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最家喻戶曉的成就是翻譯，但是他一生著述宏富，尤致力于古文的評點與寫作。唐代韓愈與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其文章被后世奉為典范。林紓所著《韓柳文研究法》，遴選韓柳佳作一百四十余篇，逐篇剖解其文理與技巧，集中呈現(xiàn)了他在民國初年尖銳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為新近整理出版之《韓柳文研究法校注》（低音·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9年11月）所寫的序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發(fā)。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林紓最家喻戶曉的成就，是翻譯二百多種外國小說，風行海內(nèi)；然而在近代文化史上，他還有許多重要的建樹，其中作為古文家，在新舊文化轉關之際，為延續(xù)和發(fā)展古文傳統(tǒng)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值得關注。對于古文藝術，他既有抉發(fā)文理的理論思考，又有體悟文心的篇章點評，前者的代表作是《春覺齋論文》《文微》等著述，后者的代表作則是《韓柳文研究法》和《左傳擷華》。韓柳古文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歷代品評者眾，林紓這部《韓柳文研究法》自出手眼，對理解韓柳古文極有裨益，因此自問世至今，一直是閱讀韓柳古文難以繞開的津梁。

韓愈是古文宗師，林紓對韓文極為推重。在《左傳擷華》中，他說：“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對于韓文，他沉潛鉆研，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在《答甘大文書》中，他回憶自己的學韓經(jīng)歷：“仆治韓文四十年，其始得一名篇，書而黏諸案，冪之。日必啟讀，讀后復冪，積數(shù)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韓之全集凡十數(shù)周矣。”林紓晚年曾反復勸勉后學，讀古人書要“神與古會”，要“涵而泳之”，“泳如池沼澄碧，魚鳧上下，自在悠游于中；涵如以巾承露，浸漬全幅使透”，又說“讀文須細細咀嚼，方能識辨其中甘辛”（《春覺齋論文》）。他對于韓文的研讀，顯然就是如此全身心地沉浸濃郁。

由于寢饋甚深，林紓自己的古文創(chuàng)作也被韓文潛移默化。1901年，他以文名被聘為北京金臺書院講席，從此由閩入京定居。不久又任五城中學堂國文總教習，其間與桐城古文大家吳汝綸結識。吳稱贊林紓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林紓《贈馬通伯先生序》）。這一評語非常接近北宋蘇洵對韓愈文章的評價：“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第一書》）可見，在吳汝綸看來，林文深有得于韓文之精髓。

這部《韓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林紓此時已六十二歲，剛從北京大學去職。全書選評韓文60余篇、柳文70余篇，應是在其北京大學授課講義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當時京師大學堂的課程，多以某某研究法命名，此書的命名應該是受此影響。書中具體的選評方式，繼承了古文的評點傳統(tǒng)，但內(nèi)容則多有獨到的思考，不僅反映了林紓數(shù)十年沉潛韓柳文的所得，也體現(xiàn)了入京后復雜文化學術沖突對他的觸發(fā)和影響。林紓早年即醉心古文，他博覽群書，中年后對以韓愈為主的八家之文以及《左傳》《史記》《漢書》等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和桐城派的古文旨趣頗為接近，但林紓并未有傳續(xù)桐城派的自覺意識。入京后，他與桐城派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概等代表人物頗為親近，他甚至向吳汝綸表達了希望能居門下受業(yè)的愿望。1906年他受聘任教于京師大學堂，與當時同在大學堂任教的章太炎產(chǎn)生矛盾，錢基博提到當時“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宗盟”（《林紓的古文》）。由于章太炎一派的排擠，林紓不得不于1913年從北京大學去職。無論是與桐城古文家的親密，還是與章太炎一派的矛盾，都強化了林紓對桐城派所主張的以唐宋古文為核心的文章傳統(tǒng)的認識。雖然他一直不認為自己是“桐城派”，而且明確主張“桐城無派”，反對用狹隘的派別來框定桐城諸子的成就，但桐城派對其古文思考的影響，在入京之后無疑是日趨深刻的。這部《韓柳文研究法》就體現(xiàn)出這種影響。

桐城派主張“文道合一”，“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重“義法”、講“雅潔”。所謂“義法”，方苞認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意謂文章內(nèi)容要合乎儒家之義理，行文要講求法度。所謂“雅潔”，就是為文以儒家倫理之道為本，立意雅正，語言也不能蕪雜枝蔓。這些文章宗旨，都鮮明地體現(xiàn)在林紓對韓柳文的解讀之中。北宋秦觀稱贊韓文“鉤莊列，挾蘇張，摭遷固，獵屈宋，折之以孔氏”，林紓認為此語頗為不妥：“韓文之摭遷固，容或有之；至鉤莊列，挾蘇張，可決其必無。昌黎學術極正，辟老矣，胡至乎鉤莊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蘇張之余唾？”林紓認為秦觀被韓文的“海涵地負之才，英華秾郁之色”所炫惑，沒有看到韓文“信道篤、讀書多、析理精”；因此，林紓論韓文，始終堅持以儒為本。

在藝術上，林紓高度贊同北宋蘇洵對韓文“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的評價，認為“蔽掩，昌黎之長技也。不善學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澀……能于蔽掩中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所以成為昌黎耳。”在林紓看來，韓文的汪洋縱恣，并不表現(xiàn)為外在的駁雜，而是內(nèi)在的豐富，因此韓文的創(chuàng)作一定是經(jīng)歷了深入的錘煉淘洗，絕非率然的隨興所至，他說：“吾思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shù)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岳，然后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在具有主腦。”

林紓對韓文的解讀，正是用力于揭示韓文抑遏蔽掩、淘洗錘煉中的光芒；而其詮評的入手處，則是分析韓文的法度，其中又尤其關注韓文文體的特點。他論韓愈《原道》不僅“理足于中”，而且“造語復衷之法律”。行文有法，可使學者“循其途軌而進”。又論《進學解》，認為此文“本于東方《客難》、揚雄《解嘲》”，孫樵以其行文奇警而將其與盧仝《月蝕詩》相提并論，是不恰當?shù)摹Ｓ秩纭稄堉胸﹤骱髷ⅰ肥恰吧w仿史公傳后論體”。這些都體現(xiàn)了辨體的努力。林紓對古文文體特點多有精妙的論述，如論“贈序”之特點：“愚嘗謂驗人文字之有意境與機軸，當先讀其贈送序。序不是論，卻句句是論，不惟造語宜斂，即制局亦宜變。”又論“祭文體本以用韻者為正格，若不駕馭以散文之法，終覺直致”。這些文體之論，都頗為新警深刻。

在此基礎上，林紓進一步觀察到韓文法度中的新意，規(guī)矩中的千變?nèi)f化，如論韓愈之書信：“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結構，未嘗有信手揮灑之文字。熟讀不已，可悟無數(shù)法門。”又論韓之“贈序”如“飛行絕技”，無人可以企及。《韓柳文研究法》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對這些無法之法的解讀。他或言韓文語言之妙，“在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又論《說馬》之“馬之千里者”五字，是于行文幾無余地可以轉旋之處，忽然叫起，“似從甚敗之中，挺出一生力之軍”；論《畫記》“文心之妙，能舉不相偶之事對舉成偶，真匪夷所思”；論《重答張籍書》“辯駁處無激烈之詞，自信中含沖和之氣”；《送齊暤下第序》則是“篇法、字法、筆法，如神龍變化，東云出鱗，西云露爪，不可方物”。

這些精妙的體悟，是林紓繼承桐城而又更為豐富開闊之處。他對桐城“義法”，從“性情”和“意境”兩個方面加以拓展，認為“義”要融會為一種作家內(nèi)在的精神人格，形成豐富的精神性情，這種“性情”是文章的根本——“文章為性情之華”“性情端，斯出辭氣重厚”。對于 “義法”之“法”，他沒有將其泥定為具體的起承點畫，而是從“意境”的角度加以闡發(fā)。在《春覺齋論文》中，他標舉為文“應知八則”，皆文法綱領，首揭者即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體制到恰好地位”。義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當然要綜合多種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這就為悟入古文妙境，尋繹文章無法之法，打開更豐富的空間。“桐城三祖”中的劉大櫆和姚鼐，從推重音調(diào)和藝術風格的角度來豐富對文法的認識，而林紓對文法的討論，則綜合了這些傳統(tǒng)而更為豐富靈活。

《韓柳文研究法》另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特點，是韓柳并論。柳宗元雖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對柳文頗多爭議，特別是桐城派如方苞等人，論文取法韓歐，多有抑柳之論。林紓并未受此束縛，他自述精研“韓柳歐三氏之文，楮葉汗?jié)n近四十年矣”（《答徐敏書》），力主柳宗元“為昌黎配饗之人”。

林紓雖然突破了桐城派對柳文的偏見，但他解讀柳文的視角，還是與他解讀韓文一樣，淵源于桐城的文法傳統(tǒng)。唐代劉禹錫論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古來論柳文者眾，林紓獨以此語為知言，甚至說“雖柳州自道，不能違心而他逸”。對于柳文的語言，他認為“用字稍新特，未嘗近纖；選材至恢富，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從思想上講，柳宗元精通佛理，林紓對此有意加以忽略，“集中六、七兩卷均和尚碑，不佞昧于禪理，不能盡解，故特闕而不論”，又“柳州集中有‘序隱遁道儒釋’一門，制詞命意固有工者，然終不如昌黎之變化。且釋氏之文逾半，從略可也”。可見，無論從藝術上，還是思想上，林紓論柳都滲透了桐城的“雅潔”旨趣。

林紓對柳文藝術的詮評，就其方法，與評韓并無二致，也很善于揭示柳文文體特色，發(fā)抉其篇法、章法、字法之妙，如對《封建論》開篇立一“勢”字的分析，對《段太尉逸事狀》“氣壯而語醇，力偉而光斂”的討論，對永州山水記用字精微的品味，都值得細細體會。

林紓讀柳文，最值得關注的，是對韓柳文命筆異同的對比，例如“昌黎《碑》適是學《尚書》，子厚《雅》適是學《大雅》，兩臻極地”“（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幽峭頗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此三語，純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于短句見長技，用字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為人人筆下所無，昌黎則長短皆宜。自‘民業(yè)有經(jīng)’起，‘出相弟長，入相慈孝’，純用四言，積疊而下，文氣未嘗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長”。這些看法，也都很值得細細體會。

馬其昶為《韓柳文研究法》作序，稱林紓將自己平生對古文的甘苦所得，“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在此書出版數(shù)年后，林紓就卷入了與“五四”新文化人的論戰(zhàn)，為延續(xù)古文命脈而大聲疾呼。1917年2月8日，他在《民國日報》上發(fā)表《論古文之不當廢》，稱“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xié)于時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統(tǒng)，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這部《韓柳文研究法》集中呈現(xiàn)了他在民國初年尖銳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對作為中國文字之祖的韓柳文的深入認識。在古文的文化藝術價值重新引發(fā)關注的百年后的今天，這部書值得給予更充分的關注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