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清朝文字獄等文化政策的影響，1930年代的部分歷史學家對清朝遺留的文獻抱有強烈的懷疑，朝鮮文獻因此顯得珍貴而重要。在清入關前史、明清之際，以及清代前期等課題上，朝鮮文獻的豐富記述成為明清史家賴以立論的資源。今天重思這段歷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朝鮮文獻史料？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青年學術沙龍近期邀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吳政緯做了題為“明清史研究與域外文獻——以朝鮮為中心”的報告，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授權擇要刊出，以饗讀者。吳政緯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2015）、《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2017），研究領域為明清史、中朝關系史，目前關心的課題是十九世紀的東亞書籍環流。本文經吳政緯先生審定，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我今天要嘗試“從一位明清史學徒”的眼光來梳理“域外漢籍”研究的脈絡，尤其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朝鮮文獻。我一直非常好奇，中國第一代明清史學者在什么樣的脈絡下“遇見”、“發現”，進而研究朝鮮文獻。用我自己的話來說：“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

在這次的報告中，我打算用幾個故事和我較熟悉的史料串聯起來回答這些問題，探討域外漢籍與明清史研究的關系，尤其是以朝鮮為中心。目前我認為整個發展的脈絡有三個重要的面向，第一點是清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影響，第二點清末民初的讀書人，尤其是歷史學家，他怎樣和日本的東洋史學家溝通與對抗。第三點是科學化的歷史學帶來的影響。限于時間，今天只能向大家報告第一點。

文字獄背景下的書籍流通

我們先回到熟悉的“清代文字獄”的脈絡里面，例如蔡顯（1697-1767）的《閑漁閑閑錄》案。蔡顯不是什么朝廷大員，也沒有什么出色的政績，可以說是一般的讀書人。蔡顯在雍正七年（1729）中舉，到地方上任官，然后寫了一些著作。我們之所以關注他，是因為他在1760年左右，五十幾歲的時候，開始刊刻他的七種著作，這個出版活動一直到1727年左右，其中就包括《閑漁閑閑錄》。

在過去出版技術門檻較高的時候，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刊刻自己的文集或著作。如日本學者大木康所說，從明朝中晚期開始，出版技術的革新，成本降低，販夫走卒都能加入出版事業。其中不少人為了夸大自己的聲勢或者壯大自己的名望，在書的前面列舉了非常多的編輯和贊助名單，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閑漁閑閑錄》。第二個是古代的讀書人喜歡抄書，匯集成一本書。蔡顯便摘錄了他覺得很好的詩詞，例如“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他其實講的是“紫牡丹”，沒有其他的意思，但對于經手查辦的清朝官員而言，這顯然是一種嘲諷。

蔡顯在1767年遇到大麻煩，他帶著自己的著作跑到松江衙門投案自首。為什么會投案？因為在他的家鄉那一帶有非常多的士紳，認為蔡顯的著作有“怨望訕謗”之語，于是在當地張貼字帖、字報，上頭說要告發蔡顯。蔡顯感到害怕，便自行將整個過程寫了下來，主動跑到官府投案。后來此事經松江府知府鐘光豫（1720-1789）、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審閱，高晉、明德發現里頭摘錄的詩文問題很大，遂變成大案，牽連許多人，官方也開始追索《閑漁閑閑錄》。

現在透過檔案重建這個案子，研究者發現無論是兩江總督，或地方上的松江知府，他們都費了很大的力氣處理這件事，最終卻沒有辦法追回全部的書籍，因為這些書已經跑到商業的流通網絡中。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明代社會與國家》就有一章談到這個概念，他說我們讀了這些關于“文字獄”的奏疏、自白書之后，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樣的信息？卜正民指出清代中葉以后有大量的商業流通，而清朝沒有管理書籍的專責單位，或者專門檢查書籍的行政組織，所以官方在追查書籍的時候只能依賴現有的官僚體系，導致查禁圖書異常困難。書籍既然是沿循著商業而非私人管理散發，則官方永遠無法追回全部的書籍。

我自己將卜正民的說法稱為“商業流通說”，藉此解釋何以清代禁書總有漏網之魚。不過最近的研究卻提出一種截然相反的思路，即“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師所說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王汎森老師表示，我們常常覺得官方宣布一條法律的時候，是官方透過各種管道途徑告訴你這件事情，但其實不少是通過想象、猜測來了解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加上當時沒有一套完整的禁書目錄出現，所以很多時候你在了解官方的東西，你是猜的和想象的，而這種猜測、想象出來的界線，可能比現實狀況還要嚴厲。

所以翻閱明清時期的古籍，例如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討論志怪小說《三岡識略》，里頭便出現“有目無文”，或是“自行刪節”的現象。按照王老師的意思，即便書籍跑到商業流通渠道中，官方無法追回，但其實在這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的狀態之下，編輯、作者、賣書人都可能產生“自我壓抑”。他們有默契地、按照官方期待地完成整個出版過程。換句話說，哪怕是流通到商業出版的回路，官方還是有辦法影響書籍出版的內容。

大規模的集體遺忘

容我繼續引用王老師、北京大學劉浦江教授的研究成果說明清代中葉的狀況。伴隨著清代前期“自我壓抑”以及乾隆四十年代以降的禁書政策，其結果是一種大規模的集體遺忘，至少是公眾話語中的“遺忘”，人們的知識和記憶空間被重新規范了，具體地說有三種結果：

第一個是“種族意識”淡薄，王汎森老師發現在嘉道咸時期，很多“禁書”重新出版，比如說《揚州十日記》、還有涉及“嘉定三屠”事件的書籍，那時候就能讀到這樣的書了。比如李慈銘讀到《荊駝逸史》本的《揚州十日記》的時候，他只說“悚然增溝壑性命之感”，他感到那時候的性命怎么這么不值錢，但這似乎沒能挑起我們今日想象中的“民族情緒”。

第二個是“倒錯”的華夷觀。北京大學劉浦江教授《正統與華夷》其中一章注意到乾隆年間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現象，他把它稱之為“倒錯的華夷觀”。例如盛清時期揚州學派的士人像黃文旸（1736-？）這些人往往不是站在漢人的立場上來寫政論，而是站在過去我們稱為“異族”的立場上來談，所以這樣討論的過程里面，它的政治傾向和文化立場總是偏向異族王朝，而且沒有任何批評，劉浦江就用“不妨從乾嘉士人民族觀念普遍淡薄”來看。

接續前兩種結果，第三就是集體遺忘，例如清代的讀書人可能會覺得滿洲人和明朝不曾發生過任何關系。我們都知道努爾哈赤接受過明朝的官銜，但一位清代中后期的讀書人，可能遍尋書籍都找不到相關記載，他們甚至不會知道滿洲是從何處冒出來的，因為官私的史書都不會去討論這些事情。

用“外國史料”發清人隱晦

站在民國初年思考這整個過程的結果，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它產生了一個“后清朝歷史學”的課題。我注意到部分民國初年的歷史學家，他們強烈懷疑清代文獻的真實性，例如朱希祖（1879-1944）在《編纂南明史計劃》說：“本期史事雖清代官修之史亦有記載。……實則揚彼抑我，真相難覩，一方且大興史獄，摧毀私史，陽以搜羅《四庫全書》，陰實糾集明季史籍，大舉而銷毀之。”或是如孟森認為清朝官方“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凈盡，不留痕跡于《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恒事”。彷佛清朝歷來有一種計劃縝密、前后一致的大陰謀。

正是在“后清朝歷史學”的結構和脈絡下，“朝鮮”開始進入第一代清史學家的視界。顧頡剛（1893-1980）回顧民國初年的清史研究，認為貢獻最大的是孟森（1869-1938）、蕭一山（1902-1978）。孟森、蕭一山著實是第一代明清史大家，但顧頡剛提孟森的著作，他居然認為成就最高的是《明元清系通記》，這反而是現在較少注意到的著作。

為什么這本書這么重要？顧頡剛講得很清楚，他說“清代對此種史實均極力為之隱晦。孟氏搜集群籍，更旁及外國史料，作為長編。以彌補明清兩史的闕漏，兼發清人隱晦的痕跡”。滿洲人入關前的歷史，以及明清之際的許多歷史，既然清朝文獻不可信，那史家就得另循途徑。我們現在翻這部書便知，里頭十之七八引用自《朝鮮王朝實錄》（當時都稱《李朝實錄》）。

關于這一段歷史，孟森的學生吳相湘（1912-2007）說得很清楚：

民國二十年（1931）先生北游，……翌年北平館得李朝實錄，先生檢閱之余，常于課室言：治明清史學者又獲一新寶庫，亦其新個人生平大快事；故三年之間，無分寒暑步行往北平館，逐卷批覽，札記滿桌。（吳相湘，《李朝實錄對于明清史研究之貢獻》）

1931年，孟森赴北京講學，來年他便在北平圖書館看到從京城帝國大學出版的《朝鮮王朝實錄》，開啟他利用“外國史料”發清人隱晦的歷程。

另一個大家較熟悉的是明史大家吳晗（1909-1969），尤其是他摘抄的十二冊《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他也注意到朝鮮文獻能夠協助厘清明清之際的歷史，在1934年《燕京學報》的一篇文章提到：“過去研究建州史的學者所能得到的史料只是幾部禁毀幸免的明人著作和朝鮮方面的記載，其中最主要的是《明實錄》。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鮮李朝實錄》，記建州初期史實極詳盡，從此我們可以拿中國、朝鮮兩方實錄來勘會證，重新來寫明清史中關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記載了。”僅舉這兩個例子，一定程度說明當時人看重“朝鮮文獻”的背景。

朝鮮文獻與明清史家

透過這個“后清朝歷史學”與“朝鮮”的脈絡，我們能爬梳一張中朝關系史的系譜，例如“中研院”史語所的李光濤老師、以及“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存武老師。限于時間，我主要談張存武老師的例子。張存武老師是山東臨朐人，1929年生，1956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清天聰時代后金汗國與朝鮮的關系》，畢業后先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工作，后來很快進入“中研院”近史所，直到退休。

張先生特別有趣的是，他就讀碩士的時候曾經一段時間沒題目，二年級的時候，郭廷以（1904-1975）先生問他有沒有題目，張先生說沒有，覺得有點壓力，便跑到史語所找李光濤先生。那時候李先生正在研究中朝關系史，他從抗戰期間便開始大量摘抄《朝鮮王朝實錄》做卡片，李先生建議張先生研究中朝關系史。此后張先生以明末清初的中朝關系史為基地，逐步開展研究課題，加上1960年代臺灣史家獲見成均館大學出版的《燕行錄選集》，更有助于細致地研究課題。張先生的回憶錄《生平絮語》今年即將出版，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從李光濤到張存武先生這一輩，繼承第一代明清史家的傳統，他們兼具“明清實錄”、“朝鮮實錄”的知識基礎，正如李光濤先生他自己說的：“閱明清檔案，須再閱朝鮮實錄。”這是當時的研究者利用《朝鮮實錄》時的概念。現在不一樣，不乏研究中朝關系史，或純粹朝鮮史的學者，不讀《明實錄》、《清實錄》，這當然與整個分科越來越細有關。我自己的反省是，對于1960年代出現的這些歷史學家而言，他們是在熟悉明清史的脈絡上，進而去讀《朝鮮王朝實錄》、《燕行錄》，整個訓練方法與問題意識與現在大不相同。

最后簡單整理一下今天的內容。我們從清朝的文化政策向下看，在這個“后清朝歷史學”的結構中，1930年代的部分史家強烈懷疑清朝遺留的文獻，而朝鮮文獻頓顯珍貴且重要。在清入關前史、明清之際，以及清代前期等課題上，朝鮮文獻豐富的記述成為明清史家賴以立論的資源。

現在看來，當時這種夾雜著“反清”情緒的歷史學走向，難免有“拿來就用”的傾向，未能慮及朝鮮文獻本身的問題。但是對于現在的研究者來說，材料的“量變”已然導致研究的內涵“質變”，可以說產生非常多新的問題與挑戰。

最后，朝鮮史料的位置是什么？我們怎么去理解它？晚近因為學科分類的關系，凡是涉及“域外”、“朝鮮”的文獻，往往歸于文化交流史的范疇。整理這一段學術史，我自己的收獲是，包含自己在內過多地偏重朝鮮文獻，李光濤先生一句“閱明清檔案，須再閱朝鮮實錄。”是熟悉明清史料后的提醒，而非偏信朝鮮文獻的斷言。

（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學術沙龍每月邀請海內外青年學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見，旨在消解斷代史的隔閡，拆除新舊議題的門檻，從中國歷史出發探索史學未來的方向。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