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時中原人望而生畏的流亡之地，到唐宋時文人傾心歌頌的富庶水鄉，在長江下游這片被統稱為“江南”的土地，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今天的江南市鎮，是應該變身為一般的現代小城鎮，還是包裝為烏鎮那樣的古鎮公園？千鎮一面的局面應該如何改變？2019年10月19日下午，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包偉民攜新書《多被人間作畫圖——江南市鎮的歷史解讀》，做客單向空間·杭州樂堤港店，邀請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樓毅生作為嘉賓，與讀者一起，共同圍繞江南市鎮的形成原因、歷史變遷及現代發展等話題展開討論。

沙龍現場

江南市鎮是怎么“長”出來的？

包偉民首先介紹了江南市鎮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中心南移”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在中國的帝制時期，早期的首都位于今天西安附近，當時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是相重合的，關中是那個時候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到公元5、6世紀，經濟中心開始經過黃河下游，再慢慢向東南地區移動。一方面是因為東南地區漸漸發展了起來；另一方面，原來中心地區的容量不足，人口增長起來以后其經濟資源不足以支撐首都功能了。經濟中心南移的過程有好幾百年，到了唐代中后期這個趨勢就很明確了。現在一般認為，大約在公元12、13世紀的南宋時期，這個過程已經完成，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從黃河中游的關中地區挪到了黃河的下游，然后再從黃河下游挪到現在的江南地區。當然在元代以后，由于政治、軍事等等原因，政治中心北移，出現了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的現象。這里所說的經濟中心所在，指狹義的江南，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八府一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江寧等八府，以及從蘇州府分離出來的太倉州），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這就是江南地區經濟發展，進而形成為數眾多鄉村小市鎮的歷史大背景。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地區的經濟開發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模式。但即便是典型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經濟，也有著商品交換的需要。農民可以自己生產糧食、布帛，但是有些東西自己生產不了，比如食鹽、鐵器等等，這些生產與生活必需品就需要向市場購買。南宋時人對這個現象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描述：“舉凡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只要有十戶人家聚集的一個小村子，農民必然要購買自身所不能生產的商品，出售多余的農產品，就會形成一個小市場。他們能賣的農產品，主要是米，所缺的典型商品則是食鹽。因此米跟鹽就形成了當時農村地區最基本的商品交換關系。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區的發展開始呈現一種新的態勢：人口總是持續增長，但是土地資源卻是有限的，因此人們一方面只能把那些原來不用的土地都用上，就是湖蕩海涂山地等等那些不容易開發的土地。例如大家都知道，紹興地區有個鑒湖，東漢的時候有記載說鑒湖湖堤周三百里，面積巨大，但是現在的鑒湖只剩下一條河港，曾經的水面哪里去了呢？都被人們圍墾成農田了。現在有很多喜歡攝影的朋友經常到山區去拍梯田，成片的梯田景觀美輪美奐，但梯田的開發是非常費力的，如果不是因為平原土地不夠了，人們是不會費那么大勁去開發那些山地的，耕作特別辛苦。此外，除了把大量淡水水面圍墾成農田，人們還會去圍海，圍墾海邊的灘涂。另一方面，就是努力提高農田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所以江南地區的農業就這樣走向了精耕細作的技術路線。

但是這些方法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地矛盾，于是江南地區就慢慢地開始發展起了“專業經濟”。什么是“專業經濟”呢？就是農民不單種植水稻、麥子等等糧食作物，他們還大量種植棉花、蠶桑等等經濟作物。蠶桑是江南歷史上就在種植的，此外還種麻，用以織布。元代以前人們所說的“布”指麻布，不是棉布。南宋后期棉花種植開始擴展，到元代以后植棉普及，棉布把麻布的地位給擠掉了。為什么大量種植棉花、發展蠶桑業等專業經濟以后，農民的勞動產出能夠增加呢？因為如果種植糧食作物，農民在農田勞作之外，到農閑的時候就沒活干了，最多用糧食制作一些糕點、釀點老酒。但現在農民種棉植桑養蠶，農閑時就也需要勞動，勞動力有地方可以投入，可以織布繅絲，出售棉布以及絲綿、絲綢等產品。這些手工產品所蘊含的勞動，不僅僅是田里的生產，還包括原材料收上來以后家里紡織勞作。通俗地講，農民把紡織品賣掉換成糧食，這樣每塊地的勞動產出，比原來單純生產糧食要高出很多。

就這樣，通過發展專業經濟，農民從每一畝田里面可以得到比單純種植糧食作物更多的收入，于是田里面的產出就會以另一種形式增加了。這樣一來農民肯定比以前更辛苦，農閑時間越來越少，晚上要勞作到很晚，但是他們的總收入畢竟有所增加，能夠解決吃飯問題。于是種棉植桑與紡織手工業就成為了江南地區除了糧食生產之外的兩大主業，田里生產原材料，再拿原材料來紡織，還有其他的深加工，漸漸的這個勞動就變成主要的了。從南宋后期開始，在江南八府一州的核心地帶，其經濟發展都是這個模式。

當江南地區大量的土地與勞動力轉向生產紡織品，必然造成許多重要的影響，首先就是本地區糧食更加不夠吃，需要大量從外地購入，這就有賴于全國市場的形成。到了清代，東北的糧食可以運下來，長江中游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等，變成了重要的糧食產區，糧食也能運下來，以及海外也有糧食輸入，供應江南地區。可以說，江南的人們在明朝后期就開始吃泰國米了。當時江南不僅從外地輸入糧食，還輸入棉花等原材料，因為這里變成了土布的主要產區以后，本地產的棉花也不夠了。江南生產的土布也出口東南亞，我們出口的商品勞動附加值高。

商品要交換，就得有個據點，生活在農村的人們不可能每天到縣城里面去賣東西、買東西，那太遠了，他們必須要當天能夠來回，所以作為農村地區商業聚落的市鎮就這么“長”出來了。

《多被人間作畫圖——江南市鎮的歷史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

江南市鎮為什么“長”成這個樣子？

接著，包偉民著重分析了江南市鎮為何會形成其獨特的形態。

市鎮有大小之分，市鎮之間是有層級關系的。最低的層級是村市，村子里有小店鋪，可以打醬油、買鹽，賣雞蛋，如果要買更多商品，就要到高一個層級——其市場輻射區往往包括十幾個或者數十個村子的市鎮。再高一個層級就是縣城或者州城了。

那些一般被稱為“中間市場”的市鎮，它是農村的商業核心地帶，大家所熟知的例如周莊、同里、烏鎮、西塘等等，都屬于中間市場。各地村落與這些作為中間市場的市鎮之間的距離不能太遠，這是由交通條件所決定的。一般情況下，一個農民早上五六點鐘出發，坐船或走路一兩個小時，到鎮上賣東西、買東西，還來得及回家吃午飯。如果路途過遠，農民不得不在外面吃飯的話，成本就過高了。

如果在村子和市鎮中間出于某種原因另外新“長”出某個市鎮來，在它的旁邊肯定就會有一個市鎮被淘汰，因為那樣的話，具有相同功能的市鎮之間距離太近，農民前去趕集，會選擇其中某個條件比較優異的市鎮，另外那個市鎮就會被冷落仍至衰敗，退化為一般的村落。例如浙江海寧的長安鎮，從明代后期開始，浙江糧食已經無法自給自足，需要大量的外來輸入，因此長安鎮從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一直是浙江省最大的糧食市場，但太平天國的時候長安鎮被付之一炬，糧食市場轉移到了硤石，到太平軍被鎮壓下去以后，糧食市場就回不來了。

制約江南市鎮形態的因素還有交通方式。江南市鎮商家的門面房，必須要沿河開設，因為商家依靠河道船運，離開了河道，商業活動就會有困難。正如以前王江涇號稱十里長街，其市街就是筆直的沿著市河伸展。在上世紀90年代公路交通真正深入影響到江南市鎮之前，幾乎沒有例外。線型的一字長街之外，如果有兩條河在此交叉，就會形成十字街，如果河道呈丁字形，那么市街也就是丁字形的，如王店鎮就是那樣。此外，由于技術條件的制約，過寬的河面造橋不便，也會影響市鎮的形態。比如烏鎮原來就是兩個鎮，分別是屬于嘉興桐鄉縣的青鎮與屬于湖州烏程縣的烏鎮，因為將烏鎮與青鎮隔開來的那條大運河太寬了，造橋不便，河的兩岸無法融匯成單個商業聚落。一直到1950年，這兩個鎮才在行政上合并起來，簡稱烏鎮。

交通因素對市鎮形態的影響很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嘉興王店的火車站，宣統二年建成，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火車站周邊一直沒有商業化開發，鎮區也不往火車站那邊靠攏，仍然沿著河道發展，因為在那個時候，火車并不是當地居民常用的交通工具。

至于市鎮中的建筑以及商業的分布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格局？需要考慮地理和經濟兩個方面的因素。隨著人口的增長，原有的房屋不能夠滿足居住的需求，但如果沿著河道不加節制地延伸開去，街道就會過長，不利于商業經營，因此除了前店后家式的貧民下戶之外，市鎮不少建筑都會向背后縱向拓展，三進、五進、七進，甚至更多。也有少數市鎮非營業性的居民建筑一重一重地向深處層疊建造，比如西塘就是那樣，民居一層層前后緊挨著建造，房屋一側建有狹窄的小巷以供進出，巷子內非常陰暗。通常這樣的小巷子只有一個出口，面向市街。這種疊建的民居常常深達數十米。

假如一個市鎮的起源不是出于商業交換的需要，那它就會長成另一個樣子。如明代初年的衛所，它們是為了軍事防御需要而建，外有圍墻，街道就不一定沿河延伸了。例如慈溪的觀城衛，四方的形態，外圍筑墻，內有十字街。這種情況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作為商業交換中心的商業聚落長出來江南市鎮就是這個樣子。

在狹義江南的周邊地區，也存在人口不斷增長、土地資源不足的問題。如浙江的金華、衢州、臺州等等，這些地區后來幾乎每一個縣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行業，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雕等等。由于受當地經濟與地理資源的限制，這些地區不能像江南中心平原河網地帶那樣通過發展專業經濟，增加勞動附加值，以解決人口壓力的問題，而只能通過勞動力輸出的途徑出來解決。所以，以前的農民往往比現在農民要更“能干”，因為幾乎每一個農民都會一兩份手藝，他們靠這些手藝來彌補自己農田耕作回報的不足。人們常說的“揚州三把刀”——“剃刀、扦腳刀、廚刀”也是如此。

江南市鎮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長出了一種特有的一種形態。包偉民曾做過很多調查，到一個鎮上請一些老人坐下來聊聊天，問他們：“你們覺得自己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經常會得到回答是：“我們不是城里人，也不是鄉下人，我們是鎮上人。”這反映出市鎮文化是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既帶有很濃厚的鄉村文化特點，但是又不完全是鄉村，也不是城市。這是江南市鎮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

既然市鎮是“長”在農村經濟上面的，依靠當時農村的專業經濟，作為農村地區的商業聚落而存在，市鎮居民就大多以商業經營為生，很少有從事手工業的，因為手工業本來就是四鄉農民的主業，基本在農民的家里完成。只有那些必須集中經營的手工業勞動才會集中到鎮上，比如榨油、碾米、踹布、染布等等。如果這種經濟基礎沒有了，那么市鎮存在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幾乎每一個江南市鎮的人們都想辦工廠，發展經濟，大家都要拆掉老房子，蓋新屋，建廠房。包偉民指出，江南市鎮的工業化與傳統是緊密相連的，是按原來傳統的特征逐漸發展起來的。但是由于農村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市鎮的面貌也必然隨之而改變。工業化發展依賴的交通工具是汽車，同時汽車也擴大了人們的交通半徑，將更多的商業活動從市鎮吸引到了縣城，傳統的江南市鎮將不復存在。現在的江南地區，大多數市鎮以工業作為它們的經濟基礎，少數則依靠旅游經濟而存在。在傳統市鎮消失之前將之記錄下來，是一個歷史學家應該做的事情。

成為“文化主題公園”的江南市鎮何去何從？

在讀者互動環節，有讀者指出，近年來，江南市鎮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個基礎，就是旅游。那些原來比較落后、沒有受到太多破壞、角落里的市鎮反而迎來新的生機，周莊、烏鎮就是如此。但是它們已經不是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商業市鎮，而是一個個“文化主題公園”了，其生存的基礎是游客，而且存在“千鎮一面”的現象，我們該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工業化之后的江南市鎮應該如何發展？

樓毅生認為，千鎮一面的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需要考慮到這些市鎮在傳統時期本來就是“千鎮一面”的。因為它們在地理環境、經濟基礎、風俗民情等各方面都很相近。同時，由于市鎮里聚集了工商業者、手工業者，評彈、戲曲，包括彈詞、越劇、昆曲等等這些流行文化也是相似的。盡管如此，要改變“千鎮一面”的現狀，還得從文化入手。

此外，他還指出對于非江南地區的人們而言，對江南市鎮第一個感覺是江南很“文”。古代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永嘉南渡作為一個節點。經濟重心的南移帶來了文化的南移。永嘉之變，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之六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王謝為代表的士族南遷，這對江南文化發展的影響很深。在此之前，江南被稱為南蠻之地，是流放之地。在當時的中原人士看來，南方“吳鉤越劍”，充滿著勇武之氣。而南方比較“文”北方比較“武”這種文化上的轉移，就是從永嘉南渡開始的。

包偉民補充道，雖然八府一州的河網地帶，地理條件是一致的，但是在文化的細節仍有一定的區別。浙江當時不同地區經濟基礎盡管很接近，但還是有一定的差異。不同的產業特征，例如棉與桑，會帶來經濟和生活上的某些特色。此外，每一個地區的文化名人也是一種資源，所以也可以從文化資源入手。同時要注意，多與江南周邊的地區做比較，這樣才能把江南市鎮的特點凸顯出來。

最后，包偉民還指出，由于江南市鎮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近年來一些代表性市鎮旅游經營的成功，使得“江南市鎮”成為了一種被人們廣泛模仿的范式，就像以前許多城市因為經濟繁榮，就會被稱為“小上海”一樣，在江南之外的一些地區，甚至北方，無論在景觀設計還是文化氛圍營造等方面，都存在著簡單地模仿江南市鎮的現象，這也是產生千鎮一面現象的重要原因。這樣的簡單模仿不是太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