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書中自有黃金屋：做官之夢、科舉晉身和官民關系

帝國教育的另一個顯著缺陷在于其原動力，士子們為了做官而讀書，官位帶來的功名利祿是這個國家所有男人追求的目標，如果還不是唯一目標的話。懷揣這當官的夢想，他們可以在貧困中掙扎好多年——每三年參加一次考試，99%的人會落榜，等到成功中試的時候，許多人已經五六十歲甚至古稀，一生的腦力和體力幾近耗盡。就我所見而言，很少有人——幾乎沒有——是為了科學、藝術，或是取得某項專業技能而讀書學習的。

教育打開了向上攀爬的功名之路，但名落孫山的一定是大多數。在每三年一次的考試中，只有約1%的人可以獲得最高學位，金榜題名——由于只有成功通過省一級會試的讀書人才有資格到北京參加最終的考試，由此可以推算出考生人數是及其龐大的。

【清代科舉分為縣一級的童試、省一級的鄉試和在京舉行的會試與殿試。鄉試、會試與殿試均是三年一開科，考中者分別升為舉人、貢生和進士，鏤氏說的“最高學位”即進士。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歷代熱衷科舉直到白頭之人比比皆是?！读凝S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即是一例。蒲氏鄉試屢試不中，直到康熙辛卯年（1711年）71歲時才被選拔為歲貢生，四年后就去世了。這也造成了很多社會矛盾，“太平天國”洪秀全之所以揭竿而起，就跟他科舉屢試不中有很大關系。到了晚清，隨著歐美新學不斷涌入，基于四書五經的科舉考試愈發不合時宜，終于在1905年被徹底廢除了。】

北京貢院一角。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夫人 薩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1899年拍攝。

那些沒能最終金榜題名的讀書人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中間階層（middle class），即所謂的“士紳”階層。他們處于官員和農民之間，為下層人士出謀劃策，有時也會協助官員們在地方事務中居中調停。士紳階層有文化、通世故，藉此獲得許多資源，但還不足以讓他們去壓迫下層民眾。

士紳階層塑造了中國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而這種輿論對官員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當百姓苦于壓迫和盤剝之時，這個階層通常會為民請命，迫使官員們打消那些制造矛盾的念頭和做法。士紳們對政府形成巨大的制約，以至于當官的都不能罔顧民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政府就其實際運作而言是堪稱民主的。

【鏤氏點出了中國社會一個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階層——士紳階層，他們介于官與民之間，起到溝通調和的作用。報告使用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的關鍵詞，如“中間階層”、“公眾輿論”等等，來解析士紳們在中國行政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個系統是如何對基層民意做出回應的。值得一提的是，士紳階層在基于血緣的宗族社會里處于權勢地位，往往要向本族的利益負責，這使他們在與政府合作時不會完全投靠對方。就此而言，士紳階層的消亡，對后來的中國社會結構及行政運作都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功名之路如此艱辛，一旦金榜題名做了官，不免想把先前付出的連本帶利都撈回來。如果我的所見所聞都是真實的，那么這些官員可謂不擇手段，并且大多達到了目的。當然，在上有皇帝管制、下有百姓掣肘的情況下，官員們想要貪贓枉法而不受處罰，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欺上罔下成為慣常的做法。如果有人向朝廷舉報，他們也有辦法去阻斷——在這樣一個沒有鐵路、電報和穩定有效的郵遞系統的國家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聯系是緩慢、無定法和不確定的，通常在舉報信抵達京城之前，腐敗官員們就能藉著手中的便利，把自己的辯解遞送到中央。而且由于沒有報紙，百姓的呼聲幾乎很難傳出當地。這樣一來，騷亂和暴動就成了社會底層伸冤的唯一途徑。

【腐敗系中國官僚系統的頑疾，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官員腐敗造成民怨，民怨無法申張，則易引發社會動蕩。中國當時剛開始修建鐵路和電報系統，傳統的驛遞系統非常成熟，但涉及民生的現代郵遞體系要到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才在內地省份基本建成（見下圖）。一旦官民矛盾激化，而居中的士紳階層又無力緩解，民眾其實是找不到一條合理、合法而又成熟穩定的“上訪”渠道的?！?/p>

1904年中國郵政系統總圖；來源：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編《中國海關十年報告》，上海：海關總稅務司署印刷，1906年。

專制體制下，官員們欺上罔下以獲取不義之財，老百姓為躲避盤剝也虛與委蛇，撒謊成為風氣。不過說句公道話，中國人并非完全沒有誠信，起碼做生意的商人是講信譽的，他們可能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同行都更誠實、更有榮譽感。

在談論中國人的誠信問題時，我也注意到了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事實上，我認為在受到同等誘惑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的官員并不會表現得比中國官員更好，如果沒有其他啟蒙思想和價值觀的協助，僅僅靠基督教義是很難控制人性的貪婪，確保方正廉潔的。任何國家，不管多么文明開化，只要其政治仍然奉行專制主義、其行政仍然依賴傳統而非界定清晰的成文法，那么我們就不能對其官員和公眾的道德水準保有多大希望。

【鏤氏在這里進行了換位思考，認為基督教國家并非在道德上更為優越或是進步，在同樣的社會體制下，西方人并不會比中國人做的更好。】

中國的情況很不妙，進步幾乎沒有。令人吃驚的是，即便如此，這個龐大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并沒有崩潰——在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情況下，中央是怎樣維持其權威的呢？與世隔絕的狀態無疑有利于維系這個國家的完整；而皇帝既是世俗統治者也是精神領袖這一事實，也賦予皇權及圣旨額外的威力。

不過，真正將這個國家捆綁在一起的不是這些，而是那種對飛黃騰達的全民渴望，以及達成這種渴望的入仕途徑。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帝國所有的讀書人都有可能步入仕途，升官發達。已經當官的極力維護現行政治架構以確保自身的權位，還沒當官的則懷著希望繼續考學，等待時來運轉金榜題名的一天。這既是維系帝國大一統的紐帶，也是阻礙帝國進步的巨大障礙，難以克服，不可逾越。

【鏤氏注意到，同治時期的清朝中央政府已經十分孱弱，并對它尚未垮臺感到驚訝。鏤斐迪作為公使，在華接觸得最多的是官僚體系網絡，這或許推動了他在“仕途”上找原因，認為科舉考試以及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維系了帝國的完整。這固然是片面的，畢竟中國社會不只有讀書人和科舉考試，但鏤氏的視角及其提出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注意。】

第四部分?中國語言和洋涇浜英語

語言是另一大障礙，對于外國人而言，只有靠時間和忍耐去克服。中國的語言實在復雜，即便中國人自己都要耗費多年去掌握，更不用說是外國人去學了?，F在，多少有幾個外國人會讀說中文，但即便是經過多年的耐心苦讀，也沒有哪個人敢說他可以完全準確地讀說中文了；更沒有哪個人可以獨立把郵件或是公文譯成中文，想要把意思準確地表達在字面上，還得靠中國老師和寫手。

【當時在北京，能夠熟練掌握中文的外國人極少。就美國公使館而言，從1871年到1901年的20年間，文書翻譯主要依靠一名叫做Cheshire的翻譯官，還有一些中國員工從旁協助。直到1902年，美國國務院才在駐華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極力要求下，選拔了10名翻譯生前往北京學習中文，以便日后在駐華公使館工作。】

中國人也開始學習一些其他的語言，并藉此閱讀外國文學作品。但在這個國家變得更開化之前，中國人不會費勁去學習外語，甚至完全不做這方面的努力。那么，問題來了：在認識到外語的價值之前，在外國人可以用中文講課之前，中國人該怎樣獲取這方面的知識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各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耐心，好在過去二十年間所取得的進展還不錯：教科書、字典和其他語言類的工具書越來越多，為人們的語言學習以及未來工作都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過去二十年間所取得的進展”，指兩次鴉片戰爭之后清廷有意識地引進西學，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興辦“洋務”。在此之前，中國政府系統內沒人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師同文館成立，逐步開設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國語言科目，并教授近代物理、化學、天文等新知識，國人的教育格局開始根本改觀。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于1869年升任同文館總教習，對該校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1892年年底，丁韙良曾推薦同文館的張德彝和沈鐸二人擔任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圖片來自丁韙良自傳《花甲記憶》（A Cycle of Cathay，紐約：1896年，第292-293頁），照片下自提：First President of the Tungwen College同文館首任教習。

除了傳教士、領館人員以及同中國海關稅務司打交道的人，外國人里面基本沒有會中文的。商人們也不打算學中文，一些公司甚至不肯雇傭會英語的中國人，因為擔心他們把歐洲的市價和市場報告泄露給中國商人?；旧希鈬驹谥袊馁I賣都是通過中間商來完成的，也就是“買辦”

外國商人和買辦之間形成了行話，也就是“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這種無從記錄的語言可以傳遞最簡單的指令，溝通買賣，達成交易。但洋涇浜英語本身并沒有多少語言要素，其出現和使用對口岸城市及周邊的外語學習并無好處，實際上已經大大妨礙人們去把握正確的語言知識。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國公司的兩名年輕雇員正在北京學習中文，學成之后，他們將直接與中國的生意伙伴溝通，進而將公司從對買辦的依賴之中釋放出來。這家公司（即“瓊記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的做法才是克服語言障礙的正道，我希望他們的努力能夠有好的效果，這樣其他公司才會起來效仿。

1870年代初的一個正在吸水煙的上海買辦，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編號201166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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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