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帝國的衰落：從乾隆到鴉片

這個帝國正在衰落之中，腐敗和衰朽俯仰皆是。問題是，為何衰落，從何時起衰落？這些都難以回答，正如這個國家的其他問題一樣。但如果我們確實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的話，就會發現進步和退步一直交替著發生，與皇朝的精銳進取或是放蕩揮霍相關聯，與皇帝本人的精力、誠信和才智成正比。

這一輪的衰落，我認為可追溯到乾隆皇帝治下的六十年（1736年-1796年）。乾隆年間，朝廷大興土木，上到行宮別苑下至寺廟碑陵，各種工程遍布全國，揮金如土。如此造成的國庫虧空，后來的幾位皇帝都無力填補。

一貧如洗的人民日益不滿，紛紛揭竿而起。而且這種不滿似乎成了一種慢性病，在過去一百年里蔓延到帝國幾乎所有省份，最終釀成太平天國叛亂。那場從1850年一直延續到1865年的叛亂，幾乎損毀了帝國整個的中心地帶。叛亂與鎮壓，交織著對外國的戰爭，造成難以數計的財產和人口損失，把成千上萬的農民推向匱乏和饑荒。

從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資料看，帝國過去一百年間因戰爭、疾病和饑荒損失的人口，超過了自然增長的人口，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的總人口低于一個世紀以前。衰落和退步幾乎不可避免。

【關于中華帝國衰落的起點，坊間有各種說法。但至少在鏤氏寫報告的187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清朝的衰落始于乾隆時期。報告提到的“與外國的戰爭”指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的后半段基本重合，清廷在與英、法、美、俄諸國停戰達成協議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鎮壓叛亂，這也是導致太平天國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據西方學界的估算，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中國近兩千萬的人口損失。不過，由于許多人口資料在戰亂中被焚毀，傷亡人口也沒有具體記載或統計，所以“兩千萬”并不是確切數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統計上的大略估算。】

更直接的原因是鴉片消費的增長。鴉片銷爍了人民的財富，掏空了他們的靈魂。這是本世紀才開始的，據權威統計，1800年外國銷往中國的鴉片不超過4000箱，每箱133磅，到1869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約85000箱——其中約53000箱從通商口岸進來，付了關稅；其余32000箱海關官員認為是從香港走私進來的。世紀之初，中國幾乎沒有自產的鴉片，但到了1869年，保守估計本土種植煉制的鴉片已達75000箱，加上外國販進來的，當年中國的煙土消費多達16萬箱，約2100萬磅/10500噸。每年通過各種渠道販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約6800萬美元，相當于中國出口茶葉和絲綢的75%。

這些數字道出一個傷痛的中國故事，對于“外貿造福人民”的敘事則是令人尷尬的評注。吸食鴉片的惡習已經并正在吞噬這個國家的血汗財富，摧毀人民的納稅能力，進而造成財政的赤貧。而更大的損害在于，鴉片銷爍了這個民族的精氣神，教他們昏昏噩噩，無力生產，并就此加速了帝國的衰敗和毀滅。

【關于中美之間的鴉片貿易，我們在之前的專欄里談到過，這里就不再展開。鏤氏在報告里指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即中國本土鴉片的種植和煉制，在1869年的時候已經非常接近進口的規模。

學界對晚清中國鴉片的年銷售量的估算差別很大。有中國學者的統計數據顯示，1869年大陸各口岸進口鴉片53413擔，香港進口86065擔，總計139478擔，總值海關銀6195萬零403兩；僅從香港一地進口的鴉片就已經接近于鏤斐迪所說的85000箱的進口總量。按照清代海關總稅務司十年報告中的標準數據單位，當時1擔（picul）為中國制度100斤，合60.453公斤或133.33磅，可見鏤斐迪所謂1箱（chest）即中國海關單位1擔或100斤。照此計算，1869年中國進口鴉片總量大致在8431噸到9672噸之間。加上沒有統計進去的本土煉制及走私鴉片，消費總額應該超過1萬噸。

這里，我們拿中國學者統計的6195萬余海關銀來講，這是個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國委托德國建造完成兩艘鐵甲艦，其中“定遠號”花費141萬兩白銀，“致遠號”142.4萬兩，加上運費和雜項開支約56萬兩，兩艦成本合計339.4萬兩。也就是說，僅1869年一年，中國人光是抽進口大煙就抽掉了18艘鐵甲艦。而當時距“定遠”、“致遠”兩艦在甲午海戰中遭受滅頂之災還有足足25年，而最終打敗北洋艦隊和整個大清國的日本明治政府才剛剛建立1年。從這個角度看，晚清中國近代化的資本早在19世紀的中段已經被“抽”干了，帝國從此一蹶不振，不再有翻盤的機會。】

1858年12月18日，英國《插圖倫敦新聞》上的表現吸食鴉片家破人亡的故事，而此前一個多月的11月8日，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短暫間歇期內，中英兩國在上海簽訂1858年6月26日的中英《天津條約》的《新增稅則》條款，其中第5款內規定鴉片允許在中國通商口岸進口，每百斤收稅30兩，進口后即為中國貨物，如何征稅與英國無關，這一款的中文本內將“鴉片”改稱“洋藥”，但英文本內仍是opium（鴉片）。

第六部分?如何拯救中國：路徑及困局

一切能否挽回，怎樣挽回？是移風易俗，修正人民的惡習，還是開辟新工業及致富途徑來彌補鴉片造成的虧空，又或兩者并行？這是所有希望促進對華貿易的國家都需要認真考慮的。要移風易俗，惟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如此才能抑制他們對鴉片的沉溺和渴望。要開辟新財富，則要從教化統治及知識階層開始，要他們知道系統性開發這片土地的資源和礦藏的好處，進而引導民眾來完成這項工程，或是允許外國人來代勞。在我看來，這是讓中國重新煥發生機的唯一途徑了。

【鏤氏看到了中國仿照歐美模式開展工業化的前景。當時洋務運動已經展開，但在1870年的中國，工業化的愿景并不清晰。】

對中國民眾的教育主要依靠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官員的啟蒙則需通過外國政府駐北京的外交代表來完成。這些外國政府代表必須足夠精悍謹慎，在開化朝廷官員的同時增進中央集權——惟有如此，中央的諭旨和命令才更有效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不被地方上當一回事。

【鏤氏在這里流露出通過歐美的力量、按照歐美的樣子改造中國的強烈愿望。在他看來，這種改造一靠傳教士，二靠西方駐華公使。而這兩股力量均與1870年的天津教案休戚相關。在那起中國民眾攻擊傳教士的案件中，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被打死，另有多名外國人傷亡，列強軍艦集結天津外洋，清廷不得不賠款、道歉，查辦相關45人。戰事雖暫時得以避免，但列強對華的帝國主義政策，加之中國社會對外來宗教文化的抵觸，都令這種和平搖搖欲墜。是以，鏤氏雖有和平改造中國的愿望，但在下文又說不抱“真正的期待”。】

還有一種更直接、卻未必更有效的辦法，就是武力。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流行手段”，因為多數駐華外國人代表認為，要“打開”中國，這是唯一快速且有效的辦法。生意人訴諸武力，是為了開辟新的產業和資源；傳教士傾向于使用武力，是為了傳播福音，較之漫長費力的道德說教，武力更容易叫人皈依。

傳教士們真誠地相信戰爭也有善惡之分，為造福蒼生而發動的戰爭是仁義的。他們信仰“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筆者注：《圣經?詩篇》24:1），他們只是神在人間的代理，背負教化異教徒并使之在基督中重生的使命。這項使命進展得越快，對中國人和全世界就越好，而要打破愚昧、自負和迷信的迷障，使用武力的絕對必要的。在實現主的偉大事業的道路上，武力征服是一種名正言順的補充方式。對于傳教士們的戰爭邏輯，各種批駁已經很多，這里就不廢筆墨去重復了。

【鏤氏認為西方商人和傳教士在對華戰爭上存在基本共識，但又指出兩者的動機截然不同。實際情況與其觀察有所出入，19世紀的傳教士固然是隨著本國的堅船利炮重返中國的，但他們并不像鏤氏所說的那樣鼓吹對華使用武力，大部分人只是進入中國社會傳教，或是像丁韙良那樣投身教育、衛生等事業。畢竟，武力招致仇恨，而仇恨將破壞傳教的土壤。】

和平改造中國，需要相關國家和人士年復一年的艱辛付出，但總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對此，武力論者不以為然——過去，是武力掃清了他們進入中國的障礙；未來，也只有武力能夠打破他們前進道路上愚昧和無知的藩籬。毋庸置疑，我對這種觀點完全不認可。拋開道德與正義不談，長遠地看，戰爭作為一項政策和權宜之計并不能促成進步，因此在是否要通過武力來獲得更多特許權的問題上，我是十分遲疑的。

然而，我對和平改造中國也沒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即便用盡全力，中國與外邦之間的和平仍然難以維系——中央朝廷對改革敷衍遲疑，地方上對條約權利多有違背，商人階層要求在華額外的特許權，這些都會消耗相關國家的耐心，對它們形成壓力。中外關系遲早要發生斷裂，而不得不以另一場戰爭來收場。

【鏤氏對當時代中外局勢的觀察，可謂入木三分。正如他所預言的那樣，此后二十年，中國的對外關系日益惡化——外國銀行以中國關稅為擔保的對華貸款接踵而至，中國社會針對外國人和傳教士的攻擊也頻繁發生，甲午戰爭后列強掀起在華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康梁一派試圖以溫和手段推進社會變革的戊戌變法則不過百日即告夭折。內憂外患，加之天災人禍，最終導致中國社會反抗情緒的總爆發，亦即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一時洶涌澎湃，八國隨即組成聯軍出兵中國并占領北京，最終以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之《辛丑議和條款》并處決和貶謫一干官員悲慘收場。】

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義和團員照片，館藏編號530870。這名義和團員前面放著藤條盾牌，左手持一長矛，右手舉一令旗，上曰：“欽命義和團糧臺”，可能是一名日常看管京師糧倉的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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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