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邊地故事的“猿猴盜婦”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猿是一種重要的動物意象，高羅佩甚至為此撰寫了一部專著《長臂猿考》。在中國的猿文化中，“猿猴盜婦”又是一個特殊的故事母題，對此有不少學者曾撰專文予以討論。這其中，陳志勇《論“猿猴盜婦”故事的文人想象與宗教敘事》一文，相當細致地梳理了該類型故事經歷過兩漢六朝逸事實錄、唐代文人遐想、宋元明道佛宣教三個不同的階段。根據該研究不難發現，“猿猴盜婦”故事不但涉及異獸、性與宗教等問題，而且與生俱來與邊地想象密切相關。這里所謂邊地，自然是指中華帝國核心區域以外的邊緣地帶，既指統治疆域的周邊區域及中央集權官僚統治難以深入的地方，也指文化意義上夷夏對立中的“蠻夷”。

根據陳志勇的研究，“猿猴盜婦”本是西南邊地流傳的民間故事，最早在漢代蜀地畫像石中頻繁出現，進入晉代的《博物志》時故事地點仍是“蜀山南高山上”。第二階段唐代文人遐想時期以傳奇小說《補江總白猿傳》（簡稱《白猿傳》）為代表，故事地點在廣西長樂，仍屬于典型的邊地故事。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〇“桂林猴妖”被認為是《白猿傳》的延續，故事發生地仍在廣西。宋代的重要演變是出現了南戲與話本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故事講陳辛往廣東南雄赴任，途經江西梅嶺時妻子被猿精劫走，就地點而言仍屬于邊地嶺外故事。該故事又通過廣東或南雄本地方志的轉述，演化成為梅嶺當地的著名典故。進入元明時期，一方面該故事類型深度宗教化，另一方面邊地色彩逐漸淡化，比如雜劇《時真人四圣鎖白猿》講古杭城人沈璧出外泛海經商，妻子在家被猿精煙霞大圣霸占；又比如《初刻拍案驚奇》故事之一《會骸山大士誅邪》的會骸山在浙江鹽官，猴妖所盜則是平民之女，此外還有不少非盜婦類猿精故事的地點也由邊地轉型到江南，故事主人公的仕宦色彩也逐漸消失。但是明代瞿佑《剪燈新話》所收《申陽洞記》仍然是發生在桂林的故事，保留了其邊地色彩。

不同的邊地想象

“猿猴盜婦”故事內涵十分豐富，可以從各方面加以探討，除文學史、宗教史、民俗史之外，性別史、旅行史研究中也多有涉及。這里依據唐代《白猿傳》、宋代《陳巡檢梅嶺失妻記》（簡稱《陳巡檢》）、明代《申陽洞記》三則故事，對傳統中國文人的邊地想象略做探討。用這三篇文本來討論文人的邊地想象，當然基于三者的共同特點，比如《白猿傳》一般認為是長孫無忌諷刺歐陽詢貌類獼猴而作，故事講歐陽詢父親南征長樂，其妻被白猿精劫走之事，屬于士大夫（士族）之間流傳的故事；《陳巡檢》雖然是南戲或話本小說，但故事發生在主人公陳辛赴任途中，應該是下層文人對官僚邊地生活的想象；而《申陽洞記》的作者瞿佑是文人官僚，人物主人公雖然是游俠少年，但故事發生在少年投依父友“桂州監郡”期間。總之，這三篇故事的共同點：一是作者或者故事人物屬于文人官僚（士大夫階層）；二是都發生在主人公原籍地以外，屬于旅行故事（南征、宦游、投依）；三是都發生在嶺外邊地（廣西桂州、梅嶺）。

在《白猿傳》之前，“猿猴盜婦”故事原本是蜀地民間傳說。這類傳說一旦進入士大夫視野，便為文人的邊地想象提供了契機。《白猿傳》故事發生的背景是：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冞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入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

作為“猿猴盜婦”背景的邊地桂林、長樂，政治上是為叛亂之地，文化上則屬于蠻荒之地。唐代士族政治，文武尚未分途。宋代官僚政治重文輕武，但“猴精盜婦”故事盜婦之后必有救婦情節，救婦人物又有武人向宗教神力轉化的趨勢。在宋元話本《陳巡檢》的故事中，一方面已經有道教勢力的介入，另一方面主人公陳辛既是武人之后，又參加科舉，登第后又受武職“巡檢”，體現了宋代文官意識與“猿猴盜婦”故事武人傳統之間的糾葛。不過該故事的邊地想象完全屬于文官游宦生活中形成的觀念，主要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強調邊地路途遙遠、環境險惡，并沒有賦予邊地政治上動亂、文化上蠻夷等形象。這一方面可能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極端自信或者邊界意識淡薄的體現，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對仕宦生活既熱衷又深感負擔與恐懼的心理：

不數日，去赴選場，偕眾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進士。上賜瓊林宴，宴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圣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路，千層峻嶺，萬疊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煙瘴極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奈何？”如春曰：“奴一身嫁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心下稍寬……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爭奈路途險峻，好生艱難。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一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

陳巡檢并一行過了梅嶺，直交陳巡檢：施呈三略六韜法，威鎮南雄沙角營。欲問世間煙瘴路，大庾梅嶺苦心酸。山中大象成群走，吐氣巴蛇滿地攢。

明代瞿佑的《申陽洞記》與前兩則故事有明顯的傳承關系，但也做了大幅度的調整。首先婦人由旅行中的官員妻子，變成了當地平民的女兒，其次救婦的人物也由官員或宗教神力，變成了內地的游俠平民，與官宦生活唯一的聯系是少年因“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而旅居于廣西桂林。故事的邊地想象發生了明顯的變異，政治文化上的邊緣、異端，或者宦游苦旅都不再是邊地想象的重點：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為鄉黨賤棄。天歷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于郡，止有一女……生挈三女以出，徑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納為婿；其二女之家，亦愿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

不難發現故事中富貴乃至艷福成為故事趣味的重點。故事主人公隴西李生“不事生產，為鄉黨賤棄”，作為不適應內地生活的落拓者而出現，而邊地旅居成為他生活上發跡的重大機會，賦予了“猿猴盜婦”故事探險奇遇的色彩。

邊地想象的類型與結構

文人的邊地想象只反映在“猿猴盜婦”故事演變的一個特定階段。上述三個故事發生在不同的朝代，也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特點。如唐代的士族、宋代的下層士人，而明人瞿佑的《申陽洞記》，故事其實發生在元代，當時社會上儒家本位意識可能比較淡薄，海外貿易則特別開放，這與《申陽洞記》中邊地求富貴的情節或許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雖然是對不同朝代三個文本的探討，但“猿猴盜婦”故事體現的蠻夷與叛亂、荒僻險惡、探險奇遇三種邊地想象類型，也未必是時代變遷的反映，也有可能是共時性的結構。同時，“猿猴盜婦”故事作為一種怪力亂神現象與儒家正統觀念對立。上述三則“猿猴盜婦”故事反映文人的精神世界，同時又是儒家文化以外文化觀念的反映，這兩者未必矛盾，或許只是反映了顯意識與潛意識的區別。值得注意的是，邊地想象的三種類型，在今天“內地”對“邊地（南方）”的想象中仍可找到痕跡，即南方邊地總是與政治動亂、奇異的社會形態、水土不服、探險致富等觀念混雜在一起。

（本文摘自吳錚強著《文本與書寫：宋代的社會史——以溫州、杭州等地方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