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首例具備個人破產實質功能和相當程序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在溫州市平陽法院順利辦結，“214萬元債務只需還3.2萬元”成為媒體報道焦點，10月11日，浙江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執行局局長陳衛國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獨家采訪時對案件進行了梳理與解釋，也對溫州市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試點工作的經驗與意義進行了介紹。

據介紹，該案件中債務人蔡某背負的214萬余元債務來自其此前擔任股東的溫州某破產企業，蔡某在該企業持有30%的股權，由于公司破產時未盡到清算義務，所以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經管理人（溫州誠達會計師事務所）調查，在整個執行過程中蔡某沒有逃廢債的行為，蔡某目前就職于另一家企業瑞安市某機械有限公司，并“象征性地”持有這家企業1%的股權（該企業共2名股東，蔡某實際出資額5800元），蔡某從現就職的公司每月收入約4000元，其配偶胡某某每月收入約4000元。

此外，蔡某身體長期抱恙，其孩子正就讀于某大學，家庭入不敷出，通過債權人會議的質詢等環節，4名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財產狀況調查結果表示認可，并對其生活困難現狀表示理解和同情，最后一致同意最終的清償方案：按1.5%的清償比例即3.2萬余元，在18個月內一次性清償。

同時蔡某承諾，該方案履行完畢之日起六年內，若其家庭年收入超過12萬元，超過部分的50%將用于清償全體債權人未受清償的債務。

債務清理方案如何形成？債權人為何同意豁免？

陳衛國表示，本次案件的個債清理程序強調意思自治原則，即債務清理方案必須要所有債權人都同意才能通過，如果有債權人不同意，那清理方案就需要修改調整或不通過，“所以這個案件中不存在投反對票的債權人，但同時這也增加了管理人和法院的工作難度，我們要盡可能地引導好，達到一個平衡點，債權人要認可法院與管理人的財產調查結果，也要有同情心。”

據“溫州中院”微信公眾號，2019年8月12日，平陽法院裁定立案受理蔡某個人債務集中清理一案后，指定溫州誠達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管理人。管理人對外發布債權申報公告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公告后，平陽法院于9月24日主持召開蔡某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第一次債權人會議。

蔡某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本文圖均來自“溫州中院”微信公眾號

據悉，管理人制度、債權人會議制度屬于基本破產制度，在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中，管理人將向法院申請協助調查的函，也就是調查令，管理人憑調查令核實當事人的財產，對外發布債權申報公告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公告等信息。

事實上，作為本案管理人的溫州誠達會計師事務所不僅對蔡某本人的財產情況進行了調查，也對其配偶胡某某進行了調查，據溫州中院介紹，本案的財產調查比較徹底，對蔡某“一輛已報廢的摩托車及零星存款”等少量財產也做了較詳細的調查與統計。

本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在蔡某提出清理方案后，債權人曾表示，如果蔡某收入提高了是否應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債務進行償還。管理人就此提出了方案修改的新意見，在雙方協議認可的前提下，蔡某承諾，該方案履行完畢之日起六年內，若其家庭年收入超過12萬元，超過部分的50%將用于清償全體債權人未受清償的債務。

陳衛國表示，此案件的審理體現出公平、誠信的原則，案件辦結之后蔡某同樣受到監督：據平陽法院，蔡某除了需遵照行為限制令中的要求，每年12月30日前還要向法院申報家庭收入情況與債務償還情況，還要接受債權人和各界的監督核查。

平陽法院對蔡某發出的行為限制令

溫州中院：要激活現有金融機構的債務減免制度

在回應澎湃新聞記者“此案件債權人中是否有金融機構債權人”的問題時，陳衛國表示在蔡某案件中，4名債權人均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這一情況使此案件的辦理難度有所降低。

據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夏紅所撰寫的《破產法的溫度｜從溫州個人破產“試點”看改革困境及其應對》一文，金融機構債權人在企業破產程序中積極性往往并不高，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債權人，既面臨內部管理問題，也面臨業績考核壓力，很少輕易對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方案投贊成票。

這也是溫州中院格外關注金融機構債權人案件的原因，推動個人破產制度建立勢必涉及到金融債權人的問題，金融機構債權人由于內部管理的原因，常常表示需要“逐級報告”，在債權人會議上難以即時行使表決權。

陳衛國表示，雖然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金融機構在出險企業債務減免方面、特別是在企業經營性貸款的處理上是有一些制度出口的，只是現在沒有很好地在個人債務處理上運用起來。

“比如對一部分損失嚴重的企業經營性貸款，一些金融機構規定可以按一定折扣把它處理掉（不良資產打包轉讓），我們現在希望針對企業經營性貸款中個人承擔連帶擔保責任的，也能有一個金融機構讓他們享受一個（債務）減免的政策突破。”

推動個人債務處理程序將促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在蔡某案件后，多名相關領域的學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了一些擔憂，學界有一種聲音認為在目前中國誠信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的試點有很大難度。

對此，陳衛國表示，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個人誠信體系建設的一部分，探索建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機制，有其重大的政策宣示意義和法律指引功能，同時將推動破產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通過機制建設，向社會宣傳一種誠信精神，只要自始至終做誠實的經營者，哪怕失敗，仍然有一個制度安排，可以讓其有重生的機會和可能；我們通過法律適用指引大家，光有樸素的誠信意識是不夠的，還要有合規的誠信行為，譬如主動履行債務、按時如實申報財產、嚴格執行限消規定、配合法院執行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破產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徐陽光也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表達了類似觀點，徐陽光表示，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與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有以下兩點關系：

其一，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和普遍實施，本身就是征信體系和誠信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失權與復權本身就是征信制度的范疇。

其二，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實施，可以加快推進或者說是倒逼征信制度和個人誠信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徐陽光認為，只有在實踐中清理社會不良信用，恢復市場主體的信用，才能維護好的市場信用環境，才能讓征信制度不至于失真，信用體系不至于陷入無法恢復的死胡同。

2018年11月7日，溫州市委印發《關于創建新時代“兩個健康”先行區加快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把“探索個人破產制度改革”列入創建先行區的重點項目，陳衛國表示，這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決定，對很多雖經營失敗卻有創新創業能力的企業家來說，通過制度安排，其中“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將會有“涅槃重生”的機會。

對于首例具備個人破產實質功能和相當程序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為何發生在溫州，陳衛國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表示，溫州的民營經濟較發達，商業風險的意識也比較強，債權人對待確無履行能力債務人的態度要比我國其他地區寬容許多。

“破產是投資失敗、經營失敗的結果，對于債務人和債權人雙方來說都是如此，溫州具有一種天然的推動個人破產制度形成的土壤，在我們沒有做個債清理之前，執行過程中也有很多雙方達成和解的情況。”陳衛國說。

多名破產法執業者表示，與個人破產程序不同的是，個人債務清理是一種特殊的執行程序。溫州法院推行的改革，具備一些個人破產的要素，但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個人破產程序，是在現行立法框架內實施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

因此，司法機關只能用“具備個人破產實質功能和相當程序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的拗口詞語來替代表達。實踐的試錯和探索，可為將來的個人破產制度提供基礎和積累素材。

個人破產制度的立法，對我國法制建設意義重大，為那些誠信的債務人提供了另一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