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8日，日本京都動漫工作室遭遇縱火襲擊，34名遇難者中有27名是20-30歲的年輕畫師。根據日本動畫師演出協會2019年發布的《動漫人實況調查》，全行業中的正式合同工僅占比14.7%，非正式工基本由20-30歲的年輕人擔任，他們在擁擠的公司從事長時間繪畫工作，對臨時合同沒有話語權，薪資為行業平均的四分之一。畫師們不會想到，站在情感勞動（該術語代表不穩定勞動中的一個具體分類，此處光榮與夢想即闡述了畫師在不穩定條件下工作的動機）盡頭的不是光榮與夢想，只有烈火。縱火犯青葉真司出身于一個不穩定無產家庭，臨時工作讓他長期陷入貧困，隔絕于世，最終報復社會。京都動漫工作室的悲劇，也可看做是日本青年不穩定勞動者境況的縮影。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的破裂讓日本從虛假繁榮的“一億總中流”社會進入了格差社會。原本高速增長的日本模式開始高速倒退，社會機理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沖擊。其中，后福特金融資本系統的逐利升級與隨之而來的經濟脆弱逐漸將大部分家庭（尤其是曾經的中產家庭）拉入潛在的不穩定狀況，異常的勞動狀態也日益浮現——1990年，日本非正規勞動者占勞動力總數的比率約為18%，這個數值一路增長，在2018年達到38%。非正規勞動者缺乏保障，從事臨時或不規律的勞動，在職場上面臨不平等待遇，薪資極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崇尚終身雇傭和企業家族式忠誠的主流社會所排斥。

21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提倡者斯坦丁（Guy Standing）使用“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precarious”不穩定和“proletariat”無產者的組合詞）指代那些被不穩定、不確定、債務和屈辱纏繞，逐漸失去文化、公民、社會、政治經濟權力，陷入“棄民”（denizen）狀態的勞動者，并稱他們正在形成一個“新危險階級”。美國社會學者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認為上世紀80年代后，經歷后福特轉型的資本主義逐漸陷入“掠奪性形構”（predatory formation）——利潤生產能力弱、可被替代的臨時勞動力會經歷一場大驅逐（expulsion），被安置在系統邊緣，成為不可見的人群。在歐美世界，我們看到大批“不可見”的人走上街頭，掀起黑天鵝巨浪，給民主社會秩序帶來深遠影響。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日語プレカリアート）一詞也被日本的邊緣人從歐洲借鑒過來，在2006年的“自由與生存的五一游行”中被大量使用。但相比歐洲的社會運動，日本底層青年對不穩定困境的反抗似乎就像小石落入海洋，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漣漪。要理解這一現象，我們需要回到當下和以往的社會語境，分析日本底層青年的反抗形式和這些形式背后的原因。

“自由與生存的五一游行”

1975年出生的雨宮處凜是90年代日本經濟危機下的“失落一代”，放棄上大學后，雨宮長期在服務行業做底層臨時工。她總是在失業；因感冒請假被解雇，因工作效率不如外籍勞工被解雇：“最糟糕的是，每當我被解雇，我都會受到傷害。我感到絕望，好像我不被任何人所需要……如果連這樣卑微的工作崗位都不需要我，那我該如何證明自己是正當的存在呢？”雨宮無數次嘗試自殺，她的很多朋友也走上了這條道路。“不管做什么，我們都沒有出路”；“在就職冰河期里，我能感覺自己每天都在失去，但我束手無策”。為了尋找依靠，雨宮加入了右翼民族主義樂隊。1999年，雨宮無意間聽到一位樂隊成員想成為神風特攻隊的自殺隊員，這在她的心中“埋下了一粒懷疑的種子”。在保守政黨出臺了一系列國旗和國歌政策后，“我覺得事情不大對……我意識到自己太依賴這些意識形態了；為保守政黨的政策歌唱，這絕對不是朋克音樂”。

雨宮處凜在日本自由與生存的五一游行上（來自2007年五一游行網絡圖像日志）

雨宮退出了樂隊，開始尋找新的落腳點。2006年，她參加了“自由與生存的五一游行”，這一年是游行者首次采用“不穩定無產者”一詞作為自我指代。看見這個詞的瞬間，她“仿佛看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巨大出口”。通過對不穩定無產者的描寫，她發現他們的苦難根源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人看不到出路。在《讓我們活！》（生きさせろ！）一書的末尾，雨宮發出短促的呼吁：“讓我們活！如果可以的話，不用過勞死，不用無家可歸地流浪，不用自殺，還有，如果有可能的話，幸福地活”。通過寫作，雨宮獲得了外界的認可，她用自身的經歷作為橋梁，連接了身處困境的不穩定底層和一向對他們漠不關心的主流社會。對許多像雨宮這樣的人來說，這一運動既是情感的避風港，又是思想的啟蒙鄉。隨著《讓我們活！》的暢銷，雨宮從一位底層的非正規雇工，成為“自由與生存五一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活動家。

這一運動是日本社會開始關注不穩定勞動的一個重要起點，也是21世紀日本影響力最大的不穩定勞動者社會運動。它從2004年持續到2016年，在每年勞動節前后舉行，全盛時期從東京蔓延至日本全境，運動的組織者是2003年成立的飛特族全體工會（フリーター全般労働組合）。厚生勞動省（日本負責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主要部門）對“飛特族”的定義為：15-34歲，學生和家庭主婦除外，依靠兼職生活或正在尋找兼職的人。全體工會刪除了該定義中對年齡和身份的限制，將所有處于不穩定勞動狀況的人都劃入動員對象，包括學生、女性等弱勢群體。工會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傳統日本左翼的激進思想，為了保護不穩定無產者的利益，他們表示要對現有的社會構造進行批判，尤其要反對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力推崇的“自我負責”價值觀，目的是“讓所有非正規勞動者獲得能獨當一面的工資”。工會通過郵件群發、線下交流會、公開抗議活動、勞動法學習會、與其他社會福利社團合作的形式進行組織和網絡化。與歐美的收復街道運動相類似，飛特族全體工會旨在建立寬松廣泛的社會網絡，反對精英黨派秩序，要求包容和平等。工會從非正規工作者全體網絡（Part-timer, arbeiter, freeter & foreign worker, PAFF）中脫胎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外籍勞工也被納入到該網絡中。全體工會將這一運動定位為“國際化的斗爭”，本國和外籍勞工之間“沒有輸贏”，“如果日本的工人接受了更低的工資，中國或其他地方的同志就會失業……我們不能成為大公司的工具”。作為一個互聯網時代的彈性組織，全體網絡利用網絡手段（社交媒體、網頁）收集信息，在茫茫人海中發送信號，吸引成千上萬的潛在成員參加運動。

對如此龐大的人群進行動員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18年，日本上下約有2090萬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社會學家毛利嘉孝認為，90年代以來的日本底層運動為了吸引參與者，更多地采用文化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毛利的專著《直白的思想：作為轉換期的1990年代》對這些運動進行了細致的社會觀察。“直白”描述了底層青年懵懂、善良也因此易被涂抹的內心世界，暗示著他們的社會運動是關于本性的直白闡發。毛利注意到一些自稱“硬核左翼”（ゴリゴリの左翼）的底層青年非常同情流浪漢，相比之下，70年代的日本左翼很少同情弱者，甚至視他們為革命的絆腳石。這一觀點或許夾雜了毛利的個人偏見，但日本左翼逐漸失去群眾支持，乃至脫離群眾已是公認的事實。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極左派組織赤軍在高度政治化的軍事環境中選擇了恐怖主義的悲劇道路，被日美聯盟貼上血腥、精英主義、反秩序的標簽，其追求人民解放的目標也在暴力斗爭中逐漸變質，最終被徹底遺忘和污名化。隨著國際環境和日本經濟社會的變化，“直白”的底層運動擁有了一個相對而言較為寬松的政治條件，顯然，他們也擁有廣泛的支持土壤（占總勞動力四分之一的不穩定雇工）。新的文化號召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安保運動捍衛民權的使命，但充滿諷刺的是，一些年輕的主干拒絕被視為左翼的繼承者——他們只屬于自己的當下和行動。

為達成廣泛動員，這一運動使用短平快的抒情語言、尖銳的色彩、震耳欲聾的演說和朋克音樂表達對資本掠奪的不滿。2005年開展的運動以“不要被戰爭和資本殺死，活下去！”（資本に戦爭に殺されるな、生きろ！）為主旨。共有15個民間團體響應飛特族全體工會的呼聲，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廣泛的下層互助組織，其中包括“醫療、福利、不要做戰爭幫兇”聯絡會、山谷勞動者福利委員會和反戰協會等[ “山谷”是位于東京北部的日工招聘所，類似于深圳的三和人材市場。由于大多數日工工人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如建筑工或搬運工），且無法獲得正常的養老和健康保險，其生存狀況一直十分堪憂 ]。各協會的游行者在短暫碰面后走上街頭，駕駛著音箱卡車開道，用巨大的音量吶喊：“我們不想過勞死！”“正式工也是失敗者！”。卡車上覆蓋著畫有骷髏頭的紅布，醒目地書寫著：“不要被資本和戰爭殺死”。一只掛著“不要被迫工作”條幅的大氫氣球被游行者放飛到空中，讓附近寫字樓里工作的人都能看到。地下樂隊在卡車上大開移動音樂會，主題是“逃離·谷底”（脫·どん底），演唱的曲目包括《未來在吾等手中》（未來は俺らの手の中）、《去你的滿意》（Satisfuction）和《致成年人》（Message to the Major）。反抗者認為：“音樂是（資本主義）的復制商品，但來自社會的抗議聲音干涉了它的傳播，并賦予了它新的意義，讓它作為抵抗的歌響起。聲音游行就是讓人們感受到‘活著’的音樂”。整場游行由重復的色彩、舞蹈、震耳欲聾的文化工業元素組成，傳遞出借勢資本的潛在意圖，但其文化表達的內容又是反資本的，包含對終日勞作的唾棄和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整場游行以不穩定勞動者的議程為核心，還包含了精神和身體殘障者、抑郁癥患者、被迫加班的正式工和小商店主的訴求，呈現出多元的身份和文化生態，這一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明顯。毛利認為，表現性文化手段能將不可見問題迅速變得可見。但后工業時代底層運動的深層機制卻與1960年代的日本左翼運動的機制大相徑庭：比起統一的利益訴求和嚴肅的政治討論，今日飛特族更重視個性化、及時行樂和人際關系的和諧，他們似乎滿足于從音樂、街頭舞蹈和嘶吼中獲得快感，發泄之后再各自回去，默默工作或宅在家里。這種變化帶來了傳統階級關系的消失，身為新底層的不穩定無產階級不再具有強烈的集體意識。日本安保一代的左翼反抗者為此感到失望，因為底層青年似乎缺乏憤怒、團結等被他們視為必要的素質。可是，這些青年在身份平等和反剝削層面的追求又是空前強烈的，因為不穩定之痛嵌入了生命的各個環節，構成比和平主義理想更加緊迫和痛切的生存問題。他們中有的人絕望放棄，青葉真司就是極端代表；有的人選擇反抗，五一游行成為了他們的突破口，那里存在著雨宮處凜這樣的精神支柱。

盡管日本國家機器進行了嚴格管制，這一運動的規模和影響力還是逐漸擴大。2007年，非正規雇傭問題迎來了拐點，對勞動結構的反思開始進入公共視野，政界和媒體開始關注不穩定勞動者。同年，這一運動在時髦文化的大本營新宿區舉行，途經繁華的歌舞伎町和靖國大道。飛特族全體工會認為，游行區域的擴大意味著某種勝利，因為“在過去十幾年，警察都拒絕游行者使用這條路線”。此外，工會還發動了主體性動員：“我們的生命不是為了滿足某些人的惻隱之心，絕對不能變成開發和保護過程中的弱者……被迫接受不安定人生的我們，在此宣告反攻日的誕生”。這些工作有效利用了新宿、澀谷區的青年文化空間，具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本就聚集在這一區域，五一游行進一步促進了他們的交流和接觸，為新的社會聯結制造了網絡基礎。

2005年，人們在橋上觀看五一游行隊伍經過（來自2005年五一游行網絡圖像日志）

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催生了更多的不穩定職業和失業，這讓五一游行順勢擴張到日本的十幾個大城市。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勞動者生存危機，日本在2009年對雇傭保險法進行了改革。此前，就業保險只允許在同一公司連續工作1年以上的人群購買，改革后該時限被縮短到6個月，2010年又縮短至31天，打工的學生無法購買保險。改革后，勞動者必須在500人以上的大公司任職超過1年才能購買公司健康保險。由此可見，絕大多數非正規雇工依舊得不到好的保障，政策依舊偏向正式工。因此，2010年的五一游行將政府改革視為“救濟窮人的幻想”和“富人的免罪符”。在抗議者眼中，“救濟”無法帶來拯救，只會帶來“深淵”，因為接受這些救濟就意味著接受其設定的勞動門檻（長期為大公司打工），“把人生的一切潛力削減到只剩下工作能力”。

與國家救濟相對，飛特族全體工會提出“讓所有非正規勞動者獲得能獨當一面的工資”，這句口號是貫穿五一游行的主線。爭取公平的薪酬和職場待遇，是飛特族全體工會對底層青年發起的最強有力的號召，通過這一號召，他們試圖揭露被國家和主流社會掩埋起來的“真相”。右翼保守政府為應對泡沫經濟破裂的影響，大力推行“自我責任”價值觀，即讓日本國民自己對自己的生存負責。“自我責任”在小泉純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間（2001-2006）成為政府官方話語，帶有應對國內外危機的雙重含義，即一方面將危機（在本文的語境下更多是經濟負擔）從國家轉移給個人和市場承擔，削弱憲法第二十五條對福利國家責任的規定；一方面相應美國的反恐號召，修改憲法第九條，擴大自衛隊權限，讓日本成為有更大國際影響力的“正常國家”。“自我責任”話語被認為是日本政治精英調整公民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手段，其影響力在2004年伊拉克綁架日本公民一案中到達巔峰：前往巴格達調查戰爭人權問題的三名年輕人（32歲的自由攝影記者郡山總一郎、18歲的自由撰稿人今井紀明和34歲的民間組織人士高遠菜穗子）被綁架，綁架者以此要求日本從伊拉克撤軍，日本政府表示毫不妥協，相當于默認人質可以被殺死。三人回國后遭到主流媒體、政治精英和一般民眾的口誅筆伐，被認為“給國家添了麻煩”，是“不負責任”的人物。日本政府甚至讓三人負擔回國的專機機票，盡管他們之前已經買好了更便宜的機票。在抗議者看來，接受政府救濟會讓他們成為“不負責任”的眾矢之的，雖然國家沒有殺死他們，但它卻默認了社會對弱者的暴行。而救濟本身是一種虛偽的政治，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結構性后果，讓上千萬日本勞動力難以獲得保障自由生存的物質基礎；而救濟又讓這些個人在社會慣習的力量下持續承擔后果，加深階級固化與分裂，很難達到拯救的目的。

抗議者意識到，要拿到“能獨當一面的工資”，就必須沖擊當下的社會價值觀和勞動結構。但這樣的嘗試就像潘多拉魔盒一般，打開后只有災難，看不到希望（2010年五一游行的主題是“棄民的逆襲：打開潘多拉的魔盒吧”），對“潘多拉魔盒”這一詞匯的使用表達了抗議者的猶豫、焦慮甚至絕望，畢竟他們的挑戰對象是貫穿了整部日本史的權力結構，即便強悍如美國占領者，也不敢輕易撼動的社會等級結構。也許是為了起到警示作用，2010年的這一運動用“棄民”取代“不穩定無產者”作為主體指代，明確地指出他們被社會和國家背棄。這里的棄民概念和斯坦丁所定義的棄民相似，二者都認為棄民狀態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結構性的結果；棄民作為一種正在形成的階級會不斷累積力量，“只有從棄民的位置去思考，去團結，才有可能為自己和同伴開啟生存和尊嚴之路”。 

但“棄民”力量的積累充滿著困難與變數。2011年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泄漏，災民的生存狀況迅速成為了社會核心議題。新議題的出現降低了游行目標的緊迫性，使本就松散的組織基礎發生動搖。這種動搖來源于毛利所觀察到的“直白”思想，即底層青年并非一個自私的人群，他們敢于為他人獻身。“直白”思想在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欺瞞民眾、致使日本社會全階層心懷不滿的大環境中迅速受到感染，該年的五一游行也將災難的民主治理納入了議程，反對大企業和政府的信息封鎖，要求他們為災民的逃亡承擔經濟責任，但這個新議題與絕大多數不穩定抗議者的利益訴求相距甚遠。此外，文化手段在其中不成比例地使用，也導致抗議者身份和訴求的復雜化、碎片化，且他們的反抗能量總是被吸引到別的議題上。在2011年我們看到的是，自然災害和上層行動者擁有壓倒性的社會控制能力，它們迅速改變了這一運動的動員基礎和目標，結果讓底層反抗逐漸失去影響力。而“直白”的精神狀態又限制了底層青年的政治想象，無法創造和發出統一的政治訴求。在2012、2013和2015年，這一運動以“反對富裕”為主題，一再錯過就自身利益進行談判的機會，最終在2016年退出了歷史舞臺。在保守的媒體環境下，公眾難以深入了解不穩定底層的處境，甚至認為底層運動只會加劇社會失序。為這一運動提供政治資源支持的日本左翼政黨（主要是社民黨）也一直處于衰弱狀態，在2017年的眾議院議員選舉中，社民黨占2席，右翼自民黨占284席，這意味著左翼政黨已經無法發揮影響力支持不穩定勞工運動。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回暖，正式工的數量開始逐年回升，企業偏向于任用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傳統也讓被歷史拋棄的非正規雇工舉步維艱。然而，這些挫折并不會讓底層勞工運動走向終結，伴隨著消費稅增長和東京奧運帶來的地價上漲，會有更多人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走上街頭。

展望日本底層運動的未來

2019年7月15日，日本橫濱舉行了主題為“為了1500日元而戰”（Fight for 1500）的卡車游行。游行者希望將自己的時薪提高到每小時1500日元以上，用這些錢能在東京吃上一頓營養均衡的午餐。在隨處可見的日本便利店，收銀員的夜班時薪常常都不到1000日元。“為了1500日元而戰”繼承了這一運動的目標，向著未來邁進。

作為總結，可以使用趙鼎新分析傳統社會運動的三個政治行為維度來回顧這一運動的特征：組織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所追求的社會變革的程度。首先，組織化程度較低；盡管它的動員力量很強，規模很大，但反抗者非常松散多元，聯結弱，內部沖突多，無法團結起來辦大事。這種現象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文化工具的過度使用，尚未與政治訴求建立有效連接。反抗者使用新宿、勞動節和朋克音樂等文化符號試圖將底層勞動者的日常忍耐轉換為政治訴求，但這些符號無法傳遞一個清晰的目標，從現有的觀察來看，它們似乎只能幫助抗議者進行非日常的情感釋放。在未來，對這些情感的管理也會成為運動策略的一部分，充當反抗的驅動力。其次，這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社會反抗，上街前要向公安局提交申請，在街上需要聽從警察管理。制度化雖然保證了社會的安定，但也限制了反抗者與外界的交流。2006年，警察沒收了游行者的音箱車和條幅氣球，并組成人墻防止游行者與行人接觸，可謂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表達。此外，飛特族全體工會主動成為注冊法人，為底層勞動者提供勞動咨詢，并定期與議員討論勞動政策。工會中的不少成員嘗試充當社會底層和中上層之間的橋梁角色，比如飽受不穩定之苦、最終因書寫苦難而成名的作家雨宮處凜。但他們的努力難以扭轉政策對正式工的傾斜，改革進展緩慢。就長期來看，飛特族全體工會與不穩定勞動者存在著天然的臍帶關系，后者通過前者實現與主流社會的信息交換，并獲得持久談判和協調的機會。

“為了1500日元而戰”的推特宣言，指出在“新卒一括采納”雇傭制度下，高中學歷的員工首月工資超過26萬日元；那些沒能趕在經濟復蘇時期畢業，成為臨時工的勞動者基本擁有同等或以上的教育水平，但他們的待遇卻和“好命”的后輩有著天壤之別。

不過制度內社會運動框架的指標也很難有效解答“棄民”時代的團結、方向與策略問題。盡管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勞動結構危機，但類似全體工會的中底層組織充當了各階層間的潤滑劑，他們一方面用獨立的勞工意識對“自我責任”價值觀進行解構，一方面用制度化的對話手段制造流動性，從而降低了大規模社會動蕩出現的可能。全體工會對勞動平等及國際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動員。不管抗議者們最終能否在“右云密布”的政壇上爭得一席之地，他們都抓住了當下勞動結構中固有的矛盾：底層勞動者忍受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上的不穩定之苦，這種痛苦與安倍經濟學帶來的增長同步，后者無法幫助掉隊者走出歷史命運的陰影，反而將他們進一步推向邊緣。真正的隱患不是不穩定的代際循環，而是造成勞動不平等的疊加結構，涉及政治、歷史與文化的多個層面。對這些因素的深入發掘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社會吸納不平等的能力，并反思中國社會應對勞動結構失衡時的可持續性，包括中底層勞動者組織、主流文化態度和社會保障發展等指標。這些抽象事物的背后，是無數個鮮活的生命在不穩定無產的苦海中掙扎踟躕，一次次喪失希望的大困局。

或許大多數抗議者都并未意識到他們所追求的社會變革具有多么顯著而深刻的潛能：讓所有非正規雇傭者獲得能夠獨當一面的工資，意味著底層勞動者將擁有和正式工同等的生活保障、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意味著“棄民”和格差社會的徹底革命。只要這個追求依然存在，底層勞工運動就保有基礎；可以預見的是，日本的底層青年將與國家和社會進行長期的斗爭和協調。要想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抵達一個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初稿撰寫得到吉見俊哉、王洪喆和蔣洪生的指導，并于2018年11月在白玫佳黛主持的媒體與文化研究中山大學論壇上宣讀，獲得吳重慶的評議。在定稿過程中，吳靖和潘妮妮多次為我指點迷津。在此向以上師友致以誠摯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