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的百年華誕剛剛過去。這所誕生于“五四”運動時代的大學，如今已經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高校之一，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張伯苓老校長在建校初期付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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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4歲的嚴修想辦一所學校。

嚴修，字范孫，早年入過翰林院，后來當了貴州學政，是著名的書法家，但其實他更是一個教育家。嚴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主張學以致用，光緒年間科舉增設的著名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請批準的。

1904年，嚴修去了一次日本，專門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國以后感慨萬千，覺得一定要在中國也辦一所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學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學就在天津嚴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學堂”，后來叫“敬業中學堂”，最后因為搬到一個天津鄉紳捐出的面積10畝、名叫“南開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為“南開中學”。

辦學校，就一定要物色一個好校長。嚴修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認為他是不二之選。

那一年，嚴修的這個同伴才28歲。

他叫張伯苓。

嚴修（左）和張伯苓（右）

2

張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個秀才家庭。

在張伯苓15歲那年，因為家道中落，沒有錢再繼續讀書，他就去報考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這個學堂的學生學費全免，還能一個月領四兩白銀。

張伯苓在學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觸了大量西方的知識和技術。但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學堂的總教習教給他們的各種聞所未聞的理念和知識，包括那句話：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這位總教習的名字，叫作嚴復（關于嚴復的故事，可以參看《歷史的溫度3》收錄的《嚴復的人生，為何最終會拐個彎？》）。

張伯苓的專業是輪船駕駛，畢業那年，他的成績是全班第一。

按理，北洋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應該到北洋艦隊的船上實習一年，但張伯苓發現，整個北洋學堂的學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們實習——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艦隊在之前的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

最終，張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濟號”。這是一艘在甲午海戰中幸存下來的練習船。在以下級軍官的身份上船實習后，張伯苓發現整個清朝海軍中都彌漫著一股沮喪的氣息。在聽老兵們講述黃海大戰的屈辱時，張伯苓覺得自己悲憤難平，幾欲痛哭失聲。

但真正讓張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擇的，還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那一天，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號”負責運送清廷官員去威海衛完成交接儀式。在交接儀式上，張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陽旗被降下，清朝黃龍旗升起，但隨即黃龍旗又被降下，換上了英國的米字旗。

讓張伯苓深受刺激的還不是這個場景。

前往參加儀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前胸一個“兵”字，后背一個“勇”字。而服裝的尺寸五花八門，有的上裝長過腰際，有的長褲露出腳踝。清兵們個個面黃肌瘦，垂頭喪氣，有的人甚至后腰還別著一桿煙槍。而反觀英國士兵，個個身材魁梧，穿戴整齊，步伐一致，神采飛揚，在中國的國土上，驕傲地升起自己國家的國旗。

在那一刻，張伯苓做出了和當時很多人相反的決定：

脫下軍裝，去做教育。

他覺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的國民。欲培養健全的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

3

退役不久的張伯苓，很快就遇見了剛剛開始在家開私塾的嚴修。

這兩個人的相遇，堪稱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會面。

當時嚴修的私塾只有5名弟子，雖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書五經，還有半天教的是西學。嚴修最早只是想請張伯苓當英語老師，但后來發現，張伯苓擅長的遠遠不止英語，后來就聘他做教整個西學的老師。

雖然只有5名學生，但張伯苓教得非常認真，讓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這世界上還有英文、數學、自然科學這樣的科目。（在張伯苓最早教的5個孩子中，有一個叫陶孟和，他后來成了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1949年后，陶孟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由于在孩子中的反響非常好，張伯苓很快出名了，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紳士，專門來請他兼職做王氏家館的老師。

學生多起來后，張伯苓就給他們加了一門當時舊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課：體育課。

在體育課上，張伯苓在兩把太師椅椅背中間加一根長雞毛撣，讓學生們把辮子盤起，長袍撩起，一個個練起了跳高；讓一個同學從另一個同學彎下腰的身體上跳過去練跳馬；請木匠打造出啞鈴，讓同學們練肌肉；課余還帶孩子們到戶外去打球、跳高、跳遠、騎自行車……

1904年10月17日，嚴家和王家各出一千兩白銀，建立了本文開頭提到的私立中學堂，聘張伯苓為校長。第一年就有70多個學生來報名。而這一批學生中，涌現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還有梅貽琦（后來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兒童，之后任清華大學校長）、喻傳鑒（后獲得哥倫比亞師范學院教育學碩士學位，協助張伯苓創辦重慶南開中學）、金邦正（后來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林學碩士，擔任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校的校長）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張伯苓的悉心運作下，南開中學已經成了在全中國都有名氣的中學，學生超過了1 000人，各類學科和各種基礎設施都堪稱國內一流。

但張伯苓想要做的，還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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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的夢想，是辦一所一流的大學。

當時偌大的一個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學，而且只開設工科和法科，并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存在。

而張伯苓想辦大學，不是說辦就辦，他是認真想做好這件事的。

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國哥倫比亞師范學院留學——要辦好學，自己要先學好。

那一年，張伯苓已經41歲了。

哥倫比亞師范學院是一所著名的學府，院長是“心理起源論”的創始人、著名的教育學家孟祿（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等教育名家。盡管張伯苓已經41歲了，但卻非常受歡迎，學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學費，并且給了他榮譽獎學金。

在一年多的學習時間里，張伯苓刻苦認真，并且不斷比較美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結合自己的實踐和想法，逐漸建立了一套適合中國的教育理論。1918年年中，張伯苓覺得自己學得差不多了，而哥倫比亞師范學院提出愿意再給他追加獎學金，希望他留下來，張伯苓婉言謝絕。

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的合影（前排居中為嚴修，右為張伯苓）

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的合影（前排居中為嚴修，右為張伯苓）

他要學以致用，回去開辦中國人自己的大學。

回國之后，張伯苓和嚴修等人開始四處募捐，因為辦私立大學最缺的就是一個“錢”字。為了錢，張伯苓四處低頭求人，甚至會去求一些軍閥，但他認為這不丟人：“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并不覺難堪。”

在張伯苓等人的奔走下，連黎元洪等人都紛紛解囊資助，共募得捐款近9萬元。1919年，南開中學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兩幢教學樓，9月初進行新生入學考試，共招得96名學生。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大學成立之后，張伯苓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師資力量的問題。

在張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開大學任教的老師名單是讓當時其他所有大學羨慕的：

梅光迪（文學）、竺可楨（氣象）、邱宗岳（化學）、應尚德（生物）、姜立夫（數學）、饒毓泰（物理學）、司徒月蘭（英文）、蔣廷黻（歷史）、薛桂輪（礦物學）、李濟（人類學）、楊石先（化學）、徐謨（政治學）、蕭公權（政治學）、黃鈺生（心理學）、何廉（經濟學）……

這些人很多都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克拉克大學等知名學府畢業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經在美國的大學擔任副教授乃至教授。當時的南開大學因為是私立大學，缺乏資金，開出的教師薪金其實低于其他大學，但很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還是愿意到南開大學來任教，一是因為南開大學從不拖欠工資，二是因為南開大學的學術氛圍很好，大家都專心教學和學習。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張伯苓的人格魅力。

張伯苓擔任校長期間，南開大學財務狀況全部公開，放在校圖書館供人隨便查閱。他本人長期只領120元月薪，只相當于當時其他大學校長的1/3，而學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達到了300元。他的公車是一輛人力車，自己不用，全校老師均可使用。他出差隨身帶殺蟲藥，因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館，衛生狀況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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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開大學的實力和聲望迅速崛起。

當時，美國羅氏基金團（現稱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員前來參觀，聽了一節邱宗岳先生講的化學課，對中國大學的化學教學水平大為驚嘆，立即決定為南開大學的科學館捐款12.5萬元——當時科學館還沒開建。而南開大學的理科實力當時全國聞名，也獲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支持。

1922年，黃炎培曾與胡適有過談話。黃炎培說：“怎么才能評價一個學校的好壞？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去讀書。”胡適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們去上南開了。”

當時的社會各界名流，從梁啟超到黃興，從黎元洪到馮玉祥，從張學良到陳寅恪，從葉圣陶到陶行知，他們都把自己的子女或親戚送到“南開系”去讀書。因為他們信任南開的師資，更信任張伯苓的理念。

張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來，就是他立下的南開大學校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張伯苓要求南開的學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說到底，就是要將自己學習到的知識和才能，學以致用，報效祖國，奉獻社會。

而“日新月異”，是要求南開的學生能夠打破陳規，積極進取，不斷適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共選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開出身。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南開畢業生中，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們熟悉的名字，周恩來、曹禺、吳大猷、陳省身，都是南開大學培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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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還要提一下的，是張伯苓對體育的態度。

事實上，張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樂”，最反感的就是“死讀書”。在南開，戲劇和音樂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視的，而其中最受重視的，是體育。

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南開中學在校學生不過千余名，但整個學校有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3處器械場和兩個帶有400米跑道的標準運動場。各種體育輕重器械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專程從美國購進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護膝等各種體育用品。

無論是南開中學還是南開大學，張伯苓規定學校必須保證每周3小時的體育課。無論男女學生，體育課課時沒上滿，或者測驗不及格者，都不能畢業。體育課考試分筆試與術科兩種。筆試是考各種運動規則，術科是考核實際運動成績，其中男子100米的達標成績是 14 秒，籃球要求1分鐘投中7個球，其他如跳高、跳遠、標槍、俯臥撐等項目也都有具體標準。

當時在全國范圍內，南開大學的籃球隊是最強的，足球隊也非常有名。

張伯苓認為，如果沒有強健的體魄和競賽精神，書讀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體育場舉行了華北運動會。當時離“九一八事變”一周年不遠，看臺上，南開中學學生900人，每個人手里拿著一把小旗，哨子一響，900人頓時打出“勿忘國恥”四個大字。成千上萬的觀眾先是愣住了，緊接著響起狂風驟雨般的掌聲。掌聲未斷，哨子又響，“收復失土”四個大字隨即出現。這時候，體育場里的中國觀眾很多都哭著跟著吶喊。被邀參加華北運動會的日軍駐津總領事怒不可遏，憤怒退席，隨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議。

張伯苓當時是裁判長，他事后把學生領袖找來，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你們討厭！”第二句是：“你們討厭得好！”第三句是：“下回還那么討厭！”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日軍在天津的重點轟炸目標就是南開中學和大學，全部炸毀。

張伯苓的體育情結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支撐：奧運會。

1904年，美國圣路易斯奧運會給了張伯苓第一次觸動：各國平等，公平競爭。1907 年，張伯苓在天津第五屆聯合運動會閉幕典禮上發表了《雅典奧運會》演說。他第一次提出：“雖然許多歐洲國家奧運選手獲獎希望甚微，但他們仍然派出選手參加奧運會。”他還建議：“中國人應該加緊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也出現在奧運賽場上。”

這是有記載的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參加奧運會。

1908年，張伯苓有幸觀看了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第四屆奧運會，深受觸動，回國后就在校園里向學生們介紹了奧運會的情況和理念。

也就是這一年，幾個南開的學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國何時能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運動隊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

這就是著名的“奧運三問”。

前兩問，張伯苓都努力給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張學良和張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運動員劉長春遠赴洛杉磯參加了第十屆奧運會，成為 “中國奧運第一人”，而劉長春的報名，就是張伯苓親自操辦的。

四年后，在張伯苓等人和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積極支持下，中國派出由141人組成的體育代表團，前往德國柏林參加第十一屆奧運會。

1945年抗戰勝利后，張伯苓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會議上提出：“中國可以提出申辦1952年的第十五屆奧運會。”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辦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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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張伯苓73歲了。

現在不少關于張伯苓的故事，會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于對歷史的尊重，這個結尾，是必須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敗局的蔣介石專門去了一次張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臺灣。但是，出于各方面原因，張伯苓拒絕了。張伯苓的孫女張媛和后來回憶，這里面有張伯苓覺得自己年事已高，想葉落歸根的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有人給張伯苓帶來一個口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飛飛”，是周恩來的筆名。周恩來是南開大學的第一屆文科學生，和張伯苓的師生情誼長達數十年。

張伯苓留了下來。

1950年4月，張伯苓由重慶飛回南京，受到了周恩來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天津市市長黃敬還受命要關照好老先生。

但很快，風向就變了。

張伯苓之前擔任過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還出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院長，雖然他擔任職務后沒多久就深居簡出。此外，南開大學也在1946年被國民政府改為國立大學。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段時間里，他作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視了，而作為“國民黨高官”的身份卻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開中學四十六周年校慶的前一晚，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師專門來到張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張錫祚，婉轉地表達了一個意思：“請老校長第二天不要去參加校慶了，可能會不方便。”

新中國成立后，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都被收為國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細雨。張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開中學——這所他一手創立的學校。張錫祚這時候說：“爸，外面下雨了，您還是別去了。”

聰明如張伯苓者，立刻體會到了兒子話中的含義。

他很快就脫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暫時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沒幾天，張伯苓的兒媳婦瞿安貴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間內的窗前，長長嘆氣。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因為第二次中風，在家中溘然長逝，享年75歲。去世時，他口袋中僅有7元4角錢和兩張舊戲票——錢，還是坐電車找的零錢。

張伯苓去世之后，只有天津的報紙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啟”，其他媒體都沒有做報道。

周恩來在第二天就趕來吊唁，但也沒有公開報道。

張伯苓的追悼會也開得很低調，當時很多人在觀察風向，連花圈也不敢送。送來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學生。

張伯苓的學生黃喻生念悼詞，當他念到“他悲傷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這句話時，自己也痛哭失聲。

趕來的重慶南開中學校長喻傳鑒哭著發言：“張伯苓一切都是為了南開，他當考試院院長也是因為他想把南開搞好，希望蔣介石幫助。如果張校長要做官，早就做了，南開就沒有今日了！”

當時已經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陶孟和無所顧忌專程趕來，他哭著發言：“我們今天追悼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他不僅是中國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類的教育家！他為新中國準備了各種人才，并且他有許多學生是共產黨員，甚至還有共產黨的領導者。……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讀書時張校長沒要我一分錢，張校長培養了我，是我一生都無以報答的！”

南開大學后來重新立起了張伯苓塑像，并遵照他的遺愿，將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塑像之下，讓他長眠在自己最愛的這片土地里（圖片來源：新浪博客“陳導的博客”）

張伯苓的遺愿，是希望將自己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但在當時被拒絕了，理由是“南開大學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

但是，沒有人會忘記張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開中學教過語文的老舍，和南開的學生曹禺在美國合寫的那首詩：

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誰人不知，

南開有個張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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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中國為什么只派一個人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清末為何那么多留學生扎堆去日本？

那些從月球回來的宇航員，都怎么樣了？

一個個歷史小故事，講述課本之外的過去時光

讀完多一些典故，漲一些知識，變成有趣、有見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