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新出版的《劍橋耶穌會百科全書》是一部歷時數年的宏大巨制，涵蓋了自依納爵創立耶穌會以來直至2016年近五個多世紀的重要事件、先驅人物、法令文件、地區使命、藝術成就、教育機構、修會制度等，將其歸納為詞條形式，由各領域頂尖專家撰寫，并綴上文獻，以資拓展研究。該書共收入詞條600余則，縱橫經緯，勾連古今中西，為耶穌會研究提供了廣闊視野。序言由本書主編托馬斯·沃賽斯特神父所撰，介紹了詞條選擇權衡的標準，從中也體現了耶穌會對歷史和對現實的態度觀念。序言中屢屢提及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作為探討，也作為印證，折射出西方耶穌會學語境中對于“中國使命”的解讀。序言對于耶穌會教育、藝術事業的倚重一以貫之，更創新融入“前1773”和“后1814”之間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思考，將為更好地理解中西交通的歷史作出積極貢獻。

托馬斯·沃賽斯特（Thomas Worcester S.J）是《劍橋耶穌會百科全書》主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十七世紀意大利、法國教會史專家（長期致力于教會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研究）、耶穌會士。經授權，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莫為翻譯，以饗讀者。

若以印刷出版業的歷史來看，百科全書這樣體量的出版物最常是和18世紀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也正是在18世紀，耶穌會在多個國度中遭遇驅逐，甚至遭到教宗下令鎮壓。這是一個啟蒙的時代，這個時代中不少出版物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尤以狄德羅的（Denis Diderot，1713-1784）《百科全書——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為重。也因此，啟蒙時代被喚作了百科全書時代。狄德羅的著作共有17卷，最早于1751年至1772年期間問世，共有二萬四千則詞條，由眾多不同的作者貢獻完成。這部百科全書的副標題昭示著這部著作涵蓋了科學、藝術以及諸多其他專業領域。在這些卷落中，理性得到伸張，傳統宗教被邊緣化。人們想象著時代大步向前跨越，以此向那個宗教色彩籠罩著的過往時代告別，而這過往時代也正包括了耶穌會的歷史。

狄德羅體量龐大的《百科全書》推動了世界的變革，不論是否出于善意的初衷，這種改變以激越的方式進行著。這股強大的推動力至今能夠使人們每每提及百科全書，便聯想起他的這部巨制。一部關于耶穌會的百科全書，或許會讓狄德羅也感到驚詫，除非是一部數落歷史上耶穌會士諸多不善之舉的作品。

這本《耶穌會百科全書》(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是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最初發起并最終出版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坐落在伊麗莎白女王的英格蘭領地上，那里一度對耶穌會士沒有任何好感，這也許也幫助了修會多次嘗試并切實進行改變。《耶穌會百科全書》中的詞條，都是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2013-至今)時期寫成，他是第一位出任教宗的耶穌會士。我和我的團隊以及助理編輯們都非常榮幸能夠將這本《耶穌會百科全書》獻給我們的教宗。

因此，問題也相應產生。關于哪些會被納入這本百科全書里，又有哪些沒有被采納呢？哪些重要到成為“必要”的范疇呢？這本《耶穌會百科全書》只有一卷的體量，總字數需控制在五十萬左右，有600余個詞條，且要以硬面精裝的裝訂形式和配套的電子版共同問世。這就需要在內容上（關于人物、事件等）作出諸多重要的取舍。這個甄選的過程費時很長，倘若借用耶穌會的術語，這需要“屬靈的辨別力”。我認為那些對于耶穌會最重要的內容應當要放入其中，無疑，還有一些必須要和其他內容競爭入選。事實上，這些決定是由許多人共同做出的，其中有本書的編撰者們，也感謝來自全球的耶穌會士和其他人士（從在讀研究生到榮休教授都積極參與其中）。在600 余則詞條中，大約有230則是人物生平的介紹，他們是部分耶穌會士以及同耶穌會歷史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另有約370則是關于概念、術語、地點、機構以及重要事件的闡釋。根據不同的話題，有些詞條的解釋簡潔明了僅需要300個詞，但同時最長的也有3000多詞，絕大多數控制在800詞左右。幾乎所有的詞條結束之后，都會附上一些參考文獻，詞條的作者會在末尾加以注明。詞條的作者大致有110余位，他們是一群杰出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地，從教會史、文化史專家到神學家、藝術史家，有的是耶穌會士，有些來自天主教其他修會，也有信仰其他宗教或是無宗教信仰人士。關于一則詞條的解釋謹代表著詞條作者的觀點，并不等同于本書編輯者們的觀點。書中大約有70余幅圖像，通過視覺的方式來解釋耶穌會士的體驗。

研究耶穌會歷史的方法之一，是對理念的關注，以及關于該理念奠定者在作品中對之的描述，以及/或者在耶穌會官方文件中的闡述。因而，若此為了解耶穌會士最為關心的話題的一條途徑，那么讀者應重點閱讀依納爵·羅耀拉的生平傳記，他寫作的《神操》，以及同他來往的成千上萬的書信札記，甚至是他作為主要制定者所訂立的《耶穌會憲》。最近已有不少重要的研究完成，在本書中，讀者可以找到從耶穌會最早創立到最近一次修會會議上發布的敕令，從第一任的耶穌會總會長依納爵到截止本書編寫時的總會長阿爾道夫·尼古拉（Adolfo Nicolás，任期2008-2016）期間的書信和文章，這之中的不少話題都已經納入本書視域范疇。

然而盡管許多這些作品、敕令等影響重大，但是我不認為這些對于修會是最為重要的。有多少理念真正留存下來，事實上，隨著時間的變化有些甚至越來越糟糕，有些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去研究。但我想倘若這個人本身的言行足以有公信力來闡述耶穌會的歷史，耶穌會士們真實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切實的作為才應當是關鍵的話題。我并不預設理想與現實之間巨大的溝壑，但至少人性使然，必會存有重大差異。耶穌會士是自然人群體中的一部分，有過人之處也有不足和缺點，他們有思想并樂于付諸行動，這也包括從英雄般的崇高到深埋人性的邪惡一面。絕大多數的耶穌會士徘徊于兩極之間。

盡管耶穌會曾在諸多國家中遭到驅逐，盡管在1773年到1814年期間被迫解散，盡管世事變遷滄桑難料，但是研究耶穌會士在過往幾個世紀里履行使命的相關資料，其數量卻非常可觀——大量的手稿、印刷資料，以及有關耶穌會建筑、繪畫等其他視覺藝術的資料都有幸保存了下來。關于耶穌會士資料的豐富文獻和藏書，使龐大的整理參考工作成為可能。

耶穌會遭遇的多次鎮壓和解散的史實，總是警醒著我們耶穌會士并未得到應有的欣賞和尊重這樣的歷史事實。耶穌會所遭遇到截然不同的待遇，顯然也成為修會的特征之一：耶穌會曾經被當作多種文化與社會不相容的替罪羊，一些耶穌會士被粗暴殺害，僅僅因為他們是耶穌會士這個簡單的理由；同時在另一極，有些耶穌會士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冊封，成為圣人或是英雄。耶穌會作為一個機構，也得到多重的評價，從惡語相向并將其妖魔化，到一大波令人尷尬的、名過其實的贊譽。耶穌會的敵人和朋友們在這本《耶穌會百科全書》中也占到了相當的篇幅。

2014年是耶穌會恢復建制兩百周年的紀念，這是一個盛大的儀式。耶穌會的重要性在教宗庇護七世（Pius VII，在位1800-1823）決定耶穌會的牧函中充分彰顯。1814年8月7日的這則恢復令，沒有它，就沒有耶穌會的今天，就沒有遍布全球的耶穌會教育機構，就不會有眾多救人于水火的避難場所，什么都沒有。在耶穌會的歷史上，教宗庇護七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是拿破侖統治時代教會自由的見證者。

留給歷史學家的問題是關于1814年之后的修會。對于這一時段耶穌會歷史研究所得到的關注略遜于1773年遭到解散之前的修會研究。這之中最為主要的問題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后1814”時代重新恢復的耶穌會是否為前者的接續？又或者新耶穌會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舊耶穌會的啟發，再確切些來說，新耶穌會“新”在哪里？關于“前1773”和“后1814”之間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問題，也在不少詞條中展現出思考與探討。

但是不可否認，更多人接觸耶穌會的歷史是通過一系列偉大的個人，如依納爵和其他第一代的耶穌會士們，這包括了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和彼得·法貝爾(Peter Faber, 1506-1546)，然后隨著編年的順序，到歷任的總會長以及修會的管理者。又或者人們的關注集中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圣人們、有福者以及殉教者們，從依納爵到沙勿略，從彼得·卡尼西烏斯（Peter Canisius，1521- 1597）到羅伯特·貝拉明（Robert Bellarmine, 1542- 1621）又或是阿洛伊修斯·公撒格（Aloysius de Gonzaga，1568- 1591）再到北美和薩爾瓦多的諸多殉教士，又或是耶穌會士中的學者、神學家、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如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再到波佐（Andrea Pozzo，1642-1709）、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等這些人擁有屬于他們的詞條。

羅列人名的詞條可能會將關注力集中到那些成就卓著的個別人物上，但是這樣的名單本身難免顯得冗長乏味，同時也會為全面衡量耶穌會士的生活設置障礙。絕大多數時間中，大多耶穌會士并非單純是孤獨的戰士，他們兼懷一種使命感，不論是作為個體或集體。耶穌會士們會形成團體，隨后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將和這個團體在共度。換言之，耶穌會作為一支修會組織，最需要的并非是列舉出一長串的杰出個體，而是每他一位耶穌會士身上集結的多重屬性和多種文化。隨后他們會形成共享價值觀念、對事物的態度趨近、形成共同的經驗，他們一起參與項目，有著共同的目標并共享資源。漸漸地，這樣的變化愈加顯著，于是每一代耶穌會士就因此帶有只屬于他們的特定標記。

耶穌會士發誓“安于貧窮、葆有貞潔、永遠順從”，這樣的誓言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形成相接近的價值觀念，作出共有的承諾。關于耶穌會士所發“安于貧窮”之愿，在過去和當下的時代背景下，都是為了驅趕扭曲的個人主義和所謂的“獨立”，提倡一種相互扶持、彼此依賴的共同體。就這則發愿已然違背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初衷，很大程度上說是“反文化”的。當聽聞所有耶穌會士將收入悉數捐給修會時，我的學生們很驚訝，甚至可以說是震驚。同樣，耶穌會士的“順從”之愿，意味著將對于工作和生活的選擇放在更為廣闊的層面上，而不是停留在簡單的個人好惡。耶穌會士們的生活將會把主觀喜好讓位于其他更重要考量。當一個人不由自主去選擇力所能及的工作，常常是耶穌會士順從誓言和身份的某種重要特點。盡全力為他人服務，滿足其所需所求，而不是單純主觀個體的需求和喜好，這才是至關重要的。耶穌會的“貞潔”誓言也是同樣的，為了能夠去執行使命，為了更好地為更多人服務，為了能夠以最快地速度前往最亟需的地方。

當然，經過這樣的表述之后，我也需謹慎不可陷入缺乏歷史支撐的泛泛空談之中。因為在不同歷史時期、地點，對耶穌會實踐中特殊性的關注是一貫強調的。《耶穌會百科全書》中涉及到學校的詞條，或是任何其他耶穌會必須要考慮到的并不是一個永恒固定的含義，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詞條也具有應對變動的張力。歷史意味著變革，自16世紀耶穌會所經歷的變革是空前絕后的。從歐默里教授（John O`Malley）所提及的“第一代耶穌會士”直至今天的會士，一切的變革都是漫長曲折，不存在一蹴而就的捷徑。然而，在謀求變化和變革的前進方向上，復雜曲折蜿蜒往復的道路時周而復始地出現著。

能否通過仔細觀察某些耶穌會發展過程中的特定階段，來斷定對于耶穌會士來說最重要的內容是什么嗎？我本人的研究領域是十七世紀的歷史，特別是十七世紀法國和意大利的宗教史。在那樣時代背景下，耶穌會在歐洲等到了擴張發展的最佳年代，修會在歐洲蓬勃而起，更拓展到全球。1640年是耶穌會建立的第一個百年，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包括了在安特衛普出版一部紀念冊（Imago primi saeculi Societatis Iesu）；在法國，由于耶穌會士得到法王的鼎力支持，耶穌會的教育機構、教堂、出版物等數量驚人，耶穌會士擔任國王的懺悔神父，也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擔任管理者們，從巴黎凡爾賽的宮廷到窮困工人和農夫的身旁，都有他們的身影。當然耶穌會也經歷過遭到強烈抵制的階段。

另一個關鍵問題，誰是在特定時間段和指定地點真正領導耶穌會士生活和工作的領導者呢？許多耶穌會士或許會說，1965年到1982年出任耶穌會總會長的佩德羅·阿魯普神父（Fr. Pedro Arrupe, 1907-1991）是一位很好的領導者，若他是的話，那么是作為一位管理者、一個有魅力的、充滿預言性的形象嗎？可能由于他成為圣潔生活的鮮活力證，而不是他作為管理者所作出的諸多決定？又如果領導人并不是實際的管理者呢？他們還是靈修活動的指導者和懺悔神父嗎？是布道者？教師？作家？學者？捍衛社會正義的機構，還是代言人？醫院或監獄里的神父嗎？毋庸置疑，場景和時間的變換都會得到不盡相同的答案。有人會提及1981年建立起的耶穌會難民服務體系，或許在這樣的體系里為最需要的人服務的耶穌會士，才是耶穌會領導者，這只是一例，還可以換成許多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

當有人認為領導者應當是革新者時，我們不禁要問，革新真的是最重要的嗎？雖然在依納爵時代，“革新”常常帶有負面的意義——或多或少帶有些異端的意味——對于今天的眾人來說，顯然積極性要更大些。在我看來，耶穌會士們常常認為修會在建立之始，就是一支具有革新精神的修會。例如，不同于許多隱修院中隱修士或是托缽修會士（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耶穌會士并不一味地附和圣座。耶穌會的精神修煉主要是圍繞《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展開，時間也不按照禮拜活動的歷表，甚至不和圣座通用的相一致，但是圣餐是耶穌會靈修活動的核心。耶穌會至今沒有附屬的女修會，這算是一種革新方式，但時至今日，這也會讓耶穌會遇上一些尷尬。但該領域的空白，也反過來成為耶穌會有別于隱修院修會和托缽修會的重要特征，這兩類修會都有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分工。但需要說明的是，16世紀女性的宗教生活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僅僅限于隱修院的高墻之下。這一點在17世紀得到改善，耶穌會也盡力為創建類似于耶穌會的女性團體，比如讓·保羅·梅代爾（Jean Paul Médaille，1618-1689，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也是天主教宗教姐妹的創始人）在17世紀的法國幫助建立起圣約翰姐妹女修會。

作為一支活躍的宗教修會，甚至可以說是最優秀的活躍修會，耶穌會常常因為會士的作為，在一定程度上，被下了定論。那么對于耶穌會士來說他們做什么是最重要的？在相似的血脈中，耶穌會士是否被視作冠以“神父”之名并與其他結合的復合屬性呢？神父-教師，神父-學者等？

但或許分析耶穌會士如何去做的方式，能夠更好的解釋對于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依納爵傾向于通過掌握耶穌會士處理事情的方法，來預防貪婪的產生。耶穌會中任何形式的管理都是免費的，不論神父施洗或是圣事儀式，還包括了提供免費的教育。直到1773年遭遇解散，耶穌會在教育上從未收取過一分一厘。每當我和我的學生提及這點時，他們都會感嘆過往的時間是多么地美好，而這樣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今天的美國，私立學校高昂的學費已是司空見慣，教會中學漸漸淡去了提供免費教育的古老傳統。但，慷慨是依納爵理念的核心，今天的耶穌會則在各個方面展現著這種慷慨之意，范圍要超脫出提供免費得中學教育。

不禁有人會問，對于耶穌會士來說他們是怎樣定義自己的呢？耶穌會士常常將自己視作耶穌基督的同伴或是耶穌連隊。這種同伴關系是最重要的嗎？耶穌會士以滿懷希望和樂觀著稱，就像是生活在人世，依舊能時刻感受到上帝存在的那群人。耶穌會士對于人類的天性持積極的態度，強調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人類是如何創造出神的形象。耶穌會士對于發現上帝的蹤跡總是樂觀的，因為在他們眼中上帝無處不在，不僅在教堂、在虔敬者中、在善人中，也不單單在出現在值得尊敬的人物身上，也許更有可能在那些被拋棄的人、局外人、被厭惡的人、遭到流放的人、掙扎于邊緣的人，他們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他們或許是基督徒又或懷有其他信仰。耶穌會士是基督的追隨者和同行人，耶穌支持遭到蔑視的人們，認為他們被錯誤地納入不必考量的或是次等的范疇。教宗方濟各致力于幫助被邊緣化的人群獲得更多的關注，推動神父們（包含了耶穌會士在內的神職人員）為他們的所需所求提供優待。

關注到圣依納爵《神操》中揭示的精神修煉活動是基于對上帝富澤的、無以為報的恩典的依賴，但這也強調人類對于做出選擇來迎接這份恩典的自由和能力。有這樣一種平衡存在于《神操》中，兩端分別是努力的工作和對恩典的仰賴。事實上，《神操》書名中的“操練”指的是作為主體的人自身主觀努力和勤加練習重要作用，而不單單是被動地接受或者是上升到全然外部與人類本身的活動。因此，耶穌會士要擁抱的的不是天性或者是恩典，而是同時擁抱這兩者。耶穌會的靈修以耶穌為中心，他的生平、職事、死、復活。耶穌會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但同時他們也追隨依納爵，他們在萬物中發現上帝，這讓他們被譴責為似無神論者。耶穌會眼中的上帝，用特別的方式以耶穌基督的形象展示。但是上帝總是以令人稱奇的方式，出現在不同人物形象上、不同地點中、不同的情況下，所以人類很難發現上帝的存在。兼容兩者是耶穌會士的思考方式。《神操》是完完全全的基督中心，但是耶穌會士要更高于此。

同《神操》相關，以及在許多其他地方，包括每天的日常生活，要是用怎樣的詞匯談論生活？耶穌會士使用專用術語。這是耶穌會士的語言嗎？通過這種術語能夠成為找到他們最關切話題的鑰匙或者是入口嗎？《耶穌會百科全書》中的不少詞條包含了耶穌會諸多術語。這些術語是基于《神操》的，包含了其中的一些準則、依據、屬靈的判斷力等等，也有沉思和奉獻侍主等。耶穌會的術語大于《神操》囹圄，包括了耶穌會的見習制度、耶穌會專屬神學體系、耶穌會的管理方式、作為世俗的與屬靈的人類的幫手們、發過愿的神父，以及省會長。耶穌會士們對于拯救靈魂充滿熱情。詞條里有耶穌會的住院、教區、會省，以及幫助窮人的法令，還有耶穌會的“愈顯主榮”的信條，和其他公正的信念等。

耶穌會士通常屬于某個特定的耶穌會團體中，并來自同一耶穌會的會省。但是他們更多地是屬于完整的、國際性的修會——耶穌會。修會國際性的屬性要追溯到他們創建之始。第一代耶穌會士，包括了圣依納爵，就是在巴黎大學求學的一群外國留學生。這樣的史實道出了耶穌會的兩個重要特點：其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其的關注點在教育。依納爵將自己視作為一位行進在朝圣路上的朝圣者。而朝圣也是多階段的，就像耶穌會士的修行（formation）。耶穌會士應是可以被派往世界盡頭的勇士，在人們最需要的地方，可以看見耶穌會士的身影。耶穌會士所前往的地方多種多樣，在《耶穌會百科全書》中，我們也可以看見關于這些使命地的介紹。賦予耶穌會的使命是超越國別、種族、文化界限的。一位稱職的耶穌會士應當足以靠其自身能力，來解除因為排外主義而產生的恐懼。對于耶穌會士來說，教宗是普世的神父，他足以超越任何國家屏障。當耶穌會士們向上帝發誓順從于教宗，他們意味著將順從于一位為全人類的需求提供幫助的對象。

最近歷史文獻考證活動，展示了記載著諸多歐洲耶穌會士在耶穌會建立起來的最初兩個世紀里寫給會省和會長神父的書信，他們主動請纓要求得到派遣前往遙遠的海外傳教。一些人的愿望得到了滿足，而另一些則未能得償所愿。他們在邊緣也在中心，“耶穌會士在中國”近年來成為炙手可熱的話題，大量的學者前赴后繼地投入這個話題的研究中去。這或許是起因于2010年正逢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60）過世的四百周年，因為紀念活動而激發出一股熱潮。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耶穌會在華的事業并非是16到18世紀同期使命的典型代表。其中有一方面原因是，來華耶穌會士并沒有能夠建立起一所學校。且就諸多其他的標準來看，他們在中國的使命也稱不上是成功的。但是我們又是用怎樣的標準來衡量耶穌會是否成功呢？今天的標準是不是和過往的一樣嗎？

再回到教育的主題上來看，多年前，當我在圣十字學院（Holy Cross College）授課，需要就耶穌會教育的內容作一份簡要的總結，旨在幫助學院委員會在戰略規劃上能夠得到明確，我這樣寫道：

“對于人類潛能的評估，耶穌會始終是樂觀的，耶穌會士將每一個個體視作是上帝的形象。耶穌會教育強化這一形象的美感和尊嚴，同時也珍惜人類能夠以多樣的方式，來呈現出上帝的榮耀。為了讓這份榮耀更為璀璨，優秀的學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耶穌會教育重視人文學科、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間勾連，這在耶穌會教育的體制結構中就體現出了這種跨學科性。耶穌會教育在尊重和強調各個學科特有方法論的同時，也將關于終極意義和目標這類廣闊的問題引入進來，這類的問題將跨越學科界限并在各學科的關聯性這點上得到強調。

耶穌會教育將不遺余力地發展每個學生的特殊潛質，既增長知識又具有智慧。”

有人或許會問，耶穌會使命是否成功就取決于是不是有耶穌會學校建立嗎？盡管耶穌會在建立之初并非以教育為立會之本，但作為一支全心全意地奉獻在教育事業上的修會，耶穌會的學校能在圣依納爵有生之年建立起來，并開始以多種方式在諸多事務上搶占先機。越來越多的耶穌會士被派前往學校任職。會士們來到成百上千所學校，教學的對象從最年輕的孩子到為研究生上探究性課程，《耶穌會百科全書》中選取了其中的部分教育機構，這些機構代表著在多個國家、多種文化下建立起來的耶穌會教育機構。

需要謹記的是，附屬于耶穌會學校團體中的成員往往會包括有任其他職務的會士，有些是四處游歷的布道者或是醫院教堂的神父。那么對于耶穌會士來說，教育是最為關切的嗎？耶穌會士他們自己往往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經過長時期的哲學和更高級的神學訓練才得以晉鐸。常常可以聽到耶穌會士之間相互打趣道自己已經是二十年級或者是更高年級的學生了。一些耶穌會士也許會認為教育對于整個修會來說是最為重要的。

耶穌會學校強調藝術教育，從視覺藝術到表演藝術，尤其對戲劇表演總是格外強調。事實上，耶穌會已經意識到了形象的巨大力量。蒼白單調的隱修院傳統式樣或是不少新教教堂的風格都不是適合耶穌會的藝術樣式。耶穌會士們已經掌握了如何用形象來施教，來宣傳他們的信仰。耶穌會的靈修是道成肉身的——他們強調訴諸視覺和其他感官，作為信仰和用生命踐行信仰的途徑。視覺想象在《神操》中起到了極大作用，耶穌會的精神修煉集中于將血肉鮮活的耶穌當作上帝，關注至上的天主選擇成為一個能見的普通人類。《耶穌會百科全書》中大約有70余幅圖像，這并不是簡單的“解釋”之用。實際上對于文本來說，圖像本身其實是耶穌會歷史和耶穌會士身份象征的內在組成部分，對于耶穌會士來說圖像正是非常重要的中心成分。

通過耶穌會士的努力，他們向亞洲人民傳輸上帝的教誨，在美洲、在世界的角角落落，耶穌會士們通過圖像，也通過苦學當地的語言，來完成這一使命。耶穌會傳教士在世界上的不少地方，將建立學校作為重中之重，這是為來自歐洲殖民者的后代謀福祉，也是為了當地人民考量。在北美，第一所耶穌會學校建立于建立在魁北克城。從16世紀開始，耶穌會士在全球范圍內取得良好的聲譽，因為他們的布道和教學的方法能夠適應當地的文化。不同于其他修會的傳教士那樣往往采取比較消極的方式來對待異質文化，耶穌會士嘗試將基督信仰從歐洲文化中剝離出來，并設法去融入當地的文化中去。這種適應政策在歐洲使得耶穌會士陷入麻煩，讓他們成為多任教宗和國王眼中帶有輕微異端性質的修會，“中國禮儀之爭”就是很好的例子。最近的幾十年中，研究相關內容的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將耶穌會的努力視作是積極的嘗試，即使在1945年之后耶穌會的這方面嘗試帶上了后殖民的色彩，實質上耶穌會也經常掙扎于歐洲方面傲慢的態度、種族歧視和自我尊大的心態。

但總是選擇積極應對、適應不總是一件好事，耶穌會士尊重印度的種姓制度，也不喜歡那些低等的種姓，認為這些人少接觸為妙，這是一件好事嗎？又或是，當耶穌會士發現自己正處在納粹德國時，難道也應當取適應這種納粹文化嗎？一度，耶穌會在美國南部有自己的農奴群體，這是適應當地文化的一個案例，但是這很難成為福音書認同的作為。

在耶穌會士數量減少的年代里，有不少地方更需要耶穌會士和他人結伴，今天也有一部分地區是如此。事實上，耶穌會士的確需要一起工作的人，需要支持者和同伴。這也是耶穌會歷史的一部分。耶穌會的歷史離不開眾多恩善者，包括那些面對教會勢力和國家權力傾軋時，依舊默默支持耶穌會的教育機構以及其他方面工作的人，雖然有些是平信徒，但是他們是耶穌會建立最初重要的支撐。在早期現代化時代中，不少幫會以及女性團體曾幫助耶穌會的運作，這些不少都是個人行為，而不是只有耶穌會士。

至于說耶穌會學校，依納爵堅持認為耶穌會士不會實行體罰，盡管會有一定的懲罰措施，但懲罰是來自力圖糾正錯誤的一方，而不是耶穌會士。這群列舉出來配合耶穌會工作的人們，或許顯得古板甚至有些糟糕，但是要強調的是自16世紀以來，耶穌會士的工作正是一直同這些幫助者一起完成的。這并非直到最近才出現，盡管到1995年耶穌會各省會長第三十四次會議才發布了關于非教人士和女性配合傳教的兩道敕令。這兩道敕令強調了他們對于耶穌會的附屬性質，并將他們做出的貢獻歸于個人而非耶穌會。

2008年，耶穌會各省會長第三十五次會議，教宗本篤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I，2005-2013）呼吁耶穌會為普世的教會服務，為了理性與科學統一的信仰，為了幫助窮困和邊緣的人們伸張正義的信仰，耶穌會士應當前往邊陲地區，不僅是是地理上的與遙遠之地，也是文化和知識上那些遠離中心的地方。2010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場討論中，時任耶穌會總會長尼古拉斯指出“這個世界滿是粗淺的想法”并呼吁耶穌會士和他們的同伴“一起用新穎的方式和深度的思想以及充分的想象力，來點亮依納爵的傳統”（該演講的名字是《深度、普世和有經驗的職事》Depth，Universality，and Learned Ministry）。

這部百科全書不僅包括1540年耶穌會時代初建立的歷史，也將近代的耶穌會歷史納入其中。但宣稱這部百科全書是無所不含的，似乎有些難以自圓其說。就試圖包含一切的角度上來說，單單一冊是遠無法涵蓋耶穌會的一切。怕是十卷甚至二十卷都不足以做到。一些讀者難免會對缺此少彼感到遺憾。為了能夠在額定字數內完成這個浩大的項目，我們做了艱難的選擇，但是我們始終秉持著將與耶穌會密切相關的詞條，以更廣闊的視野（這包括了宗教、文化、教育和意識）來容納更多。目的是為了將強調耶穌會自16世紀建立以來，他們的重要性，以及為能夠接觸到并覺得此書將會對他們有用的諸多受眾帶去一本體量合宜的參考書目。這些潛在的讀者包括了各個學習層次的學生、受過教育的公眾、學者、耶穌會士、其他神職人員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士。許多讀者已經關注到《耶穌會歷史詞典》(Diccionario historico de la Compania de Jesus）一書，雖然幾經拖延，但最終于2001年以西班牙語問世。這本書一個明顯不足就是缺乏足夠的解釋和圖像來說明一則詞條。該書的詞條已經注明日期，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都早已是二三十年之前的陳述了。但不可否認，它仍然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特別是對于一些情況記載模糊的耶穌會士有基本的生平介紹。

《劍橋耶穌會百科全書》的詞條都是在2013年之后才完成的。這是一本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支持的英語辭書出版項目，且遠比西班牙語的那本要簡潔曉暢，詞條是由知名的專家和年輕的學者共同以一種嶄新的的途徑來切入耶穌會研究。這是基于當下21世紀生動的研究領域，也因為在一位來自耶穌會的教宗啟發下，更多鮮活力量注入的這個領域。這本《耶穌會百科全書》試圖涵蓋了從依納爵建立耶穌會的1540年直到第一位耶穌會士教宗的第一年，即2013年。一些話題在書中的探討正如同他們本身一樣是靈動而富有生命力的。就像耶穌會會省不斷變更的轄地和名字就為這些變動提供了很好的例證，關于會省的話題本身是很快會失效的。且最為當下的一些探討并不在此書的范圍內，晚于2016年中段的耶穌會事件和發展都未納入這本書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