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記者瓦爾特·博薩德自1931年以來生活和工作于中國。羅伯特·卡帕是當時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他于1938年作為攝制組的一員來到中國。對中國而言，20世紀30年代是至關重要的十年。

“瓦爾特?博薩德與羅伯特?卡帕在中國”攝影展即將于10月29日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幕。澎湃新聞了解到，此次展覽由瑞士攝影基金會和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合作舉辦，首次同時展出這兩位杰出攝影師的作品，呈現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報道中國這一時期的戰爭景象。

展覽試圖讓我們透過西方的視角觀看中國的歷史，關于新聞攝影中真理的問題，以及戰時攝影的力量。

直面沖突

對中國而言，20世紀30年代是至關重要的十年。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再到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軍侵占中國東北，蠶食華北，直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漫長的抗日戰爭，日本人曾試圖占領整個亞洲——這些導致了中國主要城市連續遭遇侵略、數百萬中國民眾受害。西方世界則隔岸觀火，試圖在中國人民極力反抗裝備精良的日軍戰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之后的1938年，許多外國記者、外交官和知識分子聚集在漢口（瓦爾特?博薩德和羅伯特?卡帕也在其中），見證這個在日軍長期轟炸下即將淪陷的城市。

羅伯特?卡帕是當時聲名遠揚的戰地記者，來中國一行是為荷蘭制片人尤里斯?伊文思的影片《四萬萬人民》擔當攝像師；卡帕把中國人民對日軍的抵抗看作歐洲反法西斯斗爭的平行運動，他期望能在前線捕捉到振奮人心的報道。

瓦爾特?博薩德是《柏林日報》、《圖片郵報》和《生活》等重要雜志的瑞士記者，曾經在中國生活和旅行八年，并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無偏見的專家揚名在外。他的聲音被西方世界所傾聽，他的攝影為世界所關注。

瓦爾特?博薩德和羅伯特?卡帕曾是好友，也是《生活》雜志的競爭對手。他們不約而同地報道類似的事跡、洞察相同的戰爭畫面。

然而他們的表達方式卻有所不同：博薩德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入的了解，在中國擁有廣泛的人脈，其中不乏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他多次親身遠行考察了解中國，曾長期居住在北京，浸染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同的是，羅伯特?卡帕是懷著理想主義愿景來到中國的，他在中國僅僅停留了幾個月。作為一位流動攝影工作者，他的拍攝任務充滿困難，因為他是影片團隊中的一員，而這個團隊被國民黨持續地監控。他總是感到自己的才華被束縛，即便如此卻還是記錄了大量令人震撼的故事。

當我們試圖用影像還原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悲痛歷史時，總會引用羅伯特?卡帕的攝影作品，但這些作品的歷史背景卻很少被人關注。它們應該被置于國際新聞和攝影報道興起的大環境下進行解讀，而這一點在瓦爾特?博薩德的報道中尤為明顯。

縱觀兩位攝影師的拍攝軌跡，以1931年在南京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為開端，我們便能夠感知當時那復雜的歷史背景。在那個時代，恐怕很難再找到像他們一樣如此全面展現1931-1938年中國風貌的攝影師。（文／彼得?普夫倫德，瑞士攝影基金會館長）

鏡頭和眼睛，身體與身份

瓦爾特?博薩德和羅伯特?卡帕都試圖成為戰爭中的第三只眼睛，但二人成功的路徑不同。瓦爾特?博薩德利用的是身份，作為中立國的記者，他可以在殘酷的戰時狀態下自由穿梭于幾個對立的陣營之中；羅伯特?卡帕利用的則是身體，他出發于其中一個陣營，在依靠勇氣和機智接近沖突的前沿。身份是一個社會概念，它更多的是政治的產物，因此瓦爾特?博薩德看到的是戰爭的幕后風云，包括政治家的斡旋、國家和社會的動員等。身體和勇氣是情感驅動的，它的價值在行動中捕捉，意義在行動中體現。

鏡頭是一部忠實的機器，反映著眼睛的構造形式。決定它輸出結果的是躲在其后攝影家的眼睛，那些眼睛代表著意識本身，它們隨著身體在移動以尋找立場、角度。勇敢的身體和特殊的身份經常成為杰出攝影作品產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身份和身體是進入事實現場的載體。

2018年受邀訪問瑞士攝影基金會，在那里看到了一張大幅的合影，羅伯特?卡帕的身體和瓦爾特?博薩德不同身姿罕見地組合在一起，一個端坐在畫面的中心，另一個貼近地面把頭依附于前者身上。身體的兩種姿態其實就是二人對待攝影的態度，是兩位杰出攝影家潛意識的表現形式。（文／蘇丹，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展覽“瓦爾特?博薩德與羅伯特?卡帕在中國”將于10月29日起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將持續至2020年5月3日。

（此文綜合自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公眾號，“直面沖突”與“鏡頭和眼睛，身體與身份”為彼得?普夫倫德與蘇丹為展覽所撰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