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輪經濟危機都會帶來思考角度的轉換，十年來的世界經濟景氣下行也是如此。隨著近年對新自由主義反思的深化，最早向亞當·斯密發起有力挑戰的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重又進入世人視野。本次李斯特回歸，除體現為2014年九國代表共同舉辦“李斯特誕辰225周年國際研討會”、2015年國內學界“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等等外，一個重要標志是，德國于2013年8月出版了最新傳記《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家》（原版書名），其英文版次年印行，法、西、日等各語種譯本陸續跟進。我翻譯的中文版很快也即將由商務印書館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傳》奉獻給中國讀者。

新版李斯特傳由經濟史專家歐根·文得樂教授撰成，文教授就生活在李斯特家鄉——德國南部符騰堡的羅伊特林根市，那里的李斯特檔案館及文教授本人收藏了與李斯特相關的眾多文物材料、各種版本的李斯特著作及豐富的李斯特研究成果。40多年來，文教授在羅伊特林根大學埋頭研究李斯特，至今已出版近20種相關作品，1992年還創立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歷史與現實經濟研究所”。中國中央電視臺幾年前為攝制12集《大國崛起》紀錄片，曾專程去訪羅伊特林根，文教授在第六集《帝國春秋》中應邀講述了李斯特的業績與德國的趕超發展歷程。

承蒙文得樂教授厚誼，新書剛上市他就給我寄來一冊德文版，以后又當面贈送了英文版。翻過扉頁，德國前總統霍斯特·科勒的序文赫然在目，其后還有羅伊特林根市長的引言，兩人都對李斯特與學說及其對德國和世界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曾幾何時，文教授作為“聯邦德國從事李斯特研究的個別經濟學家”，長期都是“孤獨的漫步者”（文得樂夫子自道），這種落寞與李斯特學說“迄未得到公正評判”（森哈斯，31）正好互相印證。如今否極泰來，“不久前還始終備遭埋沒”（森哈斯，31）的李斯特學說終于迎來了轉機。值此李斯特全球回歸之際，在中國翻譯并出版這部李斯特傳，誠可謂當其時也。

挑戰斯密學派的“第一人”

李斯特及其學說之所以沉浮反復，且往往伴隨危機而回潮（上一次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關鍵在于他跟主流經濟學大唱反調，構成了可與亞當·斯密、馬克思鼎足而立的“第三方”（Lind，25）。李斯特的政治經濟思想主要見于三種著作，依次是《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1827年）、《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1837年）、《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這三部書其實分別為美國、法國、德國所撰。英國在打勝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時，工業發展氣勢如虹，它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基本上就是機器工廠與手工作坊之別。美、法、德當時無不面臨英國的巨大競爭壓力，三國都必須逆勢發展方能迎頭趕上。針對這一特定需要，李斯特獨到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趕超發展學說，包括以國家為本位的經濟民族主義理論、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生產力理論、以政府干預為基礎的關稅保護理論，以及以經濟史為依據的實證歷史方法。

概言之，李斯特認為，既然缺乏“世界聯盟與持久和平”（李斯特a，112），國家便是國民長遠利益的捍衛者，所以必須超越流行的“個人經濟學和人類經濟學”，建立兼具經濟和政治視角、兼顧國民總體利益的“國家經濟學”（李斯特b，209）；一國的富強主要取決于生產能力（或應稱之為“生產源力”），“財富的生產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a，118）；“國家生產力的增長中，更重要的是工業力量的增長”（李斯特a，202）；影響工業化的不單有經濟因素，更有政治、法制、社會、文化、精神等眾多非經濟因素，它們“都是生產力增長的豐富源泉”（李斯特a，123）；其中，“國家力量的干預”尤可促進落后者“工業、海運業、國外貿易獲得真正大規模發展”（李斯特a，155）；特別是國家可借助保護性關稅，“實行商業限制以便建立并保護自己的產業”（李斯特a，155）。

李斯特的關稅保護思想尤為后人關注。在他看來，經濟發展有階段之分，至少包括原始農業自給自足、外貿激發下工業起步、本國工業支配國內市場、進而恃強展開國際競逐這四個階段（李斯特b，92）；發展程度懸殊的國家開展自由貿易，只會使產業強國“控制弱小國家的貿易和工業，將其置于受奴役的地位”（李斯特b，22）；關稅保護則是“國家把貿易和產業機會留給自己”、“保護國內工業的方法”（李斯特b，184、109）；短期內關稅保護固然“使價值有所犧牲”，但長遠看卻“使生產力有了增長，足以抵償損失而有余”（李斯特a，128）；農業不在關稅保護之列，“惟有以國家的工業發展為目的時，才有理由實行保護制度”（李斯特a，164）；一國達到充分富強后，應“逐步恢復自由貿易原則”，以借助競爭確保各產業長盛不衰（李斯特a，105）；保護政策的施行需要相應條件，尤以“內部競爭”為要，“一個愚笨、懶惰、迷信的民族決不會從關稅措施中獲得任何好處”（李斯特b，82、210）。

不難看出，李斯特學說在諸多方面都對占據主流的斯密學派發起了挑戰。最突出的是，李斯特拒斥斯密學派的大同式世界觀，強調現實世界由不同國家組成，彼此利益相異，甚至不乏“醉心于征服并奴役其他國家的勢力”（李斯特b，29），故而民族主義才是現實的出發點；他對自由貿易持保留態度，斷言自由貿易論是服務于強者的一套學說，多會產生扶強抑弱的后果，令低端產業方蒙受損失；他不接受比較優勢原則，認為比較優勢越來越人為大于天成，經常是誰搶得先機誰就占據優勢，目前的強國都有過借助保護政策人為培植產業的歷史；他不贊成放任自流，主張落后國為追趕先進，必須施行政府干預特別是關稅保護，借以培養生產力特別是工業生產力；他不認為發展只是經濟問題，深信它也是政治和制度問題，故而高度重視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梅俊杰b，222）。總之，李斯特雄辯地說明，斯密學派不具有普世性，更屬一套適合領先國的特殊理論。對于如許思想建樹，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也稱道，李斯特具備“出色天才和家國熱忱”，“與李嘉圖學派[亦即斯密學派]的封閉狹隘和自滿自得適成對照”（Clairmonte，43）。

以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從民族國家而非大同世界的角度看待國際關系，重視生產制造能力的長遠培植而非貿易與消費方面的短期獲利，動態地而非靜態地看待產業和財富問題，融合政治經濟而非囿于經濟地思考國家富強之道，強調采用歷史歸納方法而非依仗抽象理論推斷，如此之類讓李斯特學說與斯密學派迥然有別，從而成就了自身的鮮明特色。當然，也有若干文獻強調李斯特與斯密不乏共性（Gray，119-144），重申李斯特也認可自由貿易原則，正如斯密也贊同某些保護主義做法（Preparata，Elliott，4-34），提出應當打破對李斯特和斯密的公式化（Harlen，733-744）。考慮到理論大家往往存在思想的多面性，考慮到門派形成過程中追隨者的簡單粗暴以及意識形態化后的門戶之見，此類文獻的糾偏與調和自有其合理性。然而總體看，高調揭批斯密學派終究是李斯特的愛國志業，他與斯密學派分道揚鑣乃眾目昭彰的事實。“如果說在英國，資本主義有比較長久的歷史和較為鞏固的基礎，使斯密和李嘉圖成為自由貿易的鼓吹者，那么，德國的落后狀態促使李斯特成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傳道士”（羅爾，223），根本的答案就在這里。落后國的國情讓李斯特成為“反英國、反世界主義、反古典學派和帶有強烈民族性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影響的代言人”（法比翁克，31）。

李斯特生于1789年，次年斯密便過世。李斯特的成長歲月正是英國工業競爭力大舉上升、斯密學派隨之聲名鵲起的時期（梅俊杰a，29）。有鑒于此，李斯特并非斯密學派的天敵，相反他坦承，自己“曾經不僅是斯密和薩伊的忠實信徒，而且還是一位把他們的理論當作確實可靠學說而熱情講授的教師”（李斯特b，213）。然而，現實觀察促使其思想發生轉折。拿破侖實行封鎖英國的“大陸體系”時，歐洲大陸的制造業一度發展迅速，而隨著拿破侖戰敗并致封鎖體系崩潰、自由貿易興盛，歐陸新興的制造業甚至是農牧業卻遭遇英國的毀滅性打擊。強烈的反差終令李斯特“改變信仰”并反戈一擊（李斯特b，213）。這種思想改宗在開風氣之先的大家身上不時可見，亨利·凱里、梅納德·凱恩斯、勞爾·普雷維什等人經歷過類似心路歷程（梅俊杰a，299），但是，以挑戰斯密學派之先機和影響而論，李斯特不愧為“第一人”。有道是：“當代經濟學家看來日漸愿意這樣承認李斯特：第一個從后進的歐洲國家角度批評斯密和李嘉圖的突出人物”（Szporluk，147）；“后發展國家最早的聲援者之一，自由貿易和放任自流的首要批判者，幼稚產業保護的倡導者”（Henderson a，143）。

李斯特的思想得益于歐美的非自由主義源流，首先是歐洲由來已久的重商主義傳統（季德、利斯特，321）。重商主義誕生于民族國家興起、國際競爭激化的近代歐洲，主張通過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殖民征服等手段，實現國家富強并趕超世界先進（梅俊杰c，123）。李斯特深通并贊賞重商主義，指出所謂“重商主義”實乃“工業主義”（李斯特a，282），由此傳承并光大了重商主義。李斯特另一思想源頭則是他居住了六年的美國（1825-1832年）。赴美前他已對斯密學說表示懷疑（Tribe，42），且已有關稅保護思想（Henderson a，144），但他也明顯受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丹尼爾·雷蒙德、馬修·凱瑞等人經濟政策主張及美國產業保護實踐的啟迪（Hirst，111-117；Henderson b，262；Tribe, 53；熊彼特，196）。此外，法國19世紀早期保護主義者，包括讓-安托萬·沙普塔爾、夏爾·迪潘、弗朗索瓦·費里埃（Henderson b，262-275；季德、利斯特，333）、路易·薩伊、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德俄經濟學家海因里希·馮·施托希（Ince，382），以及德國經濟學家亞當·米勒等人（Mann，433），也程度不同地影響過李斯特。

需要指出，正如文得樂在本傳記中披露，李斯特生前屢遭人身攻擊，《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出版后，在引起轟動的同時也引出了剽竊指控。例如，卡爾·海因里希·布呂格曼指稱李斯特抄襲亞當·米勒（Hirst，122）；馬克思、恩格斯也以為李斯特抄襲了弗朗索瓦·費里埃（馬克思，268；恩格斯，525）；還有人指認李斯特與美國保護主義者之間思想相似（Tribe，53）。經考證，所謂李斯特對米勒、費里埃等人的抄襲指控并無實據（季德、利斯特，334；Szporluk，113、245）。對于與他人的思想聯系，李斯特在著作中時有公開承認（李斯特a，296、294；李斯特b，188等）。即使是彼此學說的某些相似點，也終究是李斯特以自身框架吸收再創后的局部結果，他在借鑒的同時呈現了創造性。例如，雖然同樣反對斯密，但米勒傾向于回歸中世紀的經濟和政治制度（Hirst，122），“對現代工業總是表示敵意”（羅爾，225），李斯特則大力倡導發展工業和現代交通；雖然同樣使用“生產力”，但李斯特概念中的內涵比迪潘的要豐富得多（Henderson a， 160）；雖然同樣強調政府激勵，但漢密爾頓喜歡財政補貼，也贊成保護農業，李斯特則青睞關稅保護，并反對施之于農業；雖然同樣呼喚工業化，但圣西門要以工業消融國家，李斯特則要以工業強化國家；等等。況且，李斯特長于理論鋒芒、輿論影響、歷史引證、實踐導向，也因此而“能影響多國政策”（Hirst，117）。

總之，基于對既存非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政策實踐的博采眾長，包括對斯密學派的合理揚棄，加之對世界發展大勢、德國等后進國家工業發展及關稅保護需求的深切洞察，李斯特以其“偉大想象力”和“分析天才”（熊彼特，195、196），獨到地構建了一套與斯密學派分庭抗禮的經濟學說，留下了“涉及現代發展基本問題的經典論著”（Senghaas，74），堪稱斯密、馬克思之外又一位重大的范式開創者和體系創立者(?z?eliik，?zveren，338；Mann，432)。李斯特這樣的歷史地位理應得到充分評價。

指導落后民族的“福音書”

李斯特的學說本質上關注一個主題，即如何在既存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中，借助國家干預、關稅保護等有為手段，大力培植生產力，推進工業發展，俾以趕超先進。不難發現，這一學說在解決當年落后于英國的美、法、德的追趕問題時，凸顯了一種后發者的視角，特別體現為對領先國與落后國實力差距的揭示，對后發國遭遇邊緣化壓力的分析，對古典經濟學流行教條的質疑，以及對有效趕超發展戰略的探尋。這種視角在當今發展理論界早已耳熟能詳，但其風氣之先即使不是李斯特所開創，也至少由他集大成。故而有論：“李斯特的經濟學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有它本身特殊的歷史使命”（朱紹文，114）；“這個體系的目的是推行一項加速實現經濟落后國家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政策”（法比翁克，37）；“李斯特遠不止是德國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他是所有欠發達國家雄心壯志的預言家”（Von Laue，57）；他“去世之后一百年，《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所表達的意見依然啟迪著全世界欠發達國家的領袖們”（Henderson a，218）。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價都強調了李斯特學說對落后國發展的啟示和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殖民地紛紛獨立，追求國家富強和民生改善成為一股世界潮流，各種發展理論遂應運而生。但放眼觀察，無論是當代右翼的發展經濟學還是左翼的激進發展理論，就單個比較而言，尚無哪一學說在理論的豐富性和實踐的可行性方面能比肩李斯特學說，更何況該學說在年代上的遙遙領先。

李斯特早就是一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理論家，他就落后民族的發展問題作了視野寬闊的闡述，其發展階段論、生產源力論、幼稚產業論、國家干預論、經濟規劃論、產業協調論、交通優先論、非經濟因素論、科技作用論、創新體系論、分工合作論、社會資本論、人力資本論，等等，多為當代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命題。李斯特的諸多觀點比所謂“發展經濟學的先驅”領先整整一個世紀，遠早于羅森斯坦·羅丹（唯工業化論）、羅伯特·索洛（唯資本論）、岡納·繆達爾（非經濟因素論）、沃爾特·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肯尼斯·阿羅（分工沖突論），以及托斯丹·凡勃倫（制度主義）、卡爾·波蘭尼（制度支撐論）等。例如，關于繆達爾、羅丹的發展理念與李斯特學說的相似性，已有專文論及（Belshaw，415；Ho b，359；Ho a，742）。1990年代，在經歷了“東亞奇跡”后，人們驀然發現，如今世界范圍內的不少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關于“國家經濟作用的諸多理念，早為李斯特所預言、分析并捍衛”（Levi-Faur，171）。無怪乎迪特·森哈斯稱譽李斯特為“當今發展理論之鼻祖”（Senghaas,73）；埃德加·薩林也斷言：“任何人要想就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著書立說，首先應當師從這位增長理論與發展政治學偉大的先輩”（Szporluk，13）。

同樣，反觀激進發展理論的倡導者（從勞爾·普雷維什、貢德·弗蘭克、薩米爾·阿明，到阿吉利·伊曼紐爾、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迪特·森哈斯），就其對世界經濟中不對稱結構的揭示，對經濟民族主義的強調，對政治和制度突出作用的闡述，以及對擺脫依附之路的探尋而言，激進派實與李斯特一脈相承。有研究者指出：“李斯特先期提出了‘依附論’的許多理念，甚至是‘依附論’的相關術語”（Garbe, 252）。左翼發展理論的一大支柱就是民族主義，而世人公認李斯特乃“民族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先驅之一”（Levi-Faur，155），他“堅硬地把民族主義與工業化熔鑄到一起”（Von Laue，59）。另一方面，羅曼·佐波羅克在比較李斯特與馬克思后下過結論，在當代發達與欠發達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李斯特學說之間“絕對存在聯系”，不少人自以為持有馬克思主義視角，卻意識不到自己其實“與李斯特有著更多的共同點”（Szporluk，236）。

顯然，李斯特學說覆蓋并融匯了后世左右兩翼的諸多理念，這得益于“李斯特實事求是的頭腦和敏銳的目光”（季德、利斯特，319），畢竟他“從未構想出某個單一的促進發展或阻礙發展的因素，而總是把發展視為多因素廣泛互動的結果”（Senghaas，77）。尤應看到，他固然高調挑戰了斯密學派，卻并未與自由主義決裂，這種“左右逢源”的特點可見于其一系列目光遠大的深刻見解。例如，他始終把保護主義當作通向自由貿易的一個階段，特別反對不講條件、過猶不及的保護主義；他在強調民族主義的同時又倡導國際聯合，故而被尊為歐盟的先知；他一方面強調國家對于趕超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時時謹防國家越俎代庖的過頭行為。部分由于這種務實的調和性，有時難以將其簡單歸入某個派別，對他的學說定位也難免仁智不一。于是，在世人眼里，他既是“經濟民族主義者”、“新重商主義者”，又是“保守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思想家”，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甚至另有人稱之為“希特勒帝國主義者”、“納粹思想家”、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Clairmonte，36；Wendler c，vii；?z?eliik，?zveren，348；Davies，30）。

然而，仔細分辨李斯特的多重側面可言，他在理想上始終懷有長遠的自由主義追求，不過，針對后發國當下所處階段的特殊國際處境與現實發展需求，他又著重凝聚了偏向左翼、切合實用的銳利鋒芒，這也是他能貢獻于后發展事業的緣由所在。與這一側面同樣顯著的另一側面，就是李斯特“作為杰出實踐家”（法比翁克，1）的本色。李斯特本非坐而論道理論家，他是雷厲風行的實干家，其學說固然充滿批判性，但始終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和建設性。故此，無論在生前還是身后，我們都能看到他的學說切實促進了落后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在借重李斯特學說的那些后發國中，設法擺脫依附狀態、逐漸改善經濟處境者有之，而實現自主發展并后來居上、升至國際發展鏈頂端者也有之。

首先得益者是當年落伍的德國。李斯特畢生致力于祖國的市場統一、關稅保護、鐵路修筑三大要務。為建設境內受保護的統一市場，他推動成立工商聯合會后，終于1834年組成關稅同盟，以后還呼吁建立各種統一的機構制度（法比翁克，20），從而為德國的統一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李斯特為建造德國鐵路網而身體力行，使得“德國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居然能比其鄰國更快地建造鐵路”（Henderson a，124），從而有力加速了德國的工業化進程。當然，主要由于德國的內部分歧，加之他本人的圖新立異及個性原因，李斯特備受迫害和排擠，乃至身心俱憊而自我了斷。之后，在英國的推動下，歐洲向自由貿易邁進，李斯特隨即“被人遺忘達30年之久”（法比翁克，66）。然而，其精神遺產派生了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在德國實現統一和崛起的過程中，李斯特全面復活，主政的奧托·馮·俾斯麥也從斯密學派的信奉者轉變為“李斯特的崇拜者”（李斯特b，2；Szporluk，195；Hirst，134），簡直成了李斯特的“遺囑執行人”（Wendler b，461）。約瑟夫·熊彼特綜上而論：“李斯特像所有那些從事漫長艱苦斗爭終于名垂青史的人一樣，是一個民族英雄”（熊彼特，194）。

在立國未久、尚欠發達的美國，李斯特除負責開礦挖煤、修建最早鐵路外，也推進了美國的關稅保護運動。一方面，他的發展學說受惠于漢密爾頓等人的思想及美國早期的工業化實踐，另一方面，他又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工業界和決策層，協力打造了以關稅保護、自主發展為核心的趕超型“美利堅體系”（Wendler c，36）。盡管對李斯特在美的貢獻歷來評價不夠，但保羅·薩繆爾森還是承認：“我會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字加到美國最重要國民經濟學家的名錄中”（Wendler a，83）。同樣，在發展滯后的俄國，李斯特的學說也得到重視并應用。俄國財政大臣曾向李斯特當面咨詢經濟發展問題，以后俄國學界即介紹并研究李斯特學說。及至19世紀后期，謝爾蓋·維特作為李斯特學說的忠實信徒，有機會主導了俄國跨越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哈凱夫，ii-iv）。維特著書宣傳并付諸實施了李斯特發展戰略，從關稅保護到修筑鐵路可謂亦步亦趨，最終成就了“在落后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首個現代試驗”（Von Laue，119），并因此對以后的蘇聯和其他后發國家產生示范效應。

在其他眾多地區，李斯特學說都發揮過促進民族自強、扶正經濟政策、激勵工業發展、助力國際競爭的作用。在深受自由貿易之害的愛爾蘭，獨立運動領導人亞瑟·格雷菲斯高度贊賞李斯特學說，用以構建新芬黨的黨綱。他把李斯特著作“視為愛爾蘭國族建設的基本教程”，稱之為抵抗英國霸權過程中應當人手一冊的“福音書”（Wendler b，318-321；Szporluk，163）。歐洲奉行李斯特學說的政要還如：法國總統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匈牙利革命領導人拉約什·科蘇特、斯洛伐克民族運動領袖路德維托·史都爾、奧斯曼現代化先驅沙德克·里法特、芬蘭民族運動領袖約翰·威廉·斯內爾曼、羅馬尼亞首相彼得·奧雷利安、丹麥財政大臣威廉·沙林、意大利總統路易吉·伊諾第（Wendler b，208-209；587、609；525；570；161；460；50；325）。至于世界范圍內學術界和工商界的李斯特信奉者，更是數不勝數，在此僅舉兩個事實：一是很多國家出現了以李斯特學說為對象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像瑞士在1904年就設有以李斯特為主題的博士點（Wendler b，515）；二是李斯特的作品已被譯成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匈牙利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俄語、瑞典語、芬蘭語、漢語、日語、韓語、孟加拉語等，成了《資本論》外名聲最大的德國經濟學家（Wendler c，5）。其他更多例證在文得樂本傳記中已有提及，本處不贅。

總言之，雖然思想理論向政策實踐的傳遞往往是個復雜難辨的過程，但當事人的自陳和學者們的研究足以表明，在諸如工業立國還是農業立國、關稅保護還是自由貿易、自立圖強還是自甘依附、矚目長遠還是得過且過的選擇關頭，李斯特學說早已為諸多落后民族提供了雄起趕超的建設性指南。可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制訂國內及國際發展政策的熱潮中，李斯特這個德國人作為后發展理論先驅的影響力反而流散不彰，“假如李斯特的卓越力作成為從事發展政策的政、學、產各界人士的必讀書目，許多錯誤本可得以避免”（Senghaas，85）。

啟示當今世界的“穿越者”

理解李斯特的人公認，他是“具有前瞻眼光”的“遠見卓識者”，本傳記和以前W·O·亨德森所作傳記在書名中都用了“visionary”這一字眼。確實，李斯特兩個世紀前對現代世界作過一系列令人驚異的準確預測，他曾預言：美國將先在19世紀下半葉成為西半球的超級大國，美國人口將從1800萬增至20世紀末的三億；英國將鞏固并擴張殖民帝國，其物質財富、金融資本、海上實力、語言文化均會空前強大，但在后發國趕超態勢下也會盛極而衰；德國注定會實現國家統一，發展為歐洲經濟最富裕、文化最繁榮的一流國家，并成為歐洲和平的主要保障者；歐洲終將組建無障礙貿易聯盟，整合一體的共同市場會促進歐洲的興盛與和平；中國從20世紀下半葉起將上升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終可積累與新大陸相媲美的財富；俄國未必能夠解決自身多元的民族問題，但在打造強國的過程中或會主導歐洲大陸，不過，中歐和西歐國家聯合起來就可免遭其奴役；奧斯曼帝國行將衰敗，但阿拉伯民族尤其會強力抵制殖民化和外來影響；拉美國家仍將依賴初級產業的生產和出口，難以取得顯著經濟發展；非洲的經濟前景并不樂觀，若其人口增長得不到遏制，如何守住北上的移民對歐洲將至關緊要（Wendler c，7-9；Henderson a，76）。

面對上述預言，想必世人多會驚嘆李斯特對世界大勢的“穿越”眼力。事實上，當時的威廉·羅雪爾即稱李斯特為“偉大的預言家”（Hirst，133），如今也有研究者認為，李斯特才是名副其實的地緣政治學大師（Palacio，1）。由于其非同一般的前瞻見識，今人在閱讀李斯特著作時，比如在讀到其代表作中有關商業和金融市場的“教訓”（李斯特a，238-239）時，會領略一種撲面而來的現代感，誠所謂：“李斯特著作中的某些篇章有一種徹底‘現代’的氣息”（Szporluk，135）；“李斯特為理解發展問題所作的貢獻難以置信地時新現代”（Senghaas，74）。毫無疑問，這種現代感得自李斯特超常的洞察力及隨之而來的歷史穿透力，但也終究是因為，現實世界的政治經濟邏輯數百年來并無實質性改變。無論物質消費方式、工商技術手段、國際話語內容、國際組織機構等等發生了何等變化，這個世界的基本秩序很大程度上仍處于李斯特所曾揭示的那種格局。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李斯特學說依然能為當今世界提供多方面啟示。

目前這個世界與李斯特的世界在幾個關鍵點上不免陳陳相因：其一，現實世界仍舊為各主權國家所分割，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間的利益分歧跟以前大同小異，和諧大同在全球化時代仍屬可望而不可即的懸想。其二，提升產業結構、跨入發達門檻依然是廣大國家孜孜以求的目標，然而，全球工業化兩百年來如愿晉升的國家為數不多，落后國與先進國的綜合國力差距總體上有增無減。其三，國家政權的作用不降反升，尤其對后發國而言，面臨著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和更復雜的發展任務，“看得見的手”更趨關鍵，這已成為發達與欠發達各國近現代演變中的一個共同趨勢。其四，需要實施貿易和產業保護的理由難以消退，幼稚工業仍需成長、國際收支仍要平衡、貿易條件仍求改善、政府收入仍望增加、就業保障壓力更大、國際競爭更加激烈，于是，即使國際規則管制嚴厲，保護主義卻面目更加翻新、手段更加精細化（梅俊杰b，227）。凡此種種，說明如今的后發國家無法擺脫李斯特當年冷峻分析過的那種國際格局。

另一方面，恰如當年后發國家受困于代表領先國利益的斯密學說，如今的后發國也不免受到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誤導，這就需要世人重溫李斯特學說。新自由主義慣于宣稱，全球化已經改變世界的游戲規則，落后國只有撤除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一切藩籬，方能趕上國際發展步伐。按照這一信念，即便是處于初級階段的弱小國家，也應當采用自由貿易、市場洞開、管制放松、私有化之類經濟政策。無奈，這一“華盛頓共識”有意無意間漠視了先發國與后發國之間的深刻差異，事實證明“未能產生所承諾的結果”（Stiglitz，16）。秉持李斯特學說可知，今日的全球化環境固然孕育著更多發展機會，但也設下了更多發展障礙。“如今的產業比以往更加呈現啟動成本高昂、規模收益顯著乃至‘贏家通吃’的特點，研發等人為手段在比較優勢的創造中發揮著前所未有的作用，后發國需要跨越的產業發展門檻也在進一步抬高”（梅俊杰a，309）。這意味著現代貿易和產業活動所處的環境與李斯特時代相比，甚至更加遠離自由貿易論原本假定的理想環境，這讓李斯特學說中貿易保護之類的論點平添了現實合理性和可應用度。

同樣，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也依然具有強大的指導意義。李斯特學說始終強調，為了一國生產力的壯大，應當采取長遠眼光，不妨暫時割斷某些國際聯系、“犧牲部分眼前利益”，最終爭取“抵償損失而有余”（李斯特a，128）。全球化時代，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早已今非昔比，在此情況下，后發國更加需要恰當地定位自身的國際經濟聯系。應當看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之類的目的，歸根到底要服務于本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充分就業、要素利用、結構轉型、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盈利能力、競爭優勢，一句話，是為了增強可續生產能力、改善國民普遍福祉、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以此為標桿，后發國的決策者尤應立足本國所處發展階段，避免成為“不動腦筋的全球化的鼓吹者”。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是那些有能力制訂國內投資戰略推動增長的國家，是那些有能力建立適當的體制克服外界負面沖擊的國家，而不是那些僅僅依靠解除貿易與資本限制的國家。因此，決策者必須在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上下功夫，即應當緊緊把握促進投資、穩定宏觀經濟、開發人力資源、建立良好的治理體制等重點問題，而不應當讓國際經濟一體化左右自己的發展觀”（羅德里克，7）。這樣的清醒觀點在李斯特那里無不耳熟能詳。

李斯特學說中有關國家干預的闡述也同樣穿越時空，為當今的后發國提供了寶貴啟示。對非物質因素的高度重視本乃李斯特學說的一大特色，他認為思想意識、教育培養、社會自由、政法制度等等構成了“現代人類的精神資本”（李斯特a，124）。而在非物質因素中，他尤其推崇國家政權在經濟發展中的助推作用，這是他歷覽各國成敗得失經驗教訓后的一個實證結論。“李斯特考察了太多的正反兩方面發展進程，不再相信發展是一個由看不見的手引導的自發過程。在他看來，時機恰當、力度恰當的國家干預乃成功發展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Senghaas，77）。他設想的國家干預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針對領先國的競爭打壓構筑貿易和產業保護的壁壘，二是有為地采取培植生產力的內政措施，如完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并改良政法制度安排。問題是，世人多記取李斯特關于保護主義的前一點，往往忽略其關于內政完善的后一點，未能認識到二者同為國家干預的題中應有之義，后一點的重要性甚至會隨經濟發展而日益提升。李斯特身后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包括眾多后發國的發展受挫、東亞等少部分經濟體的異軍突起，實際上進一步印證了他這一思想的先見性和卓越性。

顯而易見，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李斯特學說，以其努力求索有效后發展方案、聚焦廣義生產力培植、強調制度等非經濟因素、主張政府干預扶持產業、注重從經濟史歸納經驗教訓、警惕經濟原理的時空限制等特色，多能矯治新自由主義之對應過失。早有指出，古典經濟學以來的自由派往往過于輕巧地提出某些一刀切的結論，“忘記了在經濟學上，如果不考慮到中間環節和時空變化，要想從純理論過渡到實際應用總是靠不住的。……李斯特的功績就在于他強調了這個真理”（季德、利斯特，328）。當然，如今借重李斯特學說并不等于要拋棄自由學派中大量合理適用的成分，只是在新自由主義難以兌現其樂觀承諾的背景下，亟需在這兩大流派之間找回某種平衡，借以矯枉反正、興利除弊。以此觀之，李斯特的回歸從原先的波瀾不驚一變為有聲有色，也就不足為奇了。國際發展學界業已形成一個“新李斯特學派”（Selwyn，158；Ince，393），包括迪特·森哈斯（著有《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李斯特與發展的基本問題”）、張夏準（著有《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阿圖爾·考利（著有《國家指導型發展：政治權力與全球邊緣之工業化》）、琳達·維斯（著有《國家與經濟發展》）、艾利斯·阿姆斯頓（著有《逃離帝國：發展中國家的喜憂歷程》）、拉斯·麥格努松（著有《民族、國家與工業革命》）、埃里克·賴納特（著有《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杰弗里·威廉森（著有《貿易與貧困》），以及國內賈根良等（著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新李斯特學派的興起再次證明了李斯特學說穿越時代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效力。

這里還須指出，李斯特學說對當今的借鑒意義同樣體現于其自由主義的那一面，這也是該學說宏大性、穿透力、經典性之所系。有言：“世人若將李斯特視為一個單純的保護主義者，那便是莫大的誤解”，畢竟他生長于羅伊特林根這個“自由的帝國城市”，且長期考察過美國的政治實踐（Hirst，134、2、61）。李斯特反復強調：國家之所為，只能是單靠個人無力興辦之事，而“關于國民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長的那些事”，國家不應“越俎代庖”（李斯特a，147）；“自由總是同工商業與國家財富的進展齊頭并進的”（李斯特a，103）；“內政制度的改善，總是與工商業的發展齊頭并進的”（李斯特a，180）；“凡是長期處于適當組織的立憲政體下的國家，在工商業和海運事業方面就會獲得那樣巨大的成就”（李斯特a，250）；“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政體下都會獲得些進步。但是有些國家的政體足以使國家獲得高度自由和力量，使它們的法律和政策長期穩定，使它們擁有效能很高的制度；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達到高度的經濟發展”（李斯特a，281）。如此之類的反復教誨，對于任何借威權動員體制已積累可觀基礎、政府干預程度本就無出其右、發展方式亟需市場化轉型、經濟增長尚未伴隨制度變革的國家而言，無不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當然，李斯特的學說由兩個世紀后的今日來看，也必然難免可商甚至錯誤之處，一些學者原已有所指正（Henderson a，163-164；梅俊杰，228），這個方面以后尚需專論。但相對于某些方面可能的謬種流傳，更大的問題是李斯特學說總體上被“有意抹殺和遺忘”（何新，191），致使后發展趕超進程經受額外曲折。為此，我等后發國學界對之首先應取正視、重視的態度。目前的李斯特及其學說的回歸正好提供了一個重溫其真知灼見、弘揚其當今意義、再思其歷史地位的機會。毫無疑問，這里討論的是一個很早具備落后國視角的學說，是一個建立在史實基礎上的學說，而且是一個有過成功實踐的學說。盡管本傳記不是一部思想評傳，但它通過細致還原李斯特的非凡生命歷程，有助于引導人們進入李斯特學說的思想天地，以便借助其深邃的智慧，更有效地求解當今國內的和國際的發展問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經濟學說的當代價值研究”（項目批準號：18BJL002）的階段性成果，也將收入作者所譯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傳》為譯序，原文末所列征引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