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研究開拓者王賡武：身為華人，何處為家？

2019-10-28 11:4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王菁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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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武，1986-1995年間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目前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曾任教于多個國家，在東南亞史、南洋華人史等研究領域蜚聲中外。

1930年，王賡武出生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蘇臘巴亞，如今印度尼西亞第二大城市，距離家鄉江蘇將近兩千公里之遙。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王家人數次試圖回國未果，最終落腳在了英國治下的怡保，如今馬來西亞霹靂州首府。

在耄耋之年，當王賡武撰寫回憶錄時，他寫道：“等待回歸中國，但最終回到馬來西亞的早年經歷，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超出乎我的意料。”但也是這一轉折，令他走上了海外華人研究之路，并成為主要的奠基人、開拓者之一。

王庚武

這一切，還需從王賡武父母的移民經歷談起。

王父通常對家譜閉口不談，對年輕時的往事也絕口不提。關于父親及其祖輩的故事，王庚武多是從母親那里，經年累月，如同拼圖般，用歷史學家的細膩筆觸，拼湊而來。

王父名宓文，字藝初，祖籍河北，1903年出生于江蘇泰州。1911年，他父親周年八歲，與祖父母在武昌見證了起義。后來，王家人在朋友幫襯下，逃出武昌，回到了泰州。不過，即便按照當今的標準，祖父王允成也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他不善經商，在朋友介紹下進了銀行，但事業也未見些許起色。

所幸，子未承父業。自小，王宓文在家族中最欽佩的就是叔祖王宗炎。當年，王宗炎是出了名的儒家學者，而叔祖的兒子王冶山則在武昌辦學。王宓文追隨叔祖父子的腳步，在武昌系統研習了儒家經典、顏體書法及古代詩歌。然而，12歲之后，王宓文開始涉足西學。他進了泰州一家新式學堂，專攻英語和數學，甚至在大學畢業后還曾回到家鄉，于該校短暫任教。

王宓文真正走上教書育人的道路，還得追溯到他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時光。該校創辦于清末，幾經易名，成為如今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和臺灣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當時，校長郭炳文深受美國教育哲學影響，曾師從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保羅·孟祿（Paul Monroe，1869–1947）。在郭的竭力推動下，杜威和孟祿在國立中央大學講學數月，使該校一時聲名大噪。郭還誠邀陶行知擔任教育學院院長，進一步推動教育改革。

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中，王賡武的父親選擇了英語文學和教育專業。畢業后，王宓文延承母校開放自由的教育理念，在東南亞華僑教育中身體力行。1929年，王宓文出任印尼爪哇島蘇臘巴亞市華僑高中校長，那是當地第一所華人高中。

當王宓文在東南亞的事業步入正軌時，他在泰州的父母也開始為他物色結婚人選。當時的王家并不富裕。事實上，一家之長王允成正值失業，家中開始需要依賴王宓文的海外工資接濟。誰家的女兒愿意過門之后立即遠赴東南亞，開始完全陌生的人生之旅呢？這時候，王家父母看中了附近東臺鎮上丁家姑娘——丁佩蘭。

丁家祖籍鎮江，文官世家，祖上在鹽務局辦事。19世紀中期，太平軍逼近鎮江，丁家這一支逃到了東臺。雖然丁家族長希望后代子承父業，考取功名，但20世紀初結束的科舉制度，迫使一些丁家子孫另謀生路。過去務鹽的人脈和經驗派上了一些用場，丁家的生意為他們在東臺立足起了不少作用。但清朝垮臺后，他們原來的人脈瞬間崩塌，擅長儒家經典的文筆并不能幫助改善生意，一些家族中的男子相繼染上大煙，丁家開始分崩離析。

從小見證家族由盛轉衰的丁佩蘭，明白知識的重要，但也相當務實。1905年出生的她，上有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妹妹。丁佩蘭出生時，丁家還未衰落，詩書禮儀、琴棋書畫都是丁家女兒的必修課。她練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喜讀流行小說，甚至包括父母不允許接觸的《紅樓夢》。在丁佩蘭看來，如果男孩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學習充滿熱情，并且聰明過人，那么求知也無妨。但若是資質平平，父母家人也當支持其發展更為實際的才能，以便將來在社會上立足。這種性格上的務實性也體現在了她后來對兒子人生選擇的支持上。

1929年，距辛亥革命爆發十八年，距五四運動也有整整十年。新文化運動刮起來的風還未過，江蘇附近的上海已成了當時亞洲最多元的城市，女性從著裝到生活伴侶選擇也正發生各種改變。但在東臺和泰州，絕大部分婚姻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年以后，在丁佩蘭用小楷寫下的日記中，她如此寫道：“我與宓文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完婚，直到婚禮以前，我們素未蒙面。令人詫異的是，我們彼此之間均有好感，照顧彼此，互敬互愛，同甘共苦，幾十年如一日?！?/p>

婚后不久，王宓文便與新婚妻子一道，踏上了遠赴蘇臘巴亞的旅程。1929年10月29日，美國華爾街股災全面爆發。大蕭條如瘟疫般，開始在全球蔓延，各國經濟均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經濟衰退的影響。西方對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需求驟降，以出口貿易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南洋各國，成了第一批國際貿易重災區，大量在種植園打工的中國和印度苦力被遣送回國。

蘇臘巴亞（Surabaya）老城

王賡武出生時，全球正深陷經濟蕭條的泥潭。他父親任職的蘇臘巴亞華僑高中勉力維持，但由于建校資金基本來源于當地華商，其運作也日益艱難。王宓文與妻子又苦撐一年有余，最后機緣巧合之下，決定接受怡保中文學校的聘書，擔任助理校監。在當時的王宓文看來，英國治下的馬來聯邦是他們回到中國的中轉站。帶著這種希望，一家人啟程了。

對初來乍到的王家人，1930年代初的怡保確實給他們一絲歸鄉的親切感。當地經濟以采礦業為主，1910年代一場大火將怡保舊街夷為平地，在殖民政府的號召下，當地華人礦家開始更多參與房屋重建和其它市政建設。1920年代飛速發展的采礦業使當地華人獲益頗豐，雖然1930年大蕭條對當地經濟打擊很大，但當時市民生活還是基本由華人商鋪為主，且還能維持當地華語學校的基本運轉。

從1931到1941年，王家人住在怡保的綠鎮，距離附近的新鎮不遠。新鎮四周河道環繞，交通便利，華人商鋪林立，教育和醫療條件發達。除了政府出資的安德森中小學，本地的天主教修道院，以英文授課的中英女子學校，還有以中文授課、男女分校的育才中學和霹靂女中，以馬來語為授課語言的學校則在附近的甘榜——也就是馬來語中的村莊。相比之下，綠鎮寧靜得多，居民主要以非歐洲人為主，大多數居民就職于和政府相關部門。

當時，王家人既感到親切，又很不適應。其中一個原因，在于語言不通。

怡保的華人華商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大多說閩南語、客家話和粵語。王宓文和丁佩蘭的祖籍均在北方，北方方言與國語差距不大，但與南方方言則天差地別。所幸，就王宓文工作性質而言，學校上課、課本、教師之間均能用國語交流。丁佩蘭則在與當地人女傭阿蘭的幫助下，稍稍學了一些粵語，方便日常交流。

怡保（ipoh）

在區分一代和二代移民體驗時，或許語言習得是最重要分水嶺之一。對王宓文和丁佩蘭而言，他們的母語無可置疑地只有國語和家鄉方言，除此之外，王宓文也精通英文。但對年幼的王賡武則不然，當時他所居住的南洋，或許是全世界文化和語言最多樣化的地區之一，也是多種語言自然習得的最佳環境之一。

在當時的綠鎮和新鎮，王賡武的生活環境中充斥著各種語言——女傭阿蘭說的粵語，父母講的國語和江蘇方言，來往客人口中的上海話，商鋪里的客家話、閩南話，街頭的本地馬來方言，寺廟中的孟加拉語、旁遮普語、古吉拉特語，鄰居的僧伽羅語和泰米爾語，還有殖民政府大力推廣的英語。

從五歲開始，王賡武便開始在兩種語言世界中穿梭。一開始，母親希望他能夠和當地絕大部分華人孩子一樣，進入當地華語學校，擔心不久之后若是回到中國，他的中文水平跟不上。但接受過中西教育的父親說服了母親，把他送進了家附近的馬克斯威爾小學。同時，父親開始在家教授中文，從三字經開始，辨讀文言文，培養閱讀經典的能力。這種早年的多語環境和雙語教育，無疑為他日后走上海外華人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盡管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下極其復雜，王賡武的父母并沒放棄回到中國的希望。他們一方面省吃儉用，將一部分收入寄回老家，另一方面觀望政局，尋找回去的適當機會。1936年，五歲的王賡武已經記事。在他記憶中，那一年，全家人短暫回國探親，母親開始一點一滴告訴他祖父母的故事。這是祖父母第一次見到孫子，自然也激動萬分。但縱有萬般不舍，老人們依然勸兒孫留在南洋工作，繼續觀望。

這種近乎本能的生存抉擇看似殘忍，卻也是當時許多華人留居海外的無奈之舉。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王家人回國的希望開始變得遙遙無期，不僅如此，戰爭也開始影響到南洋各殖民地。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英國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戰爭。1941年底，日軍開始入侵英國治下的馬來聯邦，第一批炸彈在怡保上空爆炸。

“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我日漸發現自己華人的特性太過明顯，在學校中格格不入?！倍嗄旰螅踬s武在回憶錄中提起當時的經歷，依舊歷歷在目?！案改负退麄兊呐笥言诩谊P切之事，與學校里老師同學憂心所在，對比著實強烈。我們的老師談論著大英帝國，還有帝國在歐洲面臨的危機，但他們從未提起過中國，也未提[中日戰爭]對[南洋]的我們可能造成何種影響。甚至，學校中的華人朋友也不曾公開談過那場[中日]戰爭?！?/p>

雖然殖民政府及所屬學校、媒體并不那么關心中國局勢，但王賡武的父母、同儕及當地華人華商已經開始為遠方的親人籌集戰時資金。他的母親丁佩蘭還加入了當地婦女組織，有時會帶上王賡武去附近募捐。父母還開始帶他去新鎮的影院，觀看當時在海外華人圈流傳甚廣的各種華語影片，從《八百壯士》、《馬路天使》到《木蘭從軍》，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憂慮、困惑、憤怒——各種強烈的情感，在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口中自然轉換成了“救國”、“愛國”、“民族興亡”。但在當時還未滿十歲的王賡武心中，那些都還停留在最本真的情感層面，那些情感如一層層迷霧，將那個他只短暫停留過幾周的“中國”緊緊裹在其中。

但對年幼的王賡武而言，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或許才是其日后不斷探索反思的原始動力。作為獨子，他經常好奇為何他不像其他華人孩子一樣，有兄弟子妹的陪伴。母親甚至告訴他，由于要準備隨時回國，他們需要足夠的存款，也就沒有經濟能力再多要孩子了。除了參與抗戰募捐，他的父母也極少參與任何當地廟會、祭祀等社會活動。他既留戀怡保的學校、朋友，也向往父母口中的中國、故鄉。大部分時候，他都覺得自己和父母更像是旁觀者——確切的說，隨時準備離開的留居者。

這種隨時準備離開但又在當地留居的人，還有另一種稱呼——陌生人。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在1908年的名篇《陌生人》中，以歐洲中世紀城市中猶太人為例，認為陌生人雖近實遠，既遠又近。他們并非朝至夕發之人，而是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份地方，并且安寨扎營、尋找生計，但又與當地人保持一定距離。陌生人有著本地人沒有的自由，但也許面臨被猜忌甚至迫害的危險。他們的位置決定了他們旁觀者的心態，但也賦予了他們得天獨厚的流動性，還有鳥瞰全局的視野。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王賡武于十歲時，對世界地圖產生了強烈興趣。十歲生日時，父親送給他一份彩色的世界地圖。課后，他不再出去跟朋友玩耍，而是呆在房間里，反復尋找各種大洲、海洋、國家、城市、山川、河流、島嶼、海峽的名字，在筆記本上寫下那些名字的清單，想象不同名字背后的故事。那份地圖讓十歲的他意識到，哪怕是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其版圖在世界上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國雖然距離怡保很遠，但在一張世界地圖上，也并不遙遠。

“從那一刻起，每當我對自己是誰、身處何方感到不安時，我就會想到那張地圖和我的清單，內心就會感到一種平靜的愉悅。我會想到上海、倫敦，也會想到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國海軍將領）和岳飛。但不管是誰，無論何方，那些地方和人都成了版圖上可知的一部分。我開始意識到，沒有什么能阻擋我去了解他們。如今回首，我相信當年的無意之舉，讓那種格格不入不再難以忍受。我開始確確實實地感到，與他人相比，或許我也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p>

二戰結束后，王賡武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47年考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進入外語系英文專業就讀。一年之后，內戰吃緊，一家人返回中國的最后希望破滅。王賡武回到馬來亞聯合邦，獲得碩士學位，于1957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在之后漫長的半個多世紀，先后于馬來亞大學、澳洲國立大學任教，并于1986-1995年間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目前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

撇開海外華人學者的各種稱號，或許，王賡武一生孜孜不倦探尋的問題不過如是——身為華人，何處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