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9年10月30日，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我們邀請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環球資訊》的主持人，同時也是金庸作品的粉絲遠歌，來為大家朗讀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的《留白：秋水堂文化隨筆》里《瓶中之舟——金庸筆下的想象中國》一篇的節選片段，并摘錄該段文字如下，以示紀念。

武俠小說，就像科幻小說或者懸疑小說在西方一樣，是一個非常流行也十分商業化的文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金庸開始了他的武俠小說寫作。他的小說最初往往是一天一段地連載在報紙上，用以吸引報紙讀者。他的小說和報紙都獲得了巨大的商業上的成功。

雖然金庸小說在很久以前就已成書出版，而且金庸花了十年的時間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修改刪削，但是它們最初在報紙連載的形式卻值得我們略作思考。報紙和讀者的關系，比任何其他商品都更能反映出產品和消費者的關系 ：因為報紙和書籍不同，通常一看完就被隨手扔掉了（熱衷剪報的讀者是另一回事，因為剪報不是一張報紙的全部）。坐在地鐵里面全神貫注地閱讀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約翰·格瑞山（John Crisham）或者金庸小說（如我不止一次地在紐約地鐵里注意到的）的讀者是一群具有特別需要的消費者 ：他們需要被手中的物體所“抓住”，需要暫時忘卻自己和周圍的環境。金庸小說基本上是符合這個需要的。如上文提到過的，很多金庸迷都有過類似的體驗 ：一旦開始閱讀，就不能自已，放下任何其他可以被暫時中止的事情，“全力以赴”地閱讀，哪怕通宵達旦，直到讀完為止。日常生活帶來的干擾會破壞這段幻想之旅的連續性，而閱讀金庸小說帶來一種如夢如幻的體驗，是很難容忍被打斷的。【1】

構筑這樣的夢想世界的先決條件，和玩電腦游戲不無相似之處，那就是建立一套毫不含糊的規則，讀者必須根據規則來參與游戲。【2】金庸的小說世界是建立在一個清晰完整的道德秩序和行為準則之上的。這個道德秩序的結構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因為它關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而不是人與神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痛苦，除了愛而不得的苦惱以外，都是因為破壞了這些行為準則而引起的。這些行為準則的核心是兩個概念 ：恩與義。

金庸小說人物常常在內心獨白或者在和他人的對話里分析、疑問或者辯護他們自己或者他人的行為，常常試圖在道德的基礎上判斷某種行為空間合適不合適，應該不應該。江湖雖然風波險惡，并非沒有一定之規。金庸自己曾經說過，他在所寫的武俠小說之中，不僅“自行設計了一套俠士們必須遵行的倫理道德觀念”，而且“還有一套眾所公認的是非標準”。【3】有些為武林人士所公認的基本行為準則，就連書中的所謂邪派人物也往往迫于體面或輿論而不敢公開違反——一種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的生存情形。如《笑傲江湖》中所言 ：“武林中人最講究‘信義’二字。有些旁門左道的人物，盡管無惡不作，但一言既出，卻也是決無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就頗為人所不齒。連田伯光這等采花大盜，也得信守諾言。”（第三十五回）

更高一層的道德境界，是只有所謂“俠之大者”才能夠達到的，那就是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奉獻。“為國為民”的信條反映了儒家的信仰，雖然這不是原始的儒家教派或者中世紀時期的儒家的觀念，而是近代中國士人所選擇的對儒家經典的詮釋。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的三個男主人公——郭靖、楊過、張無忌——雖然性格不同，經歷各異，但是歸根結底，無不俯首于“為國為民”這條原則。《神雕俠侶》里，通過郭靖對楊過的諄諄教誨，作者對英雄精神和俠義之道作了定義 ：“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杰了。”（第二十一回）

不管怎樣狂放不羈，金庸筆下的俠或大俠決不會游離于金庸意義上的是非善惡的框架之外。《笑傲江湖》的男主人公令狐沖是金庸小說里“自由精神”的代表 ：他不為幫派規矩所拘，抗拒社會傳統和世俗禮法，藐視關于劍術的正統學說，不執著于名門正派和異端邪教之間的區分。但是，他卻決不曾超越“俠士們必須遵行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是非標準。他的太師叔風清揚曾說，“大丈夫行事，愛怎樣，便怎樣，行云流水，任意所之”，完全不用理會“什么武林規矩，門派教條”。這一席話，說得令狐沖拍手稱快。（第十回）但風清揚所斥責的，只不過是那些“假冒為善的偽君子”，并不是仁善俠義的真君子。令狐沖追求的目標——也是這部小說所宣傳的理想——是超脫一切世俗的羈絆，實現“自由自在”的境界，但是收束全書的，卻是一個異常嚴厲的道德裁決的意象 ：作惡多端的勞德諾，被令狐沖的妻子任盈盈用鐵鏈和兩只猴子鎖在一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深山之中。這種作為“人猿”度過余生的懲罰，既不自由也不自在的終身禁錮，比起小說結尾所描繪的令狐沖和任盈盈的幸福生活，是一幅更為強大、更為令人震撼的畫面。

的確，金庸小說里面所常常反對的主要東西之一，便正是一種狹隘的“正義感”和在是非善惡之間劃出一個過分簡單化的絕對界線。他通過筆下人物之口一再強調：“善惡”（或曰“正邪”）常常很難區分，對“惡”的仇恨有時會帶來更大的毀滅。而且，作者也竭盡心力，向讀者顯示就連所謂“邪惡”的人物也值得同情，不是因為他們的性格被復雜化、多元化了，就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這個煩惱人世的犧牲品 ( 比如《天龍八部》里的“四大惡人”)。但是，金庸小說里面“善惡”與“正邪”概念的有力存在和出現本身，就足以揭示這個小說世界的道德化程度。在這個虛構的宇宙里，盡管有干擾、中斷以及慈悲帶來的寬容和憐憫，但讀者絕不會懷疑善良、正義以及所有“美好人類感情”的根本性存在。閱讀金庸小說，這是最基本的“游戲規則”。

金庸自己曾說過，武俠小說的世界其實很不理想，因為它“只講暴力，不講法律”。【4】但是，武俠小說中的世界唯其超越了國家法律，才得以生存，這是武俠小說這一文體類型決定的。不過，這個世界卻并非“只講”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個由種種嚴格的道德準則支架起來的敘事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之為阿多諾（Adorno）所謂的“社會的社會性對立面”（the social antithesis of society）。

援舉一位金庸小說評論者的話為例，“在現實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感情為重、利益為輕的人絕不多見，至于說為朋友而犧牲性命，為原則而放棄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可以說，現代社會，早已沒有人期望別人這樣做。然而，在金庸小說的世界里，這種事經常發生……”【5】這里我唯一需要補充的是：“在現代社會”這個修飾語似乎用不著，因為在“古代社會”里，“利益為輕的人”也不多見，我們沒有必要把“古代社會”浪漫化。但是這位評論者的話確實向我們表明 ：金庸的小說世界雖然并不見得理想，但是卻絕對被理想化了。這個理想化的世界，為渴望尋求“另一時間、另一地點”的讀者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時空框架。金庸小說的魅力不僅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源自一種強大的文化懷舊情緒，更源于人們對于夢幻的熱愛。

注釋

1.這里我似乎是在暗示“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被無數次引用過的華羅庚語）這一老生常談。老生常談往往有其真實性，不因為是老生常談而泯滅；但是，正如一切小說都是“幻設”，一切文學作品歸根結底都是“成人的童話”（在構造一個想象的時空這一意義上）——小孩子們的“白色謊言”（編無害的“假話”以自娛）就是小說的發端。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我在此所用的“日常生活”是有限的概念；換句話說，文學不是人生的脫離，而是人生的內容之一，閱讀就和看電影、電視一樣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閱讀屬于日常生活，而且好像積木塊一樣，以其存在來參與和改變作為整個積木大廈的日常生活，也被這個積木大廈的整體形狀所影響（inform）。

2.其實任何小說的閱讀都是建立在一套作者和讀者心照不宣地共同遵守的規則之上，否則會產生“荒謬”的后果。我想到一個有趣的例子：當年一個美國同學在課上討論前面提到的《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這篇小說的時候，曾經發表看法道：“什么義不義的——其實趙匡胤不過是對京娘不感‘性’趣而已！”趙匡胤的確對京娘不感興趣，但不是因為京娘不夠性感，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好漢”；不是說不可以打破一個文體的閱讀規則對于作品進行閱讀——讀者有讀者的權利和自由——但是，作為文學批評家，則必須對文體的內在閱讀規則具有清醒的意識。

3.金庸：《“說俠”節略》，收入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下）》，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715頁。這個“自行設計”很值得玩味：金庸小說里的道德觀念不都是“傳統”道德倫理觀念，而是經過我們的現代作者修正過的道德倫理觀念。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古代中國，我們知道人們最關心的倫理問題之一是對父母的孝順，而沒有男性后嗣、不能繼承香火被視為不孝的行為，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于是男子常常以此為理由納妾，而“專一的愛情”與此相比，其道德重要性遠遠不及，甚至被當成障礙；在俠義小說里，男女癡情也常常被置于男子之間的義氣之下，所謂“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就連才子佳人小說里的男主人公也常常娶兩個夫人。但是，金庸小說里英雄人物最看重的品質之一，也是最能打動現代讀者的品質之一，就是忠貞不貳的愛情，這完全是現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反映。

4.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11頁。

5.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香港：明窗出版社，1990年，第14頁。

【朗讀書籍】

田曉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 2019年6月版

本書收入了田曉菲教授12篇關于文學閱讀、文化批判的文章，涉及了《紅樓夢》、《金瓶梅》、《牡丹亭》、《十日談》等古典文學，也有金庸的武俠小說、艾柯的歷史小說，以及作為文本諦視的《大話西游》、《弗里達》等電影作品，傳達出她對當下活生生的社會文化和現實的關懷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