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風“海貝思”過境日本，日前已經造成了數十人死亡。日本這個島國似乎永遠被天災所縈繞，災難究竟如何塑造了這一共同體？它的歷史是被災難所傾灌的歷史，而它的社會是被災難橫穿的社會。2011年的“3·11”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慘重的天災之一，災后，久居日本的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里對此進行了長達六年的調查，最終將其所知的一切寫作紀實文學《巨浪下的小學》。作者試圖從天災的陰影中理解某種“日本性”，日本人看似克制堅韌的“斯多葛主義”，在另一方面卻讓這個共同體在現代政治中習慣于逃避責任和放棄權利。它從一開始就將創傷看做常態，習慣于帶著裂隙生活。一旦它不再將保障每一個個體的性命當做最終目的，那么保障“大多數”這一妥協的策略便將那些罹難者排斥到共同體應當對之感到虧欠的對象之外。一旦這一共同體放棄那種顯然不可能做到的理想，而僅僅對其成員的性命保留一種有限的責任，那么這種責任在個體罹難之后便被可以被放棄。

2019年10月12日，強臺風“海貝思”登陸日本，大浪沖擊日本靜岡縣熱海市海岸。 新華社 圖

一場災難是一次事件，它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直接的傷亡損失。災難對某一社會的侵襲，只有在剛開始的短短幾分鐘內是外在性的，在此之后，人們長期處于它所帶來的內在效應中。社會，或者說共同體，在災難的沖擊之下裂開了裂隙，從中顯現出分明的肌理與纖維。面對這道傷口，共同體需要花上很長時間才能夠將其愈合。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特大地震，地震引發海嘯，同時也引發福島核電站的泄露事故。核泄漏波及了環太平洋乃至全球范圍內眾多國家，與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故一樣，核事故再一次引起了世界性討論。這是人類將要共同面對的災難，它喚起的是自廣島原子彈之后人類共同擁有的創傷。

然而“全人類的”這類敘事總是隱藏著這樣一個危險：盡管未必是它的本愿，但這種振聾發聵的關于災難之重大歷史意義的討論，總是遮蔽掉那些悲怨但又膽怯的竊竊私語；那些聲音來自于災難的親歷者，包括幸存者與罹難者。與此同時，它傾向于將“災難”一詞的意義鎖閉在那些宏大的觀念中：世界性的、歷史性的、全人類的……但我們有權利去記住那些不具備這些宏大觀念的災難，或者說，這些細微的、但同樣事關生死的災難，有權利要求我們去銘記他們，在我們確認它并不具備大書特書的普遍性之后去記述生者，悼念死者，去賦予它應有的悲愴。

這些災難也是事件，也是創傷，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它們仿佛根本不具備刺穿波瀾不驚的社會表象的能力，仿佛它們只是隔夜就能愈合的小小擦傷。保障這類小創傷不會成為整個社會的“麻煩”，這是人類所建立的政治共同體所具備的防止自身崩解的卓絕力量，是共同體內在的城墻，足以與它抵御外部災難的偉力相媲美。社會總是可以將這些“小”災難愈合，哪怕是以令人羞恥的方式。然而對于經歷了災難的個體而言事情卻并非如此：家園毀壞，親友離世，這已然是“世界性”的災難——它所摧毀的是個體的整個世界。死亡、廢墟、混亂……一旦個體親歷災難，這些詞所承載的東西便由宏大觀念轉變為不可讓渡的體驗與記憶。

《巨浪下的小學》封面

2011年3月11日，地震引發的海嘯襲擊追波灣，位于河道沿岸的大川小學處于直接沖擊地帶。因疏散不力，大川小學包括師生在內的84人因此喪生。久居日本的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里對此進行了長達六年的調查，最終將其所知的一切寫作紀實文學《巨浪下的小學》。海嘯過去四周后，石卷市教育委員會召集大川小學遇難孩子的家長們召開“情況說明會”，出席家長們表現出日本人身上所罕見的強硬神態。這類見面會舉行了許多次，但在家長看來，無論是政府還是學校都沒有真正地道歉：“他們樂于表達悲傷和哀悼之情，也原意貶低自己的價值。可一旦要承認個人的疏忽或系統性的制度失敗，就沒人邁出這一步。”

一次災難是一次事件，它在社會機體上打開了裂隙，很多時候這種裂隙并非新傷，而只是一再被撕開的陳舊瘡疤。對于日本而言尤其如此。就此而言，關于“3·11”地震的紀實所道說的不僅是某一次災難，它同時也是對整個日本的社會與歷史的一個側寫：日本是這樣一個共同體，它的歷史是被災難所傾灌的歷史，而它的社會是被災難橫穿的社會。

在大川小學的這一事件中，政府的這一系列反應與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之后蘇聯政府的反應完全不同。在那里，官員掩飾事實，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被人知曉，他將需要承擔過失的責任。但在這里，仿佛沒人需要承擔責任。或者，他們的鎮定反應是否來自這樣一個原因？——他們所面對的是自然災害，面對這一災害所造成的可能傷亡，他們已經通過制定各種疏散措施條例將其大大降低——因此，人們應當寬宥這些疏散措施的可能疏漏，畢竟它拯救的人比因它而喪生的人更多。

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它能這么快地揭過這一頁：它從一開始就將創傷看做常態，習慣于帶著裂隙生活。一旦它不再將保障每一個個體的性命當做最終目的，那么保障“大多數”這一妥協的策略便將那些罹難者排斥到共同體應當對之感到虧欠的對象之外。當然并不是說他們活該，只是力有不逮。一旦這一共同體放棄那種顯然不可能做到的理想，而僅僅對其成員的性命保留一種有限的責任，那么這種責任在個體罹難之后便被可以被放棄。“粗心大意”也好，“都有可能發生”也好，政府的這一措辭實質上是將一切歸于自然的隨機性，從而免除了他們在其中所應當擔負的主體責任。

從地緣論的方面看，日本群島整個地位于火山之上，隨時都會面臨火山的威脅。每年夏末，沿岸地區普遍受到太平洋西北部臺風的侵襲。同時，巨大的降水量將引發包括滑坡在內的一系列地質災害。據帕里引述，2012年一項研究表明，未來很有可能有一場發源于日本南部海域海槽的地震與海嘯，將在中南部太平洋沿岸造成至少三十萬人死亡。日本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巨大災難的陰影之下。在此之上，它拋棄了建立政治共同體之堅固城墻的嘗試，也即不再試圖將社會營造為一個可以確保每一個人生命的場所。一旦與災難有所牽連，個體便被放逐到這一共同體之外，這是一個大家只能對此說“無能為力”的地方。

在這一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被迫具有了斯多葛式的堅忍特質。政府的有限責任加強了民眾對政府的低期望，很多時候這使得他們能夠獨立于國家干預而組織自救，這種堅忍將它們團結在一起共渡難關。然而這種堅忍同樣隱含了一種有限責任，它體現為個體對個體的有限同情，仿佛是為了配合共同體對個體的有限責任。“日本為民眾編織了一張舒適、溫暖、令人麻痹的順從之網，從網中掙脫出會讓人感到不安，網中人被纏住無法脫身，產生一種模糊的糾結情緒，被束縛與被保護的感覺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離，政府幾乎無須從外部施加強制措施，因為這種順從是如此有效地在頭腦中內化成了主觀意識。”

大川小學的家長們發現自己已然身處一個無告的困境，似乎除了自己，沒有人把孩子的死亡當回事。他們的訴求并未得到政府的回應，甚至無法得到理解。這種不可讓渡的經歷將它們從中剝離，并將它們投入到內卷性的悲傷之中。“我們很容易把悲傷想象為一種高尚、純潔的情感——可以幫助清理瑣碎而短暫的思緒，讓人看清本質。可悲傷實際上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不過是給頭腦的一記重擊或一場毀滅性的疾病。它加劇了壓力和混亂，讓人更加焦慮緊張。它把裂紋脹成裂縫，又把裂縫撐成巨大的鴻溝。”這種無限的力量無法被這一共同體所遺傳的堅忍特質所封印，它占據個體，并將個體與他人、與共同體遙遠地拉開，將其擺到一個為人所不待見的位置上。人們早就習慣了災難所造成的創傷，但始終無法習慣那些還未習慣這一創傷的人。那些失去一切支持的人不斷陷入內卷性的悲傷，這是一種尚處于堅忍狀態中的人們所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力量。

家長們被這種力量驅動要求道歉，而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們試圖將自身從中解救出來的嘗試。他們首先要求的實際上是“提出要求的合法性”，也即這種內卷性悲傷的合法性，而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放下堅忍。接著才是要求道歉，進一步地這種要求意味著逼迫政府拾回他們對于罹難者的責任，唯有此才能將死去的孩子從無人問津的冥府中拯救出來。但情況或許仍舊是令人難過的：并沒有實質性的交代，也沒有完全的道歉。很難期待政府會因此獲得反省，遑論反思自身的有限責任。人們還是被迫堅忍著。而他們的首要要求，即要求悲傷的權利，也在時間的流逝中淡漠。

在《巨浪下的小學》中，作者帕里就是這樣從家長的視角出發，從這些不幸的幸存者所遭受的悲傷出發，導向了對這一共同體之命運的討論。然而盡管作者帶著沉痛的語氣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他同時也保守地將這一問題懸置起來：政府是否真的具備保障每一個體生命的責任與能力？他站在家長那一邊，他們不斷地譴責政府，并要求政府對死去的孩子負有責任；作為一名記者，他對自身的立場保持清醒的自覺，為此他從未試圖給出一種“客觀的”批判。或許對于處身災難之中的日本而言，這種有限責任，以及國民的堅忍品性，是共同體得以生存下來必不可少的條件；并且，要求共同體對每一個體都負有責任，這在任何地方都是難以實現的。但“合理性”并不能彌合因災難而產生的裂縫。那種裂縫首先發生在個體身上，并將其帶入內卷性的悲傷，這種悲傷連同其索要道歉的呼號，在一種第三人稱視角中或許缺少合理性。然而問題就在于，哪怕它缺少合理性，它也需要被救助，甚至正是因為它無法被合理性所彌合，因此才需要救助——從這里我們或許能給出一種超越有限責任的“責任”概念：即使沒有任何需要擔負的“過失”，面對罹難者或是幸存者的面容，共同體與個體都應負有援救的責任。

在日本，家長們未能獲得有效的援救。因此不管是在何種意義上，對于生者而言那種悲傷成為了一種新的災難，他們被拋入了一個無始無終的境況之中；他們失去了共同體的照拂與他人的援助，面對悲傷，他們就像面對生死一樣孤獨且無力。與他們無辜的孩子一樣，共同體并沒能為其災難提供及時有效的緊急疏散措施，唯一的方式似乎是等待堅忍的特質使情況變得不再緊急。似乎這種內卷著的悲傷有一個峰值，在這之前它不斷把人拋入其中，在這一過程中積累著更強大的力量；但在某一時刻，這種悲傷仿佛感到厭倦一般地漸漸褪去，又像是人們終于習慣了這種“被拋”的感覺。

確實，凡事都可以交給時間，交給時間也就意味著交給人類的遺忘力量，這也是堅忍特質的核心。保持堅忍，這一姿勢就像是一種祈禱，祈禱那種人類所不能控制的、名為遺忘的力量能夠降臨——就像當初災難的降臨方式一樣——然后他們便可以與那種內卷性的悲傷和解。這也就意味著無視這種措施的緊急性，意味著永久的、無可挽回的過期。如同大川小學家長們所遇到的那樣，他們從未使自身的悲傷得到承認，由于一切都被交給了時間，共同體再也無須對那被放逐的角落有所作為。

共同體懸擱著個體的命運，而個體也懸擱著共同體的命運，當內卷性的悲傷成為瓦解雙方牽連著的血肉的災難，并且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甚至是嘗試著去做的緊急疏散措施時，政治畸變便開始了——這種悲傷的內卷性成為了政治空間的穿刺性力量。在《巨浪下的小學》中，作者帕里揭示了這種政治畸變：“日本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害，而日本人就是無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響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無助地接受和容忍。”那些對政府失望的人如是說。海嘯發生時，時任首相菅直人一邊再一次肯定了日本人“頑強的意志”，另一邊承諾了一個“更加充滿活力、更美好的日本”；菅直人下臺后，選舉中獲勝的安倍晉三也并未贏得足夠的信任，“但他為人果斷堅定，而且拿出了具體計劃”。在此，政治議題的實質內容被逐漸放棄——在人們看來，它們都無法實現。情況似乎越來越糟，人們不僅不再希望政府能夠超越其有限責任，甚至連這些有限的責任都不抱期待了。很難說他們還會發自內心地支持某種東西，除非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那些長久地被要求滯留于堅忍之中的人們，在漫長的沉默中醞釀著他們自己都未必能夠清醒地理知的抉擇，這種抉擇往往帶有向著舊世界復仇的沖動，那將是一種新的內卷化，它會將正常的政治運轉拋入狂熱。

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奏效的緊急疏散？有什么能彌合被這種災難撕開的縫隙？有什么能在其緊急性尚未過期之前，將人們從悲傷的內卷化中解救出來，從而將其從被共同體排斥的角落中解救出來？有什么能重建被遺棄的個體與共同體的紐帶？

《巨浪下的小學》中記述了一種訴諸通靈的可能：那是由寺廟住持金田為瑠美子所進行的驅鬼儀式，與那些主動尋求通靈者們不同，瑠美子和家人并未在海嘯中受傷，但她長期被海嘯中的死者的鬼魂所困擾。在金田所進行的漫長的驅鬼儀式中，金田與一個個鬼魂依次展開交談，直至最后，是一個孩子的鬼魂。金田指引她從污水中走向光明，在最后的門前她對著金田妻子說：“媽媽，現在我能自己走了，你可以放手了”，后者“只感到一股巨大能量的消散。這讓她想起分娩的經歷，是那種疼痛結束、新生兒終于來到這個世界時力量釋放的感覺。”

隨著這種“巨大能量的消散”，整部紀實告終，仿佛這種分娩所誕生的是書寫成之后的新世界——又或者正是這部書本身，在書的序言，作者所記載的正是有關其妻子的孕情。如此，我們是否能將這最后一次通靈——準確地說是驅鬼——看做作者在這部書中所試圖做的事情？這是否是文學所應當承擔的使命？

文學并不只意味著一本書，或者說，一本書并不只意味著一堆沾著油墨的紙。文學毋寧說是一種行動，在作者寫就這本書之前，他長達六年的訪談已然是一種文學行動。文學作為行動，也作為行動的結果，是這樣一種東西：它保存著人們的記憶，關于災難，它保留了處于共同體角落的人們——既是幸存者，也是罹難者——全部的緊急性，從而使它永遠不會過期。文學因此并不是一勞永逸的疏散措施，它在緊急時刻提供救援，卻同時以悖謬的形式又將災難的緊急性置入意義之中。它將內卷性的悲傷化為具有意義的文字，這些文字也曾被用于記述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大事。它承納著個體無法讓渡的私密而沉重的情感，卻又將其保存在遠比共同體更為廣闊的意義世界，在那里存在著更為真實的血肉。

然而我們是否只是從一個世界來到了另一個世界？文學是否將成為堅忍的另一種形式，仿佛借著這種形式，原本可能的社會批判又將歸于虛幻？如果要在書中找到另一個“文學”的形象，那么它或許是直美：在海嘯之后，她考取了挖掘機駕駛證，親自開著機器尋找孩子小晴的遺骸。文學所進行的不只是個體的拯救，當它像直美一樣挖掘世間的種種淤泥——包括當事人那種內卷性的悲傷以及僵化的政府、冷漠的社群和不可撼動的民族堅忍——的同時，它也留下了一個鋼鐵一般強硬但又帶有溫度的身影。它在時間的流逝中散發著其意義，成為一種柔弱卻持久的顛覆性力量，從而去倒轉那種封鎖著一切的堅忍，去給予共同體一種全新的價值尺度。

我們無法否認，上述提到的可能性永遠存在。那種堅忍本身就是一種難以被克服的無限力量，與其伴生的是習慣與遺忘。但正是因此才需要文學。沒有什么能保證它的最終成功。只要我們依舊是需要憑靠言辭才能互相依靠的存在物，只要我們還將意義視作值得慎重對待的東西，只要我們還不曾泯滅銘記的需要與變革的訴求，那么文學始終是一種“微弱的彌賽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