有李家舊宅慶善宮，高陵縣（今西安北部）西有李淵少時所居宅第，而且，他本人早年曾于隴右、河東等多地經略，也就是說，李淵從晉陽到長安，沿途多是親族舊部，可謂盡得地利人和之便。

親族中，除了竇家，還有其他多位重要人物，比如太原起兵之際的統帥之一長孫順德，是李世民妻長孫氏的族叔，而長春宮一站，前去迎接李淵者，除了竇軌，還有長孫無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長安城下，則有平陽公主、李神通、段綸等人，皆是李家戚屬。如果稍微留意這些人的出身就會發現，他們無一例外來自北周以降的高級官僚家族。論及族屬，這些人雖然多來自不同的北族支系，但是，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是彼此接近的地位和共同的政治目標。竇家也不例外，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竇氏雖然未入北周所謂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列，但如前文所言，竇熾在北周時代，地位甚隆，事實上，后世文獻中也有“柱國竇熾”這樣的記載，而且武德元年（618），已是唐朝皇帝的李淵曾這樣對竇熾之子竇威說，“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這說明，在李淵看來，竇熾的地位是與李虎旗鼓相當的，因此，竇氏給予李唐建國的支援，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其家族的政治資本。

不過，竇氏等李家的妻族，對李唐建國的意義，或許遠不止于有形的兵馬，更重要的還在于無形的智慧傳遞。李唐建國面臨的最大敵人，不是隋朝，也不是眾多割據勢力，而是雄霸北方大漠的突厥汗國。從大業十三年李淵稱臣突厥始畢可汗，到貞觀四年（630）李世民俘虜頡利可汗，在此期間唐朝北境雖然遭到突厥多次襲擾，但是，李淵父子在與北方對手打交道的過程中，卻始終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對于這一點，有不少生動的例子。

大業十三年，李淵出任太原留守，專門應付突厥，針對敵強我弱、兵力懸殊的局面，他想了一個辦法：挑選兩千名精于騎射的士兵，“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這些偽裝成突厥的唐朝騎兵，主要任務就是“馳騁射獵，以曜威武”，三番兩次交手之后，還真令突厥“畏威”，甚至“喪膽”，對李淵的軍事才能心服口服，最終突厥“收其所部，不敢南入”。這些記載或不乏渲染，但李淵自少好鷹愛馬，尤長騎射，對突厥知根知底卻是事實。晉陽起兵之前，李淵首先需要做的，是穩住突厥，若還能得到對方的軍備支持，則再好不過。李淵為了拉近與突厥始畢可汗的關系，親手寫了一封信，署“某啟”以示卑辭敬意，信使不解此意，認為“突厥不識文字”，無妨“改啟為書”，李淵則答，“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吝”，事實上，一個謙卑的“啟”字，不僅贏得了始畢可汗的信任，也換得了對方的騎兵支持。

對突厥騎兵，李淵的態度非常清醒，那就是適度利用，絕不依賴。突厥可汗曾遣手下率一千多匹馬到太原向李淵兜售，李淵精挑細選后只買了一半。本地富豪主動提出出資為李淵悉數購入，卻被李淵制止，理由是，挑選良馬，只買一半，顯得自己并不急需，以免突厥“無厭其欲”。之后，李淵又派心腹劉文靜隨突厥使者前往漠北請兵，行前他千叮萬囑，請兵之舉，重在“請”而非“兵”，也就是說，要緊是懇請的姿態，而非真正的援軍。換言之，邀請突厥援軍，不過是為了牽制劉武周，同時加強李唐的聲勢，然而若真是大批胡兵南下，則會造成百姓受擾，軍需緊張，因此，懇請突厥騎兵一事，形式的意義大過內容。直到李唐部隊艱苦攻克宋老生精兵之后，劉文靜才率突厥援兵抵達龍門，與李淵會師，兵僅五百人，馬則兩千匹，“兵少而來遲”，甚愜李淵心意。由此可見，李淵與突厥打交道，是頗有章法和分寸的。

李唐巧妙借力于突厥，更體現在武德元年對付薛舉的戰略之中。李淵入主長安后，唐軍雖有二十余萬，但扶風郡外的薛舉，則有精兵三十萬。武德元年七月，雙方在淺水原（今陜西長武東北）正面對決，結果唐軍八大總管悉數潰敗，兵力傷亡過半。十一月，李世民率兵再度西征，兩軍又戰于淺水原，唐軍竟奇跡般大獲全勝。對這次戰事，史籍語焉不詳，或將之簡單歸結為李世民的英明神武。經過吳玉貴先生的鉤沉，此事原委才得以浮現。薛舉方面提前聯絡突厥欲聯兵對抗李唐，但是李唐以割讓五原（今內蒙古五原）、榆林（今內蒙古準格爾旗）二郡為條件，將突厥爭取到了李唐的陣營（詳情參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52-161頁）。這次地盤割讓后，突厥貴族郁射設率領部落萬余帳進駐河套地區。郁射設本是可汗候選人之一，卻因故未能順利上位，因而和突厥新任的頡利可汗之間，是不無嫌隙的。李唐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及時發展了和郁射設的關系。

郁射設名叫阿史那摸末，他本人及其子阿史那施、孫阿史那哲的墓志都已出土，其中不止一次提及同一件事，那就是太宗曾親筆寫信給摸末家，信中寫道，“突厥郁射設，可憐公主是朕親舊，情同一家，隨日初婚之時，在朕家內成禮。朕亦親見。追憶此事，無時暫忘”，通過這封信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傳世文獻里毫無痕跡，但郁射設竟娶了李家的女兒，還曾親自上門娶親行禮！貞觀初年，阿史那摸末便率領手下多位大將歸順了唐朝，換句話說，李唐雖然割讓五原等地給突厥，卻通過政治斡旋手段，又將這片疆土收入囊中。事實上，除了郁射設，李世民在突厥內部陸續培植了多位心腹，結交了不少“香火弟兄”，據太宗本人后來追憶，貞觀元年他即位之初，頡利率大軍南下，與唐軍對峙于渭水之際，竟出現過“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太宗）”的一幕。事實上，突厥雖然是李唐建國最大的敵人，但是雙方之間并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如吳玉貴先生所言，貞觀四年，唐軍出征，與其說是“消滅”了東突厥汗國，倒不如說是“收拾”東突厥瓦解的殘局。

東突厥瓦解的原因，自然不止一個，但唐朝方面種種和平演變的外交策略，無疑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突厥汗國崩潰后，太宗隨即被草原諸部推舉為天可汗，他也欣然接受了這個頭銜，處理草原事務，游刃有余，和父親李淵一樣，李世民對突厥問題也是相當精通。李世民的長子，也就是大唐太子李承乾，甚至是一個狂熱的突厥文化愛好者，直接把東宮改成牧場，還強制手下跟他一道，穿突厥衣服說突厥話，過游牧部落式的生活。這些舉動被儒家史官當作駭人聽聞的離譜行徑記錄在案，但是，身為李淵之孫、李世民之子，承乾的行為或許并非不可理喻。

回顧了上述種種現象，我們不禁要問，李淵父子在對待突厥問題上，何以如此有勇有謀？原因或許就在于他們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北周當年為了爭取突厥的支持，千方百計想要迎娶突厥公主，為此前前后后耗時數年，而最終促成此事的，是德高望重的竇毅。到北周末年，護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和親的，則是長孫晟。長孫晟儀表堂堂，談吐不凡，還極善射藝，深受突厥沙缽略可汗攝圖的看重，據史書記載，北周為了這門婚事，“前后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長孫晟不僅獨得沙缽略可汗喜歡，還與沙缽略的弟弟處羅侯結成了兄弟，在草原逗留了一年有余，于是，突厥境內的山川形勢和汗國各部落情況盡在掌握。隋文帝時代能夠徹底戰勝突厥，主要依靠的還不在于軍事實力，而在于長孫晟的情報工作和外交謀略。竇毅和長孫晟兩人，可以說是北周、隋朝最有經驗的突厥通，他們或許沒有直接向自己的女婿授法，但是李淵和李世民能夠有條不紊地與突厥周旋，并且最終戰勝對手，無疑也少不了來自于岳父們所作所為的啟示，這些無形的知識和智慧，興許才是李唐建國從妻族方面得到的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