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領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是一門相對年輕的歷史學科，也面臨一些客觀的難題，如檔案開放程度不夠、發表成果要求嚴格等。但是，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和積累，孕育研究成果的同時，也培養出一批年輕學人，新生代的研究力量正在嶄露頭角。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于2013年底重新建立當代史研究室，逐漸成規模地推進當代史研究。2019年10月26日-27日，“共和國的道路與制度：建國7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會議由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主辦，上海社科院“中國當代史”創新團隊、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青年中心、《史林》編輯部承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葉斌在會上表示：“對新中國歷史的闡釋，一直是國內外歷史學者交鋒的領域，今后會更加激烈。做好當代史研究，講好共和國故事，是當下歷史工作者的責任。”

會上近二十場專題報告的主講人均為中青年學者，他們的選題、交流與互動展現了共和國史研究領域的新風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此選取部分報告擇要介紹，以饗讀者。

個案研究的“洞見”與“不見”

張海榮（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圍繞人民公社初期一個生產大隊的收入史展開了扎實的個案研究。她指出，人民公社成立后，作為核算單位，生產大隊的財務收支如同人體中樞系統，在調控社員生產生活的同時，成為國家有效提取農村資源的重要機制與保障。她從一位仍然健在的、集體化時期的鄉村中隊會計那里獲得了珍貴的私人臺賬資料，結合官方檔案對生產大隊的收入來源、規模、構成等進行分析，繼而對農業集體化何以存續20多年等相關問題進行思考。

侯松濤（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聚焦于革命老區沂蒙山區的“識字班”，以山東省莒南縣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村鎮——大店和高家柳溝為中心線索展開探討，討論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實踐如何成為一種地方習俗，政治實踐與鄉村生活發生了怎樣的互動。她觀察到，在沂蒙山區，“識字班”在鄉村生活中還是延續至今的對未婚年輕女子的一種稱呼，如沂蒙方言說“路邊上一群識字班正在織毛衣”，這里“識字班”指的就是未婚的年輕姑娘。她指出，“識字”承載了太多負荷，在以革命為關鍵詞的近現代歷史變遷中，已經沒有了單純的鄉村識字。自上而下的政治實踐以“運動識字”的方式將“識字班”由“識字學文化的一班人”變成了“一種群眾動員組織”，自下而上的鄉村回應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注解著政治實踐，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收容了政治實踐。

與會者在點評與討論中表示，上述聚焦底層的個案研究論題新穎、史料扎實，滲透了史學理論的自覺；并且就個案研究的優勢、必要性以及是否有碎片化問題、個案研究與宏觀把握的關系等展開了探討。

此外，葛玲（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滿永（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張楊（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分別就20世紀50年代治淮民工的制度化動員、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落后鄉改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川西行署賠罰運動等議題在這場報告中做了精彩的演講。

工人研究的多重維度

中國工人群體進入研究者的視線，首先是作為一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研究者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始于政治生活。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工人群體的更多面相被挖掘出來。作為共和國史研究中較為活躍的領域，此次會議有四篇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工人相關問題。

林超超（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探討了20世紀中葉上海工人參與的、從民間借貸到銀行儲蓄的經濟活動。她指出，銀行儲蓄有其社會經濟價值，不僅是個人及家庭生活的經濟保障，更關系國家的經濟建設大局，因此勸導城市居民儲蓄不僅是銀行的重要業務，更是國家的重要政策。而產業工人因收入和積蓄有限，起初并非銀行儲戶的主體；隨著工業化發展，工人階級隊伍壯大，針對工人及其家屬的儲蓄運動漸次開展，國家對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預力度空前加大。在這一背景下，傳統的“標會”等盛行于戰后上海工人階級中的民間借貸方式占用了有限的資金、加大了工人參加儲蓄的阻力，作為一種帶有剝削性質的金融活動被列入取締對象，“互助儲金會”等過渡性的、變相的勸儲組織也應運而生。她通過對幾種金融活動的考察，闡釋了國家政權向民眾經濟生活滲透的政治和經濟意義。

劉亞娟（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講師）聚焦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工廠的青老工人矛盾，她指出，“青老工人”之間的緊張并不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出現的新現象，但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尚不充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工廠內部的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也打破了工廠的既有格局，在這種形勢下，青老工人矛盾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她將這種變化歸納為兩次“翻轉”，并認為伴隨著這兩次翻轉，工人之間的裂痕逐漸被固定下來，而青年工人和老工人也形成了各自相對刻板的形象。

此外，林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偉（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分別就工資制度改革、“五反”運動中的工人階級析論等議題進行了報告。

兒童、知青、女性

劉彥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的報告聚焦于改革開放初期新疆的上海青年返滬及安置問題，題材引人關注。目前學界對知青上山下鄉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對知青返城、落實政策的研究較少。她圍繞上海、新疆兩地政府分別采取的安置措施，以及對“上青”子女等遺留問題的解決，試圖重建史實。盡管由于材料等種種限制，不可能實現完全的“重建”，但仍大致勾勒出中央及新疆、上海兩地政府的努力和堅持，并指出這一時期的“過渡”特征——既是計劃經濟時代支邊政策的遺產，又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試水。

林升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教師）圍繞上海自1969年起向外地派遣的知青學習慰問團，展開剖析措施推行過程中呈現出的復雜面相，包括內部成員的分化，慰問團與當地關系，不同階段成員對知青運動態度等等。他以立體的資料呈現歷史的復雜性，并指出，由于知青運動自身的現實困惑，以及慰問團內部表現出來的對知青運動認識及做法上的分化，都預示著這場“繼續革命”的困局。

劉怡（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的報告由林升寶代為宣讀，她聚焦于20世紀50年代的兒童觀的重塑，分析過渡時期的“破”與“立”：以批判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為中心的兒童教育理念破舊立新，實現國家理念的明確定位；以張樂平筆下三毛由“舊時代的小癟三”到“新中國的好兒童”的轉型歷程為代表，新中國兒童文藝工作者完成了輿論宣傳方面的“跟進”；等等。她指出，新的兒童觀所形塑的符合新中國意識形態要求的新兒童，也逐漸呈現出政治化、成人化的傾向。

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女性的視角考察了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婚姻。她的研究從一個有趣的發現開始：在1952年和1962年前后，中國鄉村的離婚案件數量大增，背后原因何在？線索指向這一時期婚姻制度的改變、女性權益的伸張。1950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簡稱《婚姻法》），由于新中國成立之前大量存在包辦婚姻的情況，女性希望獲得途徑來糾正包辦婚姻中的不如意，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代初《婚姻法》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在很多時候成了離婚自由的實踐。1962年先后離婚潮再次出現：為什么女性會如此選擇？她援引學者內爾?戴蒙得的研究指出，《婚姻法》的施行對那些貧窮、沒有吸引力的男性來說很不利，在非常時期，這類男性通過包辦婚姻獲得婚姻的機會，但這種婚配模式在生活趨于好轉后就會引發女性主張的離婚。

徐鋒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的報告圍繞中國福利會黨總支的創建和運作展開。由于地下工作需要，中福會的黨員活動一直處于秘密狀態，直到1950年整風運動前才按照要求公開身份。早期在宋慶齡身邊負責與中共高層聯系的先后有四位女黨員同志，但她們沒有借機發展黨員，更沒有成立黨組織，這一點在其他民間社團中較為少見。與此同時，隨著進入中福會工作的中共黨員人數越來越多，也為后來中共黨組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其他舊社會團體紛紛被清理甚至取締解散，而中福會得以改組方式完成社團改造，并進而被納入國家政治體制之內。徐鋒華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福會黨建工作的順利開展和運行，也是長期以來統戰工作和組織建設的一項特殊成就，而這對中福會的業務發展和事業進步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外交史研究的新視野

隨著中外文史料來源日漸豐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外交史引起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興趣，地方檔案的進一步挖掘也使外交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高層決策。

沙青青（上海圖書館信息咨詢與研究中心競爭情報部副主任）從中美關系的視角梳理“珍寶島事件”前后美蘇彼此試探的過程，認為蘇聯圍繞中國對美國進行的試探，在某種程度上堅定了美國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并在客觀上加速了中美關系的解凍與改善。他指出，在1969年秋這個時間點上，對美國來說，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已是大勢所趨，并希望借此打破美蘇之間的冷戰僵局；而“珍寶島事件”的爆發則提供了一個契機，并在客觀上快速推動了各方的行動。從這一點來看，二戰后逐步形成的意識形態陣營與立場，看似牢固，但在片刻間可以乾坤逆轉。

劉曉晨（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的報告圍繞冷戰背景下的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展開，指出國際海員這一特殊群體是封閉狀態下的中國同外界溝通的一個橋梁，在開展對外宣傳、增加外匯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當下冷戰史的研究開始更加重視社會、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碰撞，而作為冷戰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進行經濟、文化互動的一個層面，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的運營從底層視角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的基層外事活動，是一個有待探索的新的學術領域。

此外，張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高俊（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等學者分別就20世紀60年代的城市人民公社、改革開放以后的沿海城市化等議題進行了報告和研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辛逸，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金大陸，《中共黨史研究》編輯吳志軍、趙鵬分別對參會報告作了坦率、客觀的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