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陳青生先生發表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上的《遠去的身影：關于作家史美鈞》一文，我才認識史美鈞。陳先生根據史美鈞的著作，推測他的故鄉“應在永嘉即今溫州地區西部或麗水地區西南部接近福建的某處”，我更是聞所未聞。如果史美鈞是溫州人，那他的缺失是溫州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遺憾，因為此前當地有關研究從未提及這位民國作家。

從陳青生先生的文章來看，史美鈞與溫州深有交集是無疑的。而且，我去溫州市圖書館查閱史美鈞的著作，發現其中《魚躍集》標簽上寫有“史美鈞先生惠贈”字樣。陳文轉發到微信朋友圈后，《溫州老照片》執行主編黃瑞庚先生即找出他多年前在妙果寺市場買到的一張老照片，上書“史美鈞老師暨師母離溫赴滬臨別紀念，三十二年四月一日”。

史美鈞到底是不是溫州人，他又在溫州哪里工作生活過，以及陳青生先生文章所留下的未解之謎，引發了我尋找史美鈞蹤跡的興趣。

一

我從搜索史美鈞的著作開啟此次尋找之旅。

史美鈞《衍華集》附《本書著者重要著作簡目》，按體裁分類列為：“《稚意集》，童話，新中國書局，二三年上海；《紆軫集》，散文，正中書局，三一年麗水；《衍華集》，散文，現代社，三七年杭州；《晦澀集》，小說，新中國書局，二四年上海；《披荊集》，小說，正中書局，三〇年麗水；《錯采集》，小說，現代社，三七年杭州；《短檠集》，論評，中國雜志公司，二八年上海；《魚躍集》，論評，正中書局，三一年麗水。”

這八本書，我先是讀到了六本，只《稚意集》《短檠集》尚未找到，《民國時期總書目》《民國時期文獻聯合書目》也無見著錄。

《晦澀集》，網上有電子版，能在線閱讀。新中國書局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刊行，扉頁上書“謹將此書獻給君玫追尋新婚的蹤跡，并紀念我的母親、妹妹及殘破的自己”，內收《降》《燥》《蝕》《零》《仿》《廉》《庸》《移》《越》《患》《流》《蕪》十二篇，標題都是一個字，連目錄也寫成《引》，有特色。其中《蕪》是一組詩歌，并非小說。最后有篇《韻》，類似作者后記，云：“這一集，遭受過焚毀遺失的危運，拼湊重作而成。大約有不少缺陷，只能任其自然。也許有人批判感傷氛太濃厚了，然而我熱烈追記同類。”

《披荊集》，溫州市圖書館有藏，網上亦有電子版。封面標杭州正中書局發行，版權頁未注出版社，只印“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出版，每冊定價一元三角”，與上述《本書著者重要著作簡目》略有區別，應是抗戰期間杭州正中書局先后遷到金華、麗水、云和出版之故。內收《朝陽》《黯云》《燎原》《雨季》《突圍》《短兵》《易簡》《南北》《秋獲》《泡沫》《呼吸》《異域》《回旋》《論證》《蟬翼》《搖落》《膠結》《蝸步》十八篇，標題經營為兩字，基本標注了寫作時間。書末有《題記》，介紹“本集雖包含六年短篇，但憑手邊的臨時拼集，刪除一部分外，勉強所獲，淺薄異常，堆砌粗率的缺點，大概著者顛沛遭遇使然”。

《魚躍集》，溫州市圖書館有藏。杭州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發行。扉頁印有“浙江省教育廳審定，初中國文補充讀物”字樣，分為“詩歌方法論”“ 小說方法論”“日記方法論”三部分。“詩歌方法論”由《詩歌是甚么》《分成簡單的種類》等八篇文章組成，“小說方法論”由《小說為甚么發達》《如何描寫人物》等七篇文章組成，“日記方法論”由《裝飾呢還是實用》《糾正記載的錯誤》等九篇文章組成。最后有篇《魚躍集總跋》曰：“近代文學蓬勃燦爛，占有極廣泛的領域，顯成普遍現象，可是并沒有一本是能供給初中程度閱讀的手冊，本書即根據提供切要知識而產生。”

《紆軫集》，查到重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有藏，費四百元從重慶圖書館復制了一本。也是杭州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發行。內分“籬下掇拾”“夕陽漫步”“獸爪縱橫”“粲英繽紛”四輯，收錄《斷弦》《榴火》《行程》《山中》等四十三篇文章，其《后記》云：“這一集散文整理刪削仍不免零亂而稚弱，豈僅戰時隨筆特顯其拙劣！不過尚有大部原稿迭經散秩，遺存上海的想又盡化劫灰，那么殘缺地留下蟲蝕的痕跡，殊屬赧愧而極怕回顧！何故如此草率地忽促印行？著者原冀為喪失同情的人生綴飾一些冰雪，而未來呢？更仿佛侭有無數酸辛與愁苦等待著。”此書還有七幅木刻版畫插圖，乃洪煥椿所繪。洪是溫州瑞安人，孫詒讓的外孫，在溫州中學就讀時參加木刻研究社，與王里仁、樊祖鼎合作出版《前哨木刻集》。此書出版時，應是在洪煥椿中學畢業后進入浙江省立圖書館工作不久。

《錯采集》，網上有電子版。現代社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刊行。前有一幀作者二十四歲時在上海所攝照片及《有贈》歌譜，內收《女兒的憧憬》《寒蟬曲》《斯人憔悴》《荳萁吟》《窮城記》《里程之憶》《晚宴》《樊籠》《絲襪》《萬世長夜》十篇小說。其中《窮城記》以溫州為背景，寫了一個名叫鮑洪元商人的故事。小說開頭描寫主人公“打牌，喝酒，沒有甚么別的去處，逗留永嘉規模最富的公園飯店里業經有幾天。這天傍晚，他洗過了澡，橫臥床上看些日報，并無游藝節目可供欣賞，起來吩咐茶役購買西瓜，獨自大嚼，遠眺窗外夕陽下的行人，裝束與氣派全和上海仿佛，歡悅地在尋覓各人的趣味……他婉戀對門那有趣的中山公園，迅即觸動游興，穿起淡灰派力斯長衫，戴上巴拿馬草帽，一擺一擺地越過了馬路”，即今天溫州鹿城區公園路的情景，公園飯店就是張愛玲來尋胡蘭成時下榻之所。這與洪煥椿為《紆軫集》插圖又印證了史美鈞與溫州的關系。

《衍華集》，網上有電子版。現代社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刊行。分上下兩卷，上卷收《自剖》《傷逝》《錮》《寂寞》等十四篇文章，下卷為《記徐志摩》《記王獨清》等十篇評論。《前辭》介紹：“本集的編排，頗有免強淆雜之嫌，原為散文及批評各一集，因付印不易，故而各刪除五分之二，并成簡編。例如上卷所剔去的是近二十篇游記，下卷文長不錄的是《中國新詩概觀》《中國譯詩概觀》等，舍棄全部附注，削足之苦，以何似之？何況上卷寫作期系三年前，下卷卻全為戰前應文學雜志之約所作，如臧的泥土的歌、卞的十年詩草已難論列，更顯窳薄遺珠之感，而我相信啟筆的整肅，仍無二致。”

除此八本之外，陳青生先生文章提到一本《怎樣習作文藝》，中國圖書雜志公司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印行，上海圖書館、廣東中山圖書館有藏，我沒有見到原書，但據介紹此書“以青少年為對象，分別論述詩歌、小說、日記的定義、取材、描寫等問題”，顯然與《魚躍集》是同一內容。我還從舊書網買到一本《文藝習作初步》，現代知識刊行社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印行，與《魚躍集》內容也相同。不過多了《前言》，說“引用的例證（不加人名的系拙作），都是活潑、新穎，而意味深長，切合現實生活”。這是值得注意的。還有篇查猛濟序，也是《魚躍集》所無。查序稱贊“這本書的特色，就是能用淺顯的文筆來介紹文學上必需的常識和理論，初中學生得到了這書的幫助，可以省看許多像《文學概論》《文章作法》《文藝思潮》《文藝批評》……這類的書；就是有興趣再進一步而研究這類的名著，也可從這冊書得到一條平坦的路徑”。扉頁上“初中國文基本的補充讀物，一般學生實驗的參考資料”兩行字與《魚躍集》略有區別，最后《附言》與《魚躍集總跋》亦有不同之處。按出版時間來看，這三本書的底本應是《文藝習作初步》。無獨有偶。樂清作家陳適的《中學生作文正誤》《作文三步》《青年作文讀者》，也是同一內容換了三個書名在萬葉書店出版了三次。

另外，我查到史美鈞還有一本《世界某種事件》，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有藏，網上可讀到部分章節。新中國書局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印行，扉頁印有“少年文學，童話集”，內收《珍珠與杉樹》《銅片馬》《一個奇特的生物》《紅菊的朋友》等二十四篇文章，以其中一篇篇名作為書名。其《前引》云：“也許自己的生活過于不幸，少年時起，常有著慘痛的懷想，因之，這里所表現的，全是血和淚。對讀者不會無一些意義吧？僅微薄一卷，竟積壓了多年——遭際困蹇，恰如我的生命，茫茫牽頭，且留個小小的紀念。”這使我想起史美鈞在《衍華集》提到了《稚意集》一些信息：“此時驚悸寡歡之情，流溢字里行間，最先出版的拙著《稚意集》前引有言：‘少年時起，常有著慘痛的懷想’即為明證。”“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拙著兒童文學結集《稚意集》經過艱苦歷程而問世，亦為新中國版，至今看來，這第一本出版物，我似乎還不認為拙劣，為了我曾精審下筆之故。”從《前引》內容及出版時間看，《世界某種事件》即《稚意集》。《稚意集》出版時可能并沒有用《稚意集》這個書名，而是改用了《世界某種事件》。至于《衍華集》所附《本書著者重要著作簡目》用了《稚意集》，或是為了編排統一美觀，均三字書名，或是史美鈞心之所向而已。

如此不厭其煩羅列一番，史美鈞已出版著作有十一本，忽略書名的話，實際只八種，按我的推斷，已找到了七種，《短檠集》尚不清內容。

《青年界》1935年第八卷第三號所刊《北新書局新書月報》第四號有篇《最近文壇一瞥》，其中一段提到“史美鈞作有《現代中國詩歌小史》已交商務印刷，列為百科小叢書之一”。但查幾家大圖書館館藏目錄及《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一八九七—一九四九）》均無著錄，大概是沒有印成。《記徐志摩》等文章可能屬于這本書稿內容，后作為《衍華集》下卷部分。

二

陳青生先生的文章對史美鈞的集外文著墨不多，我覺得有必要一并介紹。

史美鈞曾在《寫作瑣語》一文回顧寫作歷程：“我在中學里讀的是商業，大學時代學過教育、文學，這并不是我意志變遷，實受環境影響所致，因之，我的寫作范圍，甚為廣泛、揉雜，同時，應用筆名過多，讀者仍多陌生的感覺。距今二十多年前，我已開始練習創作，最初所著童話與小說，發表在商務的《兒童世界》《少年雜志》《婦女雜志》。民國十五六年，我最喜歡翻譯短篇英文故事，此時草稿雖夥，可刊出者僅占十分之一二。直至十八年春，我開始對新詩強烈愛好，舉凡近十年來的新詩集收羅近二百余種，除教育門功課外，廢食忘寢地研究詩歌，初期作品，頗染上西洋格律詩派的影響，附錄在后來新中國書局出版的小說《晦澀集》里。”《自剖》一文又說過：“關于寫作，顯有演進突兀跡象，如十三歲抒寫病猴之死達四千字，次年所作散文《初夏的消亡》，共七節七萬字，十七歲著長詩《鵑花山崖》亦有一七一行之多，記敘文《海寧的婦女》竟近萬言，致中學時代以‘大塊文章’稱謂，而我的收獲并不因數量而成功，未始非我后來崇尚簡練之源。”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搜尋方向，而且所提到幾文均未收錄到上述八種書里。

《文藝習作初步》引用的文章也多是史美鈞自己的作品，我翻閱了下，已備注篇名的有《戰鼓》《牧歌》《雙影》《蝶呵請你飛去》《人類的一群》《我們》《細雨》（以上為詩歌），《蒼白的窗前月》《另一種境遇》《小小之間》《這樣威武的歸來》《父親》《一束櫻花》《陋巷》（以上為小說），《阿國終于滅亡了》《華北走私問題》《饑饉 饑饉 湖北的饑饉》《茫然脫離了匪窟》《拒毒宣傳提燈大會》（以上為日記）等等。除《小小之間》《這樣威武的歸來》兩文分別收于《世界某種事件》《紆軫集》外，其余皆集外篇目。

在有關數據庫檢索史美鈞，再與他已出版的著作核對，不難查到以下集外文。

小說：《石型之淚》（《婦女雜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五期）、《姊姊給他的傷慘》（《婦女雜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六期）、《正似香煙繚繞中》（《婦女雜志》1928年第十五卷第二期）、《最現實的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中華職業學校職業市市刊》1935年十二月第四期）；

詩歌：《三個朋友》（《兒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三期）、《我已有了這樣高》（《兒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四期）、《柳》（《兒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十期）、《變》（《兒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夜夜曲》（《中華職業學校職業市市刊》1935年12月第四期）；

評論：《浙江教育簡史》（《浙江政治》1940年第九期）、《三民主義教育導論》（《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九期）、《建設新聞教育芻議》（《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期）、《中國學生的使命》（《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期）、《轉型期間圖書館事業》（《浙江教育》1940年第三卷第一期）、《中國固有教學精神述評》（《浙江教育》1940年第三卷第五期）、《文章解剖與文藝研究》（《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一期）、《戲劇教育之昨日今日與明日》（《閩政月刊》1941年第九卷第六期）、《現代中國譯詩概觀》（《勝流》1948年第七卷第八期）；

譯文：《沒有太陽的世界》（《世界文學》1935年第一卷第四期）。

目前可知史美鈞有個筆名叫高穆，據此查到這么些詩文——

詩歌：《無題》（《文友》1945年第五卷第二期）、《無題》（《文友》1945年第五卷第三期）、《夏天的夢》（《小學生》1946年第一卷第十三期）、《牧歌》（《小學生》1946年第一卷第十四期）、《失敗和成功》（《小學生》1946年第二卷第五期）、《周璇》（《電影春秋》1948年第一期）、《陳燕燕》（《電影春秋》1948年第一期）、《白光》（《影視》1948年第一卷第三期）、《路明》（《影視》1948年第一卷第四期）；

散文：《倦旅掠影錄》（《紫羅蘭》1944年第十三期）、《馬來半島的沙蓋民族》（《大眾》1944年第二十四期）、《叁伍之戀》（《現代周報》1945年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浮生續命錄》（《大學生》1945年第一卷第一期）、《平凡的惆悵》（《香雪海》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評論：《戰時教育的岐路》（《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九期）、《中國農村經濟陰暗面》（《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十一期）、《婦女職業問題新論》（《文友》1944年第四卷第三期）、《孔子哲學與中國文化》（《政治月刊》一九四五年第九卷第四期）、《近二十年中國新詩概觀》（《大學生》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

史美鈞也用過史高穆這個名字發表文章，如《前程》（《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七期）、《農業金融演進之蠡測》（《銀行周刊》1944年第二十八卷第四十一至四十四期合刊）。

在核對時發現，史美鈞的文章收錄到集子出版時，有不少改動了標題，正文也有調整。如《窮城記》原題為《舊雨他鄉》、《泡沫》原題為《泡泡》、《依稀雙影》原題為《依稀留著動蕩的雙影》、《里程之憶》原題為《前程》、《萬世長夜》原題為《亂世男女》等等。《記徐志摩》《記王獨清》一組原題都為《徐志摩論》之類。《變》《柳》《三個朋友》三詩除以原名發表在《兒童世界》外，又以高穆筆名發表于《小學生》。

史美鈞說過“應用筆名過多”，我想從檢索文章倒推出筆名，可惜無甚收獲。

三

史美鈞寫了這么多文章，出了好幾本書，但他并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

盡管史美鈞家境富裕，讓他有折騰寫作的“資本”。盡管史美鈞自幼體弱，多愁善感，“病態”的身心，使他具備了當作家的“素質”。史美鈞借徐志摩《自剖》之名自剖：“白喉、傷寒、鼠疫、肺癆等緊急傳染病，都曾掊擊我孱弱體質。”“人生的意義及價值極早閃擊腦神經，足有一段時間，我無法解答而迷茫。”“最初受中國思潮與尼采、叔本華、丘淺次郎、等學說的影響，空洞的夢幻支持我的思維，同時，環境日趨惡劣，柏格森的生命進化論卻并未使人服膺！種種失望不容緬想一切，厭世唯心論否定我的前途。”“意緒消沉，步履維艱。”“少年戀情橫遭催折，孤獨無依之際，心境更全為虛無占據。”“年華陶醉既成絕望，未屆二十歲已多頹廢遲暮之嘆，轉而精心灌注于研究寫作，中學大學至從業，迄未間斷。”

然而，1928年到1949年二十來年間，從目前檢索到的最早和最后發表文章的時間來看，幾乎沒有什么評論家關注他的文學創作。周瘦鵑在當期《紫羅蘭》編輯按語提到《倦旅掠影錄》“是不平凡的佳作”，不過客套話罷了。張若谷于1940年出版的《十五年寫作經驗》雖然注意到了《怎樣習作文藝》一書，卻是借此提高自己的經驗值。

反而他那十篇關于徐志摩、王獨清、朱湘、陳夢家、卞之琳等詩人的評論，逐漸受到重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被何鎮邦、郭婭妮等研究者提及，陳青生、潘頌德分別在《年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學》《中國現代新詩理論批評史》兩書中作專題討論。并收入《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 評論集》及相關詩人研究資料集。

四

史美鈞終歸是“老實”的作家。他的作品沒有長篇大論，宏大敘事，多為描寫親身經歷，所見所聞，記錄了抗戰期間上海、浙江一帶小知識份子的狀態，是很好的研究戰時社會生活的史料。從這點而言，倒是有些價值。史美鈞的作品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其生平基本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尋到蹤跡。

史美鈞是浙江海寧人，并非陳青生先生猜想的溫州、金華一帶的人。我開始也以為史美鈞的老家在是平陽、蒼南、泰順這些接近福建的地方，但后來讀了他的文章，就覺得自己判斷失誤了。史美鈞《紆軫集》收錄的文章多是寫他在“八一三事變”之后逃離上海一路向南的生活，首站是回到他的故鄉。“故鄉歲月，惟有頹敗與傷感，樑燕猶昨，人事全非！這高樓，那庭院，何處無我童年的蹤跡？到處蔓衍生活的烙痕。”“雖然僅滬杭線上的小市鎮，敵于大場慘敗后，同樣的糜集大轟炸。等父親乘最后一班火車歸來，隨即決定我們由海寧過江。”（《行程》）《婦女雜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二號“征求”欄中刊有史美鈞征求過期雜志的廣告，所附地址“硤石迪秀橋南”可能就是史府所在。

史美鈞出身于殷實之家，父親在外經商。曾提到小時候就有一架中華書局鳳凰牌中型風琴，這在當時非普通人家可以消費（《傷逝》）。

史美鈞至少有兩位妹妹。一位是二妹，比他小兩歲，小時候曾因不讓二妹玩弄風琴起過爭吵，后來二妹夭折了（《傷逝》）。還有一位妹妹，不知比二妹大還是小。一九三六年秋結婚，嫁給任。妹夫應是松江人，先在大理石廠辦事，后遠走漢口謀生，因得肺結核回鄉開了彌羅照相館，兵荒馬亂中病亡（《斷弦》）。

史美鈞沒有進過蒙館。幼年入學，伯叔們贈送文房四寶用品外，并送給他幾本光緒年間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初等小學歷史教科書、光明書局版國民讀本等，“只記得教師完全承襲前清余緒，兇猛嚴厲，各科都要背，數年寶貴的光陰，卻養成卑儒的沒個性的心情，至今回想，真機械得半點樂趣也沒有”。后來，他家遷到都市居住，“升入較完美的高等小學”，讀的科目有公民、歷史、地理、英語、自然、衛生等（《啟蒙教育雜錄》）。

1922年，史美鈞考上中學，讀商業。畢業后，被上海持志大學錄取。《申報》1928年8月31日刊登過《持志大學暨附屬中學錄取新生案》，內有史美鈞為該校第二次招考錄取的大學部文科國學系試讀生。持志大學由何志楨創辦于1924年，校址在上海江灣路體育會西路。“整整六載載男女隔閡的中學肄業，當時對于那些剛截了發長袖短裙的女學生印象甚為依稀。”“大學里度過兩個寂寞年頭，徒然博得書呆子稱謂。”第五個學期開始的時候，史美鈞遇到了他的初戀（《錮》）。

大學畢業后，1933年間，史美鈞曾想在商務印書館謀一職位，托同鄉吳其昌引薦，但未成。《張元濟全集》第二卷收當年八月三日張元濟復吳其昌函，內云：“承介紹之史美鈞君，已轉致館中主者。據稱編譯部份職員已無空額，一時又無增攬人才之機會，屬為婉達歉意。”吳其昌曾就讀于無錫國專、清華大學國學院，先后受業于唐文治、王國維、梁啟超等名師，畢業后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處任教，1944年英年早逝。為史美鈞推薦，也是頗有面子了。

據《晦澀集》扉頁題詞，史美鈞與玫當在1935年左右結婚。新婚蜜月在杭州度過（《泡沫》）。

1935年至1936年間，史美鈞擔任過上海新中國書局總編輯。《中華職業學校職業市市刊》1935年12月第四期刊發史美鈞詩文時，附有簡介：“史先生現任新中國書店總編輯，著作甚富，有詩集《晦澀集》等，最近在編‘常識文庫’，本月間有著作在商務出版。”新中國書店應為新中國書局。創辦人為計志中，三十年初期出版過葉圣陶、施蟄存、巴金、靳以、丁玲、柯靈等人的作品。史美鈞的《晦澀集》《世界某種事件》兩書也在該書局出版。

1936年4月17日上海《社會日報》刊發《史美鈞不知“狐騷”》，報道史美鈞在滬期間混跡舞廳之小道消息。“曾刊行《晦澀集》《往返集》等之文壇新人史美鈞氏，早幾年活躍一時，至今已許久不知他的蹤跡，日昨友朋間說起，原來他去年結婚以后，生活嚴肅得多了，后來便至南京某機關辦事去了。”“聽說史美鈞的新作《問玫集》《延佇集》將刊行了，在此略寓紀念之思，祝你努力吧，別再吟哦‘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云云。此文披露了史美鈞的結婚時間，曾在南京工作過一段時日，幾本書名不同于正式出版的作品集。

1937年“七七事變”時，史美鈞尚居上海虹口。“八一三事變”后，家人催歸。8月27日回籍，坐火車到松江，因道路被毀，乘大帆船轉道嘉興返鄉（《斷弦》）。到海寧后溯富春江而上，經富陽到場口（《行程》）。這樣一路向浙南方向逃難，其《倦旅掠影錄》詳細記載了七八年間的漂泊生活：“最初在永康、方巖一帶，隨后即遷居麗水”，“嗣后戰事轉趨急劇，我后撤至距麗水四十里號稱浙東四大鎮之一的碧湖”。1942年夏，史美鈞隱居麗水縣屬大涼山畔過了數月，轉赴永嘉（即今溫州市區），“滯留數月后，因重要的事務，不得已，約伴擇期返里”。據黃瑞庚先生提供的照片，離溫時間應在1943年4月后。其間，1940年11月，曾從金華往江西作短暫旅行（《浮生續命錄》）。

《倦旅掠影錄》一文最后幾段對溫州當時市容、經濟、風土等描寫，信息頗多，很有價值，此不贅述。那么史美鈞在溫短短幾月，是在哪個學校任教。當時溫州有溫州中學、永嘉中學、甌海中學、甌北中學、浙東戰時初中、建華中學等學校，只有逐一排查。我到溫州圖書館、市檔案館數次查閱相關學校檔案及校刊、通訊錄，終于在市檔案館發現《民國三十二年四月甌海中學同學錄》上有史美鈞的名字，籍貫一欄填海寧，住址或通訊處一欄登記為永嘉天窗巷五號，證實了我讀史美鈞著作時對他出生地的猜測。史美鈞任教的甌海中學即今溫州第四中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各地掀起反帝運動，谷寅侯帶頭倡議脫離教會學校藝文學堂，收回教權，籌資建校成立甌海公學，后改名甌海中學。該校位于蛟翔巷，面朝九山湖，甌江岸邊、松臺山腳都在不遠處，風光旖旎。校門口有座八角亭，臨湖而建，原是學校圖書館，別有風致。史美鈞租住的天窗巷離學校也僅五六百米路程。我騎車上班幾乎每天都經過校門口和天窗巷頭，倍感親切。

史美鈞在溫租住的天窗巷五號一帶（方韶毅攝）

史美鈞離開溫州時，把“有教育專論十余篇，論文雜著兩大輯，與一冊實錄戰時生活的日記”交與張姓女學生保管，“誰知后來的音訊是：全部散佚”（《傷逝》）。

史美鈞到上海后，應是在胡山源創辦的集英小學工作過一段時間。

1944年冬，史美鈞回到老家，在海寧縣立中學任教，擔任訓育主任。這所學校1912年創辦，1937年停辦，1944年夏由錢祖吟恢復辦學。《海寧文史資料》第五十一輯刊發的陸克昌《歷史的賡續——記“海寧縣立初級中學”在沈家浜復建》一文，有此線索。

據陳文轉引陳光寬函，抗戰勝利以后至1948年間，史美鈞在杭州私立三在中學任教，并擔任過校長。

以上就是我目前搜尋到的文獻材料結合史美鈞自述，拼湊成的史美鈞足跡。有心人若進一步研讀史美鈞作品，應有更大的收獲。

1949年后史美鈞去了哪里，活著還是死了，仍沒有線索。史美鈞生于哪年，暫未確定。我到過溫州第四中學檔案室查找史美鈞的材料，但只有當時學生花名冊了，1949年之前的教師檔案基本已佚。如果找到史美鈞的登記表，那么他的生年、履歷就可迎刃而解。對于史美鈞生年，我基本同意陳青生先生的推斷，在1910年前后。出版于1941年的《披荊集》，《題記》中有句在浙東生活時“由青年而進入三十而立的中年”的話，也可以支持這一推斷。

今天看來，史美鈞豈止是“遠去的身影”，他的身影早已消失。不僅是陳青生先生誤認史美鈞是一位女作家，還有陳學勇教授也將他置于《太太集》之列。史美鈞的家鄉大概也忘記這位地方人了，我檢索海寧圖書館館藏，無一史美鈞條目。

走文學之路多難，何況是在那個群星璀璨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