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當前上海正在積極謀劃“十四五”規劃前期思路研究。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動力在哪里？是繼續做一個靠移植國內外存量資源為主的平臺型城市，還是做一個靠注重內生動力培養為主的創新型城市，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平臺型城市的發展動力是否必然弱于創新型城市？面對這樣的戰略問題，上海必須給出自己的清晰答案。《城市經濟的崛起與衰落》這部著作，對于上海回答好上述問題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啟示與借鑒。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組織研究力量,仔細分析了該著作中舊金山和洛杉磯的翔實資料與經驗教訓總結，結合上海城市的實際狀況、功能定位與未來發展目標，對上海新一輪發展的相關重大戰略選擇問題進行了思考研究，希望為上海“十四五”規劃提供一定的思路支持。今天刊發報告的第二部分，討論上海可以向舊金山和洛杉磯學什么？

1.上海要深刻理解“科技創新功能”在綜合性城市功能中的地位與作用

作為曾經的科技發展高地，洛杉磯今天依然是一座偉大的城市，它仍是當今名列前茅的全球文化創意中心、貿易中心與航運中心，仍是全球經濟總量名列前茅的大都市區域。但是，如此的光環并不能掩蓋其發展的深層次隱憂。洛杉磯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從較長時間視角來看，一個國際化綜合性的大城市，哪怕是已經屬于高能級發展俱樂部的城市，如果對科技創新不太重視，或者對創新的呵護與投入沒有與時俱進，都會嚴重影響城市自身發展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這與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一脈相承，既是繼承，也是發展。可以說，不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城市，科技創新都是發展的最中堅、最持久力量，怎么強調和重視都不為過。

無獨有偶，前文提到的《紐約時報》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也深刻地指出：從過往的歷史中，紐約能學到些什么呢？教訓之一是要保持科技活力，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古代中國繁榮的原因之一，是采取促進經濟增長，促進貿易往來的政策，鼓勵技術創新，如鐵鏵犁、印刷術、紙幣等方面的技術革新。

當前上海正在加快“五個中心”建設，從承擔國家使命和自身長遠發展來說，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經濟中心這些重大功能，對上海來說確實非常重要，確實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經營建設。但是，對于科技創新中心在“五個中心”中的地位與作用，全市上下要有更加深刻的認識。科技創新不是某些部門或地區的任務，而是全市所有部門、所有區域的重大使命，其他四個中心的功能打造有責任全力支持好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唯有如此，上海才既能夠塑造出世界級的綜合性城市功能，同時又能夠為自身的長遠發展注入強勁且不竭的動力。

2.上海要更加正確把握和積極擁抱“新經濟”

到目前為止，仍有相當多人士認為“并沒有所謂的新經濟與舊經濟之分，傳統經濟也有新經濟的構成，區別只是在于是否擁有高精尖技術、是否占據科技鏈條的高端”。這樣的觀點當然有其道理，但是通過梳理洛杉磯和舊金山的發展經驗，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個世界的確存在邊界清晰、特點鮮明的“新經濟”。

雖然新經濟往往和高科技相伴相隨，但嚴格來講，“新經濟”的本質特征不僅是指高科技經濟活動本身，而更大程度上是指發展高科技創新經濟活動的“新的組織實踐方式和組織生態”，甚至包括新的思維方式和態度（前文提到的非正式關系網絡、看不見的大學、新型組織實踐形式和關系基礎架構等都是這個意思）。再高精尖的前沿技術創新，如果延續傳統的工業經濟組織方法和組織生態來推進，仍還是舊經濟，算不上新經濟。

對于新經濟的本質特征，上海尤其要有深刻、正確的理解與把握。近些年來，上海發展新經濟受到了不少詬病，國內新經濟的光環城市屬于深圳、杭州、北京等城市，上海的新經濟真的落后了嗎？很多上海人（特別是政府部門人員）很不服氣，甚至很委屈，紛紛拿出例證說明上海在高科技領域有如何的重大突破。然而客觀地講，上海發展新經濟的確存在明顯不足，不是上海不重視高科技發展（相反一直高度重視高科技），不是不鼓勵科技創新，而是上海推進科技創新的全社會組織方式與組織生態出現了問題，有的時候、有的領域仍在“用舊思維去推動新經濟發展”，新經濟的發展成效可想而知，甚至有時越用力、效果可能越不好。

上海的這種境遇，在洛杉磯的發展中也出現過類似情形。比如，大洛杉磯的橙縣，也建立了一種新經濟，但它與硅谷或世界上其他主要的IT中心的新經濟不是同一回事。作為一個后發者，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它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洛杉磯縣的運作方式在70年代的翻版：大規模土地開發與大型企業選址的耦合，在經濟體中相對較新的產業分支實行以規模為導向的生產。最終，盡管橙縣的戰略表面上看是嶄新的（與硅谷具有物理相似性），但實際上仍然是南加州20世紀中葉的傳統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發展新經濟的組織方式和組織生態出了問題，全社會每個主體其實都有一份責任。無論是政府部門、企業、企業家，還是創新群體、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還是中介機構、社會組織乃至社區等主體，都或多或少地沒有擺脫傳統觀念與習慣做法，都或多或少存在不適應、不匹配的狀況。因此，在新一輪的新經濟發展中，上海的全社會各主體都應該按照新經濟的本質特征標準，積極調整自身的觀念、態度、職能與行為，最終使所有主體都能夠“從內心深處積極真誠地擁抱新經濟”，相信未來上海全市很多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也都在其中。

3、上海要深度審視并處理好“移植平臺型”與“內生創新型”兩種發展邏輯之間的關系

從洛杉磯和舊金山40多年的發展軌跡來看，洛杉磯越來越發展成了一個以平臺型為主的城市——國際貿易與航運中心、國際文化娛樂中心、國際著名科教中心等，整個都市區域鏈接著全球資源，跑的也是全球流量。但是我們看到，即使擁有如此強大的城市功能和如此高的城市能級，洛杉磯的整體發展動力的確輸給了靠強勁內生動力為主的舊金山，這一點應該引起上海的高度重視與反思。

其實，無論就地理區位和歷史基礎而言，還是從在全國整體格局中的功能與地位來看，正在向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目標進發的上海，的確是一個具有強大吸引力與影響力的超級平臺。多種要素市場的在滬設立、眾多國內外大企業機構的在滬布局，大量人才來滬工作生活，以上海為樞紐的緊密國內外聯系等，都是上海這一超級平臺魅力的充分體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年來上海形成了一種非常具有特色的“移植平臺型”城市運作邏輯。這種邏輯具體是指，由于自身具有較高的能級和吸引力，整個城市比較注重把國內外的各種巨頭企業和機構（尤其是企業總部）移植到上海城市平臺上來（社會通俗說法是“挪大樹”），而為了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上海又必須把自己的城市平臺打造得更精致、更有序、更規范、更有魅力，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促動和加強的機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運作邏輯在前期發展階段具有較好的溢出效應和帶動效應：各種移植來的優質資源及其運作模式，對上海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發展形成了較好的示范與促進作用，同時移植來的企業機構巨頭也需要上下游配套，也為上海的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大機會。可以說，在“5個中心”（最初是“4個中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定位之下，多年來尤其是浦東開發開放以來，上海紅紅火火的發展正是得益于這種“移植平臺型”運作邏輯。

但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特別是現代科技與產業的日新月異變化，就像洛杉磯已開始逐漸跟不上時代和社會發展的步伐一樣，“移植平臺型”運作邏輯對上海發展的制約作用也逐漸明顯：

一是重視移植巨頭企業，相對忽視對中小企業的吸引，不利于上海創新創業新動能的打造。鑒于企業巨頭在稅收、GDP、帶動能力等各個方面的優勢，其在招商引資中必然會成為最重要的選擇，加之上海物理空間比較有限且寸土寸金，中小型企業更是難以被納入重點與積極服務的范圍，甚至其生存空間都相對變小。在當今新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才是創新創業的主力軍與生力軍，正是由于缺乏眾多活力十足的中小科創企業的支撐，比較其他先進城市而言，上海的經濟發展動能切實面臨較大挑戰。

可以說，在移植平臺型發展邏輯之下，上海的經濟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大狗經濟”：從國內外移植來的巨頭企業就是大狗，他們都是已被事實證明了的成熟且成功的大狗，盡管塊頭巨大、實力強大，但是在擠占小狗企業發展空間的同時，其長遠的發展后勁卻已相對不足。套用證券市場的說法則是，落戶上海的企業“績優股”很多，但有著巨大增長潛力與后勁的“潛力股”卻相對缺乏。

二是過于重視移植，相對忽視自身培養培育，不利于上海強勁內生動力的塑造。近年來外界一直詬病上海缺少自己本土培育的巨無霸企業和著名企業家，這的確是上海發展中的一大短板。很難想象一個缺少眾多本土創業型著名企業和企業家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會不會魅力十足、光彩照人。導致這一情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上海的“移植平臺型”運作邏輯比較重視移植外來成熟巨頭企業，相對忽視培養自己的龍頭企業，有利于本土巨人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成長起來的環境、土壤和空間還存在較大不足。在某種意義上，“移植平臺型”邏輯的展開越充分，對這種內生創新型模式的沖擊就越大，這兩種邏輯的指向與要求存在明顯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處。

可以說，當前階段上海發展最大的困惑就在于“移植平臺型”與“內生創新型”兩種邏輯的糾纏。面對這種深層次的困惑，根據洛杉磯和舊金山的經驗教訓啟示，結合上海在全國整體發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上海未來的出路一定是“國際平臺+內生創新”兩種邏輯的更高效率、更高融合水平的組合配置。這就要求上海在未來發展中一定要有創新性思維，在積極吸引國內外優質資源的同時，也為上海培養內生動力留有足夠空間和足夠的制度支撐。建議在部分領域和空間范圍內，上海要有“特區和試驗田”思維，不采用全市整齊劃一的運作模式與考核方式，比如郊區和中心城區的發展思路和邏輯就應該有重大不同（現在的郊區尤其是近郊區的發展都在各個方面向中心城區看齊，郊區越來越像中心城區）。這樣，上海就能夠在更高層級上處理好兩種邏輯之間的關系，既打造更優秀的、具有強大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平臺型城市，又能夠塑造出具有強勁內生發展動力的創新型城市，努力實現好中央對上海“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重大定位。

（作者李顯波系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特此說明：文中所有關于洛杉磯和舊金山的資料和分析都引自于《城市經濟的崛起與衰落》，特別向作者和中文譯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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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劃“十四五”系列專欄由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聯合澎湃新聞·智庫報告共同發起，當前上海正在積極謀劃“十四五”規劃前期思路研究，上海城市未來發展動力在哪里？城市功能和布局如何更好地塑造？城市能級和品質如何進一步提升？面對新一輪發展的重大戰略選擇問題，上海必須給出自己的清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