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數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的杰出領導人，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同盟第七屆、八屆、九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歐美同學會原會長，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丁石孫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時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丁石孫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后，北京大學官網12日當晚就發布了一篇由北京大學教授袁明撰文的文章《精神的召喚——記與丁石孫先生35年的交往》，文章披露了不少20世紀80年代丁石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前后的細節內容。

袁明教授在文章中記錄，丁石孫在擔任北大校長前夕曾表示說：美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科，北京大學有責任把這些重要學科恢復起來并努力建設好。

丁石孫于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官網披露，2019年10月13日上午，校黨委書記邱水平、校長郝平等專程赴原校長丁石孫家，看望慰問其親屬，并表示深切哀悼。黨辦校辦、黨委統戰部、數學科學學院，民盟北大委員會等相關單位負責人一同前往。

袁明教授文章全文如下：

1983年夏天，我從加州伯克利大學到哈佛大學查中美關系史檔案資料，期間曾去湯一介、樂黛云先生的臨時住所做客。當時有5至6位中國訪問學者在座。席間，一位滿頭銀發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談文科需調整改革之處，一問才知這位教授是北大數學系系主任丁石孫。我當時心直口快地說：“丁先生，回國以后，我們選您做主管文科的副校長！”那天樂先生好客留飯，吃完聊足，天色已晚。我本計劃乘地鐵回波士頓市內臨時住處，大家都說不安全。丁先生講：“你就到我那個公寓住一晚吧，那里還有你的同行，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張也白老師。”果然，我見到張老師以及另外兩位合租房子的老師以后，大家又聊了不少有關中美關系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話題。丁先生則微笑地傾聽著，適時加一句：“我妹妹也是做國際問題研究的。”那天丁先生把他自己的房間讓給我，他住客廳。第二天一早，張也白老師告訴我：“丁老師上街給你買蛋糕去了，他平時自己吃早點都沒有這么講究。”

轉眼到了10月份，我回到加州伯克利大學將近兩個多月以后，突然接到北大校方的信，說學校領導研究，要我陪同北大代理黨委書記項子明先生訪問美國，學校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譯，決定由我來擔任這個任務。20世紀80年代初，北大雖是名校，但是經費也十分緊張，能節省就盡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應。在去東部的路上，項先生告訴我，此次去波士頓，主要是見丁石孫教授。我告訴項先生夏天時的故事，孰料他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人家都要當北大校長了，我這次來，就是約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辦北大的！”到達波士頓時，丁先生一個人到機場接我們，看得出來，他們并不熟識。那天項先生和丁先生長談到深夜。具體內容我不得而知。在2006年出版的丁石孫《自述年譜》中，關于這次訪問有下面這一段話：“到機場我才知道，來的人是項子明，他當時是代理黨委書記，還有袁明，當他的翻譯。袁明當翻譯估計是學校臨時抓的。項子明來那天，哈佛專門掛了中國的旗子，以示重視。項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書長，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將。我到機場接了他們送到faculty club, 這時他就告訴我，要我回去當校長。那天晚上，他從十點多鐘跟我聊到兩點，他說我當校長，他當黨委書記，我們兩個合作，他談了他的很多想法。”

1983年12月初，丁先生應當時美國國家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陳省身先生邀請，在回國途中到伯克利大學訪學一個月。當時他要出任北大校長的消息還沒有太傳開，他十分低調。李克政安排他住在Durant Ave. 一個小套間公寓。他除了到數學研究所做一場報告之外，平時就和我們這些在伯克利的中國學生和學者談談天，基本就是微笑傾聽，偶然插一兩句話。其中唯一一次外出是去加州圣芭芭拉分校，是應旅美數學家樊?的邀請，樊先生準備把畢生藏書捐給北大數學系，丁先生很重視這件事，要親自去面謝。我正好要去圣芭芭拉分校拜訪歷史學家徐中約先生，于是就和丁先生同行。丁先生在《自述年譜》中這樣寫道“我跟袁明相約，坐火車去了一趟圣芭芭拉，我去看看樊?，袁明是去看一位歷史學家。從伯克利到圣芭芭拉坐火車也就是四五個小時，坐這么一次火車，我就發現美國的火車衰敗了，也不大準時，主要是給一些年紀大的人坐。”來回路上，丁先生談了不少關于學科的想法。他說美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科，北京大學有責任把這些重要學科恢復起來并努力建設好。丁先生在伯克利還結識了陳鼓應先生，我陪陳先生到Durant Ave. 丁先生的臨時公寓拜訪，陳先生談興很高。丁先生后來也對此記錄道：“在伯克利我還認識了陳鼓應，那時他表示，他發現我跟北大的這些教師關系都非常好，臺灣大學校長一般高高在上，很少和普通教員熟悉，他很羨慕我們的關系，表示以后要到北大來。我當校長以后他果然經常來北大訪問。”

丁先生于1983年12月底伯克利回國，我是1985年3月從伯克利回到北京的，期間我曾多次收到他的來信，主要就是介紹學校情況并要我回去“一起好好辦北大。”這些信我一直珍藏著。其實，我當時就是北大法律系一名普通的年輕講師，而北大校長工作的繁忙則絕非常人可以想象。在1984年4月托化學系謝有暢先生帶到伯克利的信中，丁校長說到上任后的種種艱難，說謝先生會當面把這些困難告訴我，但是也強調，學校班子成員主要都是“老百姓出身”，了解北大的情況，可以在一起合作共事。在1985年1月12日的信中，丁先生這樣寫道：“成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報告已經送到我這里，下周即可批準。這個研究所是大有可為的，一方面是要逐步聚集力量，開展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打開國內外渠道，等你回來后再認真商量。我是橫下一條心，把中青年骨干拔上來，讓他們來打開北大5—10年的局面。學校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外部條件順利，我估計也得化2—3年才能渡過最困難的階段。看來，我的身體與精神系統還能夠堅持下去。我希望把北大的工作理順之后，盡快為自己創造一個下臺的條件，讓我重新當個普通的教員，我是非常喜歡教書的。”

凡事認真做了，一定會有沉淀，而后來的歷史會展示這些沉淀。那些敷衍的、應景的做法，沉淀不下來。丁先生在校長任內，做的事情，扎扎實實。記得1986年我在北大組織“中美關系史學術研討會1945—1955”，周圍眾說紛紜，難度很大。丁先生有一次給我打電話說，要我做一下準備，跟他去外交部匯報一下情況。北大校長出面，外交部領導也很重視，朱啟楨副部長和我們談了半小時。北大當時邀請的是中國和美國的一批中青年學者，直至今天，這一批學者仍然在中美關系研究中起著積極的作用。90年代初，國際政治系一批年輕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那時丁先生已經回到數學系當一名普通的教員了。因為他在年輕人中威望非常高，他們希望聽聽他的想法。我就去請，他一口答應，專門到二院給年輕人講了一下“數學史”。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大家穿著厚厚的羽絨衣，聽得興致盎然。我不僅想，一位在北大的講臺上有著如此好口碑的好老師，就是眼前這樣的長者。他傳播的，是知識，更是精神。精神的召喚力，是持久的，真正入人心的。當時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現在都已經人到中年，他們都在心中珍藏著這一份記憶，也保留著當時的照片。他們會把這種精神的召喚，傳遞給更加年輕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