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1871年初，美國第三任駐華公使鏤斐迪給國務卿寫了一份長長的“中國國情報告”，以期為美國了解中國和制定相應的政策提供背景知識。此后一個半世紀，中美之間增進了了解，也積淀下誤解，在21世紀的今天打開鏤斐迪的故紙堆，我們不難發現，歷史并不遙遠，而在以近代歐美為標桿的近代化之路上奔跑了許多年的我們，對本國歷史的認知或許還可以有別的尺度。

1871年1月10日，也就是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風肆虐。

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在毗鄰紫禁城的東江米巷的公使館內，完成了一篇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發給了遠在華盛頓的國務卿漢密爾頓?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作為美國政府擬定對華政策之時的背景參考。

鏤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為第三任駐華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馬上任，“鏤斐迪”是清朝外交機構總理衙門稱呼他的中文名字。鏤氏曾在 1862-1863年擔任國會眾議員，1863-1867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長，在官場的摸爬滾打中歷練出了敏銳的政治觀察力。

鏤斐迪在北京任上寫這篇報告的時候，距離中美簽訂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剛好27年，離第一任美國公使蒲安臣入駐北京則不滿9年。那時，雖然已有大量中國移民抵達美國，美國傳教士也早已蜂擁入華，但美國政壇高層總體上對中國的情況仍舊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發的中國民眾攻擊法英美等國的領事館和外國傳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時尚未散盡，中外關系因此教案仍在低谷之中。當此之時，如何應對中國局勢亦屬當務之急。鏤斐迪的報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美國第三任駐華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

在浩如煙海的中美外交文書中，鏤斐迪的這份報告并不起眼，各種圍繞大事件展開的中美關系史中也見不到它的蹤影，但它并非沒有價值，也不應該被埋沒。報告提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究竟如何理解中國？并嘗試做出回答。這也是美國官方關于中國國情的首份長篇報告。

多元的中國與現代的我們

理解中國并非易事，其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傳統、多元的文化，即便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也不敢輕言“懂了”。

192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提出了一個理論“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認為中國人對古代史的敘述有一種趨勢：年代愈往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顧氏因此成為“疑古學派”的領軍人物，亦即后來“古史辨派”的開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白鳥庫吉也提出過“堯舜禹抹殺論”，認為堯舜禹本不存在，不過是春秋戰國后中國史書創造出來的神話角色。到了顧頡剛那里，則更直接地表述為“大禹是條蟲”，一時間，學界震動。

這都是許多年前的事了，但對于有關堯舜禹的記載，今天的我們是否就比20世紀初那批學者知道的更多了呢？又或者，我們其實還是走在顧頡剛所說的“層累而放大的”歷史之路上呢？

如果說上古時代是因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太少，才造成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話，那明清時代動輒汗牛充棟的歷史資料，好像足以構建很多翔實可靠的歷史了。其實不然。核心問題并不在資料的多寡，而在于如何穿透層累地構成的認知，回歸歷史本身。而這也恰是我們為什么要讀鏤斐迪這份中國報告的原因了。

我們面對著層累地造成的清代歷史觀，但和顧氏所言的古史觀不同，有關清代特別是晚清的歷史敘述大抵遵循一種“套路”：基于二元對立的近代化理論，片面理解、批評甚或貶低清代中國，特別是20世紀中后期在我們全面卷入近代化及又一輪的全球化浪潮之后，這些片面理解加速地疊加，層累地構成了我們對清代的認知，以致時代愈靠近今日，我們愈是認為——清代社會與我們今天是截然二分的，前者是“落后的”，而今才是“進步的”。歷史因此成為真正的故往，而不再與今日發生現實層面上的聯結，于是，我們又可以放心地回頭認可那單一線性的歷史觀，甚至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然而，鏤斐迪的中國報告告訴我們，實情并非如此。許多今天我們用以批評清朝“落后”、“停滯”的東西，恰恰是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鑰匙。用我們現在的思維、話語及標準去考察、框定乃至評判過去，難免會扭曲歷史，在偏差之上再加一層，更無從“認識你自己”了。有人主張我們在考察過去的時候，采用“情景帶入”的方法，類似于哲學所謂“同情之理解”，我深以為然。

差不多二十年前，尚在讀書的我第一次在美國外交文書中讀到鏤氏這份長篇報告。其中有關晚清中國社會的觀察令人眼前一亮，作者談到的一些事情至今仍為學界所爭辯，其研究路數和術語150年來也從未在真正意義上被超越。

十多年后，我在美國開設一門中美關系史的課程，這篇報告自然成為閱讀材料之一。美國學生很感興趣，比照中美關系之現狀，不停詢問各種問題。對于中國的年輕人而言，這份美國公使的中國情況報告或許也是有趣的，至少可以看出當日作者所見所思的中美兩個國家、兩個世界和兩種文明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仍時不時地反映在我們現今的生活之中。

以下是筆者對鏤氏報告的翻譯及解析，為方便閱讀，添加了小標題：

鏤斐迪的中國國情報告

第一部分?總論和行政情況

這份報告不是要復述中國的歷史，也不是要預見中國的未來，而只是盡可能精確可靠地描述中國的現狀。中國和中國人的多元化，要求觀察者付出更多的時間去做更多的觀察，即便是相同的資料，不同理念的人也可能會得出相反的結論，而每個結論或多或少都是真實的。

中國是一個多維的、充滿差異的國度。關于這個國家，沒有一種概括性的描述是安全可靠的——如果說有50個例子可以說明“真相是真”，那么也會有100個例子證明“真相是假”。對于中國政府的描述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一樣。

【鏤氏所言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卻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在身份政治成為時髦的今天，不少人張口就來“中國如何如何”“中國人如何如何”，殊不知脫離了具體的場景和上下文，如此概括性的表述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如果自上而下地看，中國政治充斥著不負責任的行政權力，必然使政府傾向一種絕對的專制主義（absolute despotism）。但如果自下而上地看，又會發現民主（democracy）滲透在政府構架的各個層面，官員們在很大程度上為民意所左右。在中國政治中，專制與民主同時存在，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的關系，而是混合在一起。皇帝享受依照個人意志而行動的絕對權威，但并非不受傳統和先例的約束，皇帝的旨意如果違背了臣民的意愿，則往往鮮有成效。

【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模式，的確存在這樣一種“混合”屬性，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權其實受到政治及社會機制的多重約束。就明清兩朝而言，相關體制的運作可以參考閱讀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以及孔飛利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理論上，皇帝是昊天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是一切法律的根基；他當然也是中國這片土地的領主，是這個國家一切資源的所有者，是春耕秋收、飛黃騰達的源泉；所有16歲到60歲的男性隨時聽他調遣，為他效命。如果事實也是如此，這會是地球上最強的皇權，以一人之意識凌駕于四萬萬人之上，可謂舉世無雙。但事與愿違，中華帝國政府的權力并不強大，甚至可以說是虛弱，它對臣民的控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非真實的。

【鏤氏了解漢朝董仲舒以降天授君權的理論，皇帝即“天子”。報告所言即是我們常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寫作報告的1871年，中國政府剛剛經歷了太平天國、捻軍以及西北回變的劇烈沖擊，元氣大傷，地方督撫的權力空前增加，故而鏤氏有中央控制力十分虛弱的觀察。】

中國分為十八行省，設省政府，其主要官員均由皇帝任命。理論上，省政府的職能在于協助中央對地方行使行政及司法的權力，但事實上，這些省份從各個角度看都更像是獨立的藩屬國（independent tributary states），如果不是省府官員系任命這一點，幾乎感受不到中央權力的威嚴在哪里。在美國，有很多人推崇“州權”（State rights），對他們來說，中國省政府的運作不啻夢想照進現實。

【這里所謂中國十八省，是一種狹義的概念，指的是從明朝十五布政使司演變而來的內地十八行省，并沒有包括清朝設置將軍或大臣管轄的東北、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領土，在鏤氏寫報告的1871年，新疆和臺灣還都沒有單獨建省。實際上，清朝至少自康熙朝以來，省份列表遠不止18個，“東三省”也一直出現在清代文書之中。

鏤氏把行省視為藩屬國，一來可能是受到美國聯邦制度的影響，二來可能是對各省內貢制度（例如各省每年都要進貢朝廷）有所接觸所致。此外，當時太平天國平息沒多久，晚清督撫權力正處于膨脹過程之中，鏤氏對地方權力的感知相對明顯。】

1900年左右廣東中國學校一個小男孩兒手繪的“大清國十八省”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50*50厘米，彩色，編號2002626767），本圖只顯示了部分清朝中國領土

省府官員們擁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力，在各自的轄區內大權統攬。他們發放地契、征收地租，確定稅率及征稅方式，并確保稅款的征收——實際稅額比中央要求的年稅更高，多出的部分用于補貼省政府的花銷；如果有特別支出的話，省政府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征稅來補貼急用。省府官員負有維持各自轄區內和平安定的責任，包括擊退入侵之敵和鎮壓叛亂，有必要的話，還得拉起軍隊并養活其營伍。所有這些并無法律成規可依循，而被視為地方官員分內之事，一旦出了什么亂子，中央政府往往歸咎于地方官員的無能，進而將其革職或降級。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之制度，鏤氏遂從三權的角度考察中國地方政權的運作。報告提及各種征稅途徑，系咸豐同治年間朝廷為了四處鎮壓各地起義而放手讓地方官征稅的做法。例如，1853年江蘇試點征收稅率為一厘的商業稅“厘金”，厘金后來變成晚清財稅的重要來源，直到1931年才被民國政府最終廢止。至于對地方官員的懲處一節，可能與剛剛過去的天津教案有關，鏤氏目睹了北京朝廷對相關地方官員的處置。】

根據中國的法律，玩忽職守和舞弊枉法一樣要受到懲罰，甚至是更嚴重的懲罰。如果出現叛亂，那必須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鎮壓下去。參照前例，流匪往往被招安，朝廷給他們一官半職或是一些銀子，解散他們的武裝。假如必須動用武力，那就是馬基雅維利那一套了，“必須消滅干凈，這是更安全的做法，留下活口就等于留下了后患”。鎮壓叛亂的責任主要在當地政府，雖然臨近省份也可能出錢出人協助鎮壓，但通常各省需要獨自維護地方上的和平與穩定。

地方要員可以推薦、任命下轄屬官。這些推薦需要中央政府的批準，不過極少出現遷延不批的情況，所以推薦也就等同于任命。這樣一來，帝國的官場就出現了地方派別，盡管理論上所有官員都是皇帝本人親自任命的。

【這里講的是晚清官場的各種人際網絡的構成途徑之一。由于時局不安，朝廷十分倚重地方督撫舉薦賢能，而這些地方官又連成一片，組成一張張官網，曾國藩的“湘軍”集團和曾的門徒李鴻章的“淮軍”集團，以及李鴻章提攜的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就是典型例子。】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清廷批準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薦袁世凱為駐扎朝鮮辦理交涉通商事務大臣的奏折。此后十年，袁世凱一直受李鴻章節制，也被視為李氏門生。這也是袁世凱發家史的關鍵一步。從曾國藩的湘軍到李鴻章的淮軍再到袁世凱的北洋軍，可謂前浪保舉后浪，一以貫來。

第二部分?教育和科舉考試：皓首窮經與學以致用的矛盾

理論上，所有官職只由受過教育的聰明人來充任，所有候選人都得參加教育考試，只有那些通過考試獲得功名的人才有資格當官。只要把書讀好了，哪怕出身再卑微，也可能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這套規則嚴格而公平，放在任何國家都是難能可貴的。帝國現今大部分高官都出身低微，便是明證。這套體制在中國已經沿襲了近1100年，歷經內戰和朝代更迭而屹立不動，比任何其他管理原則都更深刻地嵌于帝國肌理之中，也更為其人民所遵從。朝廷政策及其背后的動機千變萬化，治理原則往往隨之改變和調整，只有這套考試制度是唯一的例外。

【此系談論科舉制度，這套制度終結于1905年。之所以說“學而優則仕”只是理論上的，是因為在現實中還有一部分沒有經過科舉的以保舉等其他各種方式踏入仕途的人。例如，左宗棠雖早年就鄉試中舉，卻三次會試不中（即考了9年），后通過幕府踏進官場。而隨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的劉錦堂，是以軍功出任新建的新疆省的首任巡撫。】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會試光緒皇帝欽點的第一甲第一名（狀元）四川人駱成驤（1865-1926）的殿試卷之開篇

為確保考試的公平公正，帝國制訂并采取一系列嚴格的措施來防范舞弊。我確信這套體制仍在有效地運作，并非有名無實。許多外國人注意到中國政治里的“賣官”現象，財政困難時，這是充實國庫的一種權宜之計。不過，我認為這里賣的更多是“官銜”（rank）而不是官位（office）。可以購買的官銜類似于美國軍隊那種榮譽晉升銜（brevet rank），只是榮譽的，并不享受薪俸。一個捐了官銜的人自然有資格做官，但真正得到朝廷任命的只是少數。

【清朝朝廷非常看重科舉考試的公平與公正性。距離鏤氏報告12年前的咸豐八年（1858），順天曾發生一起鄉試科場舞弊案，當時的主考官是文淵閣大學士、一品大員柏葰，涉及收受考生賄賂，最后被處斬。此案震動一時，足見朝廷對國家掄才大典公平性的重視。鏤氏也提到了當時的賣官鬻爵之風，捐納乃中國歷朝弊政，明清仍很盛行。例如雍正朝名臣李衛就是捐納出身，到了晚清時節，內憂外患導致國庫虧空，捐納更是泛濫已極，官爵、實缺官位都在買賣。】

這套考試體制最大的弊端在于讀書無用，書本知識無法解決實際問題。不妨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大學只教授《圣經舊約》以及希臘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學生們的畢業大考只要求他們熟練掌握這三門垂死的語言并精確引述《摩西五經》《詩篇》和《箴言》，那會是個什么樣子？！這并非夸張的描述，中國教育的本質就是如此。

這個國家的教育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消耗了學子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到頭來對人民對朝廷竟然毫無實用價值。

【上述兩段評論的是科舉中的必讀書目四書五經，鏤氏作為類比的幾本是基督教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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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