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有幸受邀參加了《財經》雜志主辦的第一場讀書會，討論的主題為“‘美元霸權’的淵源與反思”。這是一個由貨幣權力引申出來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十年前，在初入研究生階段，筆者便受導師賈根良教授引導關注這一問題，進而將現代貨幣理論（MMT）引介至國內（可參見拙文《貨幣與債務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的“歷史”與“現代”》，2019-05-17，澎湃商學院）。由于讀書會時間有限，言不盡意，特在這個專欄和各位讀者朋友分享一下筆者有關該問題近些年的思考。感謝《財經》雜志何剛主編和臧博編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徐奇淵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賈敏副教授，筆者從讀書會的交流中受益匪淺，當然文責自負。

一、“美元霸權”的歷史

“美元霸權”（dollar hegemony）有賴于“美元特權”（dollar privilege）的確立，即美元成為國際關鍵貨幣，作為世界通用的記賬單位、支付手段和儲備工具。憑借這種“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美國政府才得以引導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領導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即實現所謂的“霸權”。

從歷史上看，美元在一戰結束之后便逐漸成為國際貨幣，并在二戰之后最終取代英鎊享有超級特權。通常認為，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美元本位制度的建立，標志著美元霸權的正式確立；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浮動美元本位制的建立，意味著美元霸權的鞏固和真正公開化。事實上，無論是“囂張的特權”這一說法，還是“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這句名言，均產生自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搖搖欲墜、行將崩塌這一重要節點。對這種霸權的不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柏林墻倒塌，以及特別是東歐和蘇聯解體而有所緩和。美元霸權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視作一種問題，而轉而被看作是美國背后強大“軟實力”的自然反映。但之后一旦美國這種所謂的軟實力或美元的地位遭受威脅、挑戰或質疑，美元霸權就又會作為一種問題卷土重來、甚囂塵上。包括1999年歐元的誕生、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近期這一話題重新升溫，同樣受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事件的助推。

有些讀者朋友可能會稱，所謂的“美元霸權”完全是一種陰謀論。他們往往已經習慣于接受市場自發秩序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正如貨幣的起源一樣，美元霸權也不過是市場邏輯的產物，與國家的設計和干預無關（參見拙文《貨幣與債務經濟學｜交易與債務：兩大貨幣研究傳統》，2019-06-19，澎湃商學院）。美元之所以取代英鎊享有特權乃至霸權，自然也是市場逐漸演變的結果，是投資者理性選擇的安排。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是有失片面的。美元特權的逐漸確立，背后有美聯儲的有意推動。美元霸權正式建立所仰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建，是布雷頓森林美元和英鎊貨幣戰的結果。美國“懷特方案”超越英國“凱恩斯方案”的勝出，也并非理所當然，而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霸權的鞏固，同樣離不開美國政府的各種干預和維護。最近出版的一系列親歷者的回憶錄和歷史學家的檔案解密，已鮮明地揭示了這一點。

事實上，如同貨幣本身的演化一樣，美元霸權所依托的貨幣體系和制度，同樣是國家與市場共同作用的產物。一方面，國家可以塑造市場，引導市場主體的預期和行為；另一方面，市場也會反作用于政府的行動，市場主體的決策和行為決定了政府干預的效力。美元霸權的歷史演變，首先是美國政府有意推動和塑造的過程，其次也是全球市場投資者“用腳投票”的結果。

二、“美元霸權”的邏輯

對美元霸權持有陰謀論的立場，還源自對其背后復雜的運行邏輯和機理認識模糊。它主要涉及兩大方面：一個是美元特權究竟給美國帶來了哪些利益和好處；另一個則是美國如何能夠維持這種霸權，從而維持這些利益。

就前一方面而言，有讀者朋友認為，我們夸大了美元霸權對美國帶來的利益，甚至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聲稱，美元霸權不僅沒有給美國帶來好處，還為美國挖了個“大坑”，損人而不利己。特別是在一些學者將美元霸權簡單地描述為美國用本身毫無價值的美元紙片“空手套白狼”，換取全世界貨真價實的商品和資源時，一些朋友經過一番思考之后會憤而反擊道，美元并非從天而降，而是美國人民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辛苦掙得的；外國人換取了美元之后，可以用美元購買許多商品和資產，因而它也并非毫無價值，而是具有購買力。

這種爭論從本質上混淆了分析的角度和層次。美元霸權主要是從國際層面，即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角度來討論問題。上述爭論針對的，正是美元霸權所帶來的“鑄幣稅”（seigniorage）收益問題。在現代法定不兌現貨幣（fiat money）或信用貨幣（credit money）時代，“鑄幣稅”泛指一國貨幣當局從貨幣（即紙幣）的發行中所獲得的收益。通常這部分收益僅限于具有貨幣發行權的主權貨幣國家對其一國居民所享有。但美國因為美元特權（一半以上的美元在國外流通），卻可以向世界征收國際鑄幣稅。盡管它并非簡單地等于紙幣面值與幾乎可忽略不計的印刷和發行成本之差，但無疑這部分收益是十分可觀的，據估計至少占其GDP1到2個百分點。該收益的客觀存在，與貨幣本身是否有價值沒有必然的聯系。既然貨幣能被人們所接受，它就是有價值的。紙片或電子符號只不過是它的表現形式。

除此之外，美元特權還可以為美國帶來其他短期資本和匯兌收益，以及長期商業、金融和政治利益，其中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其政策自主性。面對國際收支外部約束，美國具有更多的靈活性，享有更廣的政策空間和自由度。依托美元特權，美國可以持續地、不受約束地積累經常項目赤字和對外債務，導致全球長期失衡。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可以從國外進口廉價商品，提高本國居民生活水平。但正如一些讀者所指出的，這也對美國產生了副作用，尤其表現在國際美元資本套利所帶來的本國制造業空心化、就業流失等問題。但這些弊端卻無法掩蓋美國從美元霸權當中所獲得的切實的利益。

就后一方面而論，問題則更為復雜和艱深。這很大程度上在于，隨著國際貨幣制度的演變，美元霸權所依托的機制和背后的邏輯也有所變化。在美元霸權正式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雙掛鉤的固定美元本位創造了各國對美元的官方需求，確保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的制度缺陷，美元同時充當主權貨幣和國際貨幣所產生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最終導致了該體系瓦解。基于債權國的霸權邏輯也隨之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后布雷頓森林浮動美元本位貨幣制度，以及基于債務國的新的美元霸權邏輯的到來。

在這兩種邏輯的過渡階段，我們見證了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的悖論。美國1971年停止美元兌換為黃金，將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其成為背后沒有任何實物支撐的法定貨幣。雖然這暫時減少了美元在國際貿易、金融和儲備中的比重，但之后卻并沒有如人們預期那樣，從根本上動搖和改變美元的特權地位。盡管這可以從路徑依賴或歷史慣性來解釋，但時至今日這種霸權卻依然存在。因而我們需要深究，在新的浮動匯率制度和法定不兌現貨幣制度下，美元如何依然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被人們廣為接受。

該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美元的需求的持續保障，以及與之密切相關，對美元價值穩定的維持。固定美元本位的終結，一方面并未導致美元的官方需求如預期那樣下降。各國依然需要囤積大量美元來應對匯率波動，特別是在八九十年代拉美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認識到在浮動匯率、資本自由流動時代，穩定和干預匯率要更為棘手。另一方面，對美元的私人需求也并未因此而下降。相反，美國政府所推動的歐洲美元市場，以及帶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國際私人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和金融化，進一步提升了私人的美元需求。

更重要的是，美國還通過以上官方和私人的途徑促使過剩的美元回流，以維持美元相對穩定的價值，防止美元遭受投資者的攻擊。一方面，各國特別是盈余國（如石油國家和中國、日本等）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或公司債，帶來美元的回流。另一方面，國際美元資本在自由流入拉美等外圍債務國，最終引發債務危機之后便紛紛回流至美國，從而為穩定的美元提供了一種釋放壓力的重要渠道。正是依靠官方干預和支持與私人資本全球化，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特里芬難題”，其代價是邊緣債務國頻發通縮危機和債權國被迫分擔失衡的調整成本。

三、“美元霸權”的破解

從現代貨幣理論，或更寬泛的基于債務的貨幣研究傳統來看，美元霸權本質上不過是一國貨幣等級結構在國際上的延伸和體現。在一國國內，主權貨幣國家發行的法定不兌現貨幣，因“稅收驅動貨幣”這種主權權力而居于貨幣金字塔的頂端。下端的銀行存款貨幣和其他私人貨幣，則可以視作是政府貨幣的“杠桿化”。而到國際層面，這種金字塔式的貨幣等級結構同樣成立。居于頂端的無疑是美元，下面接下來是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等。所有這些貨幣的價值，從根本上均源自貨幣發行國承諾接受他們納稅的主權權力。而各種貨幣在國際上所享有的不同程度的普遍接受性或通用性，則與貨幣發行國征稅主權權力的大小，或更廣意義上的驅動貨幣回流的國家能力的強弱密切相關。

這種以國家權力為依托的非中性的國際貨幣體系，意味著對整個世界經濟會產生不對等的實質性影響，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盈余國和債權國，美元霸權的危害是十分明顯和深重的。我國長期奉行的出口導向型國際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在促進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大量美元外匯儲備。不僅對我國獨立的貨幣政策產生了重大干擾，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使中美之間演變成中國以大量貨真價實的資源和要素，以低工資、高環境成本換取最終又回流至美國以低息國債形式所有的美元這么一種游戲。從現代貨幣理論的視角來看，出口對中國而言是一種成本，進口才是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美元霸權意味著我國財富的凈流失。

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無疑是消解美元霸權的一條途徑。但就中短期而言，這段國際化旅程還依然漫長。其中最為重要的在于，中國尚缺乏美元所依托的那樣縱深的自由發達的金融市場。而在這方面，倉促實現不僅不太現實，而且可能得不償失。作為替代，我們應著眼于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由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向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轉變。美元霸權無疑是中美失衡的重要原因，但“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無疑也迎合并助長了這種失衡的持續。與其在美元霸權的欺凌之下被迫承擔這種失衡的高昂成本，還不如主動積極尋求戰略轉型。在將視角回望至國內時，我們應借鑒現代貨幣理論的思路，通過主權信貸，更多利用廣闊的財政政策空間來推動國內經濟的發展。主動尋求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改善中美失衡，是我國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出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8CJL004）的階段性成果。作者李黎力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