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適齡青年太難捉對了。

文 / 華商韜略 徐艷麗

日子很忙，圈子很窄，房子很貴，單身很爽，結婚很……可能離婚？

王小川什么時候結婚

2017年11月9日，搜狗在紐交所掛牌上市，年屆不惑、把“全部青春喂了‘狗’”的黃金單身CEO王小川攜母親灑淚見證敲鐘時刻。

“搜狗就是我老婆。”在為事業拼搏獻身14年之后，被戲稱“不上市就不結婚”的王小川隨即陷入大型逼婚現場。

“王小川終于可以找女朋友了”“王小川什么時候脫單？”“搜狗上市了王小川還不結婚？”

IT精英，清華保送學霸，五道口商業偶像，身價350億上市公司“鉆石王老五”……

這樣一位站在婚戀食物鏈頂端的青年，技術宅男高配版，讓圈內異性集體研究《如何把IT界鉆石王老五王小川泡到手》的理想老公，居然成了讓全國人民操心的萬年單身漢。

王小川對伴侶有怎樣的要求？他在不同場合公開談過：

“成績一定要好”，或者“像湯唯成績不好，但是其他好一些”；

性格上“特別有趣，超出你的理解”或者沒那么有趣但有安全感、舒適型的；事業上”能幫你把事業做的更好的賢內助”或者能同等交流思想的；（二選一，難取舍）

不介意娶個女明星，比如湯唯，“但是成績不能太差”；

沒太多精力經營個人情感，最好能有人像上帝一樣給你指引一個愛人，“沒交流多好啊”……

成績好，有趣，有助于事業，需要一個戀愛指引者，能溝通思想，以及顏值外貌上的一些隱形要求——鋼鐵直男般的擇偶觀。

鑒于傳聞中的王小川是一位熱衷讀書、研究電子設備、辟谷和靠加班減壓的深度宅男兼工作狂，他幾乎代表了典型IT男的“單身綜合征”——不社交，時間少，高標準，不好找。

這樣的中國男性精英面對的是怎樣的中國女性精英呢？

Papi醬在《我家那閨女》中跟焦俊艷對理想伴侶有一段上熱搜的交流：

“不管多忙，每天至少半小時聊天交流”；

“我會做我該做的，而不是對方要求怎么做”，“你要求我（放棄職業相夫教子），那就很不平等了”；

“不因為歲數到了去結婚，一定要找一個喜歡你并你喜歡的人，不為結婚而結婚”；

“不生孩子也挺好的，年紀大一點和幾個好朋友住住養老院。”

作為職場女性代表，蜜芽CEO劉楠總結過精英女性的婚戀觀：

我不在乎你有沒有地位，不在乎你有沒有錢，我不會改造你，不會要求你，而你對我這一點也非常OK。這樣互相尊重、彼此欣賞且細水長流的關系，才是舒服的婚姻。

男性要事業，女性要陪伴，男性要賢內助，女性要獨立自主，男性要品貌俱佳，女性要靈魂伴侶——這可能是當代適婚男女在婚戀觀上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2016年底，聯想教父柳傳志盼來46歲兒子柳林的婚禮。

婚禮現場，他以老一輩的眼光夸贊兒子覓得的佳侶——善良，賢淑，聰明能干，形象內涵俱佳。“我、你媽媽、叔叔嬸嬸、姑姑都在熱烈殷切地盼望看你們結下幸福的果實，越多越好！”

年逾古稀、兒女雙全的柳傳志發出了對下一輩開枝散葉的殷切期盼。

這種來自父輩對“賢良淑德”和“多子多孫”的樸素期盼，與王小川式單身、Papi醬劉楠式擇偶觀共同存在于新婚戀時代轉型期，各方需求錯位，觀念斷層，立場博弈，構成了當代中國婚戀修羅場。

中國式不婚：自由、社恐與窮人的自覺

曾經必須靠鼓勵晚婚晚育來節制早婚欲望的中國人，今天居然因為不結婚上了熱搜。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中國結婚率為7.2‰，創十年來最低。2013年這一數字尚為9.9‰，五年之間下滑27%。

中國30~35歲間的女性未婚，90年代僅有千分之6，今天達到了千分之70，翻了十幾倍。

經濟越發達地區結婚意愿越低，上海、浙江、京津等大城市里簇居著7700萬獨居青年。一名典型單身上班族的生活場景是，上班忙壞，下班外賣，刷夜自嗨，社交廢柴，周末死宅。

渴望脫單卻永不主動，渴望新關系卻懶得社交，熟人越來越少，生人不敢開口，每天幻想愛情，現實自閉傲嬌。

城市里越來越精致的商業服務，互聯網提供的虛擬精神自足，給了社恐青年們實現這份自由的極大可能。

大約一個世紀之前，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曾在著作《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概括當時柏林人民的社會狀況：

城市居民長期處于緊張刺激和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這導致居民逐漸缺乏激情、過分理智、高度專業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原子化。

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的一項調查顯示，魔都青年（15~34周歲）用于線下社會交往的時間，每天平均僅有16分鐘。

16分鐘，吃頓飯都不夠。其余大把的時間，男生上網、電游，女生購物、追劇。

商業社會與貨幣經濟越發達，個體越無需依賴人際關系維持生存，親密關系弱化，組建婚姻、家庭的意愿性降低。

過去百年間，西歐、北美、日本先后經歷了因商業發展和社會原子化帶來的結婚率走低、生育率下降與單身時代。

美國已婚家庭的占比從1950年的78%一路降到2017年的48%，1800萬美國人同居不結婚；德國柏林的獨身人口達到54%，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達到60%，法國每三戶就有一戶是單身；

日本2015年男性和女性的終生未婚率（50歲前未結婚）達到23%和14%，照此趨勢，2030年日本男女光棍要達到4000萬，幾乎占總人口的一半。[1]

在不少發達國家，婚姻制度正變得像家里的電視機一樣，雖然還有占有率，但已經每況愈下。

中國則正經歷著舊有婚戀觀念被解構、而新的平衡狀態尚未確立的過渡階段。

眼下這批適婚青年，既沒有獨身到老的思想準備與物質基礎，又缺乏為婚姻犧牲自由與承擔責任的動機。急于追求平等獨立的新婚戀關系，又無法擺脫傳統婚姻思維的現實力場。

劉楠有一次在《奇葩說》里講到，自己沙龍圈有很多女老板、女董事長，這些女人們事業有成之后相互比什么呢？不是比誰身價高，誰公司上市了，而是誰公司上市了且還沒離婚。

“女強人反倒成了婚戀市場的弱勢群體”，這和女博士進入相親鄙視鏈一樣邪性。

部分男性對女性既要求工作掙錢又要求生娃顧家。完全當家庭主婦不行，太女強人也不行。

與此同時，部分女性既要求男性買房養家又強調新時代女性地位。以獨立女性形象找“經濟適用男”，“丈母娘經濟”也畸形泛起。

一只腳尚未完全拔出舊夫妻模式，另一只腳跨進新型婚姻市場，男女雙方都在新舊中尋找最有利于己的解釋。這恐怕是當代婚戀市場中橫在男女之間一條棘手的價值觀鴻溝。

多元化、割裂化價值觀沖擊之下，“不主動、不理解、不妥協”成了普遍滋生的被動單身情緒。

在此之上，掏空六個錢包的房價負擔，加上城鎮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又讓“甲女丁男”現象在城鄉兩極失衡，這些都成為越來越多人消極怠婚的原因。

日子很忙、圈子很窄、房子很貴，這批適婚青年真的太難配對了。

這批青年不相信民政局

“你對婚姻抱有多大安全感？”

去年5月共青團中央發布《當代青年群體婚戀觀調查報告》，對婚姻幸福，10.35%的女性完全“沒有安全感”，超六成女性和五成男性表示“一般”。

“到處都是明星出軌，身邊很多夫妻離婚，錢鐘書和楊絳越來越少，姚晨凌瀟肅越來越多……”

人們對婚姻失去信心，這是媒體負面報道帶來的錯覺，還是真實的當代婚姻圍城？

據民政部數據，我國離婚率連續15年上升；2018年全國離異登記數380.1萬對，平均每天超1萬對夫妻離婚。

2018年四季度全國離結比（離婚對數/結婚對數）為38%，東北三省幾乎達到每3人結婚就有2人離婚，北京大約每2對夫妻登記就有1對在協議離婚。

▲圖源：民政局數據

在廈門湖里區法院2016年7月至2017年底的489件離婚糾紛案件中，婚齡10年以下的占比高達73.8%，近4成離婚夫妻婚齡不到5年，兩成不到3年。

90后還在單身，80后已經離婚，約一半以上離異夫妻的婚姻關系維持不足5年。

一句“感情不和”成為其中近八成夫妻分道揚鑣的原因。

對80、90后夫妻而言，婚姻顯然不再成為抱團生存的基本單元，配偶也不再成為物質與精神的共生依賴，他們對婚姻不幸的包容度越來越低，對情感契合的期待值越來越高。

離婚表現出的輕易、輕諾甚至輕率，讓結婚的入口瑟瑟發抖。

將婚姻看作對幸福的賭博，結婚即押注，離婚是全輸。輸面越大，入局人越少。

當“結婚、離婚、再婚”成了民政局9塊錢熱門業務，對婚姻的信心和儀式感與日俱減。

“離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結婚。”

王爾德的毒舌，精準擊中了當代年輕人對一紙婚約的懷疑：若無法白頭，又何必結婚？

這批年輕人不敢相信民政局了。他們寧缺毋濫，“刻薄”挑剔，寧愿以曠日持久的空窗甚至更大的經濟與精力代價來遇見一個理想伴侶，期待一場美滿婚姻。

百億婚戀市場的“殺富”與焦慮

2018年新年剛過，日本東京政府發布一則名為《2020年你和誰一起看奧運》的催婚視頻，在街頭大屏、地鐵車廂、電影院等公共區域刷屏循環。

官方催婚最為致命。

自2016年取代德國成為全球出生率最低國后，日本連續3年出生人口數量不足百萬（約為山東省出生人口一半）。年輕人晚婚、不婚導致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對國家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

▲日本人結婚意愿持續探底

然而口號式催婚蒼白無用。

在街頭訪問中，日本年輕人對經濟壓力的抱怨、對尋找幸福伴侶的被動與中國一二線城市的許多年輕人并無二致。中國眼下經歷的婚戀觀轉型，也與日韓、美加、德國所走過的單身浪潮有諸多類似。

如何創造條件讓年輕人走向結合而不是孤立，已成為關乎某些民族繁衍生存的命題。

為鼓勵婚育，各國展開了花式政策。

房價高企的日本撥款500億日元為新婚夫婦提供10萬~70萬日元不等的住房補貼和專用住房；

韓國優先為適婚青年創造工作崗位、發放住房貸款，甚至將租賃房屋優先權從新婚夫婦擴大到準夫婦；

加拿大本國精壯不足，每年引進33萬移民，特別歡迎35歲以下、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他國年輕人安家移民，低收入家庭由政府補貼幫你全面的把孩子養起來……

在中國，有專家提出參考韓國征收單身稅，臺灣等低婚率地區組織各種官方相親活動大力支持年輕人談婚論嫁。

由互聯網時代拉起的社交鐵幕也開始由互聯網工具破除。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婚戀交友市場的消費體量已超過百億。

網上搜索“婚戀交友”，至少幾十個相關網站、上百個交友App跳出來，隨便注冊個會員動輒幾百上千，號稱一對一的紅娘相親服務費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

為了于千萬人中找到最佳伴侶，這批適齡青年不惜走上人民幣脫單之路。“6萬，8個月，見7個女孩沒合適的”，“10萬，VIP高端速配，結果遇到騙子一堆”。

當婚戀平臺變成一門生意，難免魚龍混雜，充斥浮夸、疲憊與功利。

這代年輕人不容易，窮且益堅，網戀不易；每逢佳節要相親，除了挫敗感和心累，返城后一如孤島般的生活繼續。這代父母也不容易，瘋狂的十一假期，“相親黃金周”安排停當，孩子開始浮夸的演技。

大棒式催婚無法化解這批適齡青年在婚戀觀上的錯位和物質壓力。

阻止一個低結婚欲望社會，好的應對是在理解中國式不婚的深層原因之上，在經濟與婚育政策上合理引導、鼓勵和包容，讓年輕人真正自主、理性地選擇所認定的幸福之路，而非加劇焦慮。

不婚，罪不在年輕人。催婚，徒勞且傷感情。

這個時代的婚戀自由，是不被妖魔化的單身的自由，是不迫于現實深淵的結婚的自由。有人為人生幸福走到一起，有人謹慎地劃掉“終身大事”這門必修課。

他們依然敬畏民政局。

參考資料：

[1]《調查顯示2030年半數日本人為單身，日媒稱未來堪憂》環球網 實習翻譯：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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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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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式不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