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Peter Hessler），生于美國匹茲堡，著名作家、記者。1996年，赴中國重慶涪陵生活兩年，后于1998年至2007年移居北京，擔任記者與自由撰稿人。2010年后，舉家移居埃及開羅。2019年8月，搬至四川成都，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著有關于當代中國的三部紀實文學：《江城》（River Town）、《甲骨文》（Oracle Bones）、《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

文 | 薩庫拉

本文由作者授權轉載，首發于豆瓣

川大江安校區的文科樓不大，但因為走錯了區，等找到正確的教室，離上課只剩一分鐘。能容納四十人的教室已經坐滿，從隔壁搬來一把椅子放在靠墻的過道，陸續還有人加座，最后上課的人大約有五十個。

何偉身穿一件綠色格子襯衣站在講臺前，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已經五十歲，手邊放了一瓶百事可樂。

2011年，《尋路中國》中文版出版，我第一次讀到何偉。同年何偉從美國舉家遷往埃及，這時他已經離開中國四年。仿佛一個時空錯位，當何偉書寫中國的時候，還沒有人認識他，而當讀者迷戀上他筆下的非虛構世界時，他已經不在中國了。

失去了何偉的觀察和記錄，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損失，而何偉離開中國還有整個世界。

所以八年后，得知何偉出版了關于埃及的新作，決定搬回中國時，只想到四個字，失而復得。他不僅再次定居在我的家鄉四川，計劃呆五年，而且還在川大開課教授非虛構寫作。簡直是失而復得三重大禮包。

尤其是他要教非虛構寫作課。

這門課全名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Non-Fiction，由川大和美國匹茨堡大學合作成立的匹茲堡學院開設。學院一年學費六萬五，全英語授課，學生可以在大三或者大四選擇赴匹茨堡大學，畢業時同時獲得兩個大學的學位。何偉正出生在匹茨堡，不知道跟他選擇這里作為回歸的落腳點有沒有關系。除了非虛構寫作，他每周還會教兩節英語課。官網上顯示他的職位是助理教授。當然，他不會在乎。我猜他回中國來首先選擇教書，大概是為之后的寫作做經濟和素材上的儲備。畢竟從目前獲得的信息來看，他計劃只教一年。

課程的名額只有15個。想上課的學生需要先向何偉提交自己寫過的文章，最后被選中坐在這個教室里的都是幸運兒。開學第一堂課是同學們一對一采訪，然后寫一篇人物短文。這次是第二堂課，一開始，便是何偉選了其中三篇，請作者親自讀出來。

“Read it loud。”何偉說大聲讀出你寫的文字，會更容易發現問題。他寫作的時候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因為他會反復朗讀，特別“聒噪”。每當一個學生讀完，他便著重圈出其中的一個段落，引出一個寫作要點。比如非虛構寫作中，有時可以用一大段對話來表現人物，比如當采訪對象不愿意向你敞開時，可以用“I tried to take a guess”來進行推測性的敘述。他表示以后的作業都會公開在課程內部的網站上，同學之間可以彼此閱讀，不要害羞，因為“Nobody is perfect in this class。”我很喜歡他說的這句話。

讀完作業，正式進入這堂課的內容。何偉在投影上列出了三個問題，給每個人發下一張小紙片，要大家寫下自己的答案：

1. 你怎么描述你的社會階層？

2. 你怎么描述你父母在你這個年紀時的社會階層？

3. 你怎么定義現在中國存在的社會階層？

第一直覺是，何偉對中國現在的階級問題感興趣。他收回大家的答案，像收集某種素材，并沒有進行任何具體的評論，轉而引出喬治奧威爾的答案——喬治奧威爾定義自己是“lower-upper-middle class”，上中層階級中的底層。

何偉問學生中誰讀過奧威爾，一位男同學說讀過。

“哪本？”

“《1985》。”

“是《1984》的續集嗎？”何偉笑。

簡直是今日最佳。

他介紹奧威爾的生平：父親是政府官員，出生在印度，考入英國最好的伊頓公學，周圍都是富家子弟，畢業后卻選擇去殖民地緬甸當警察。他說奧威爾有一種“class insecure”，是他讀大學時也感受過的。那時他因為拿了獎學金，需要為學校工作，被分配到食堂分發飯菜。他站在那里，“serving my classmates”，而每個人都知道他為什么會干這個。“Tense”，何偉用這個詞形容那時的氛圍。講到奧威爾后來深入底層過窮苦生活，他問，“哪個中國現代作家也是對階級的衰敗有感知的？”有人答莫言。他說，是魯迅和張愛玲。

何偉是想用奧威爾講“Immersive Journalism”，他在投影上打出這兩個詞。為了寫圣誕節時的監獄，奧威爾想方設法讓自己住進去。何偉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讀中學時，地方上興起摩門教，因為一夫多妻制等教義，引發很多爭議。為了真正了解他們到底是什么，他跟著信摩門教的同學去傳教，穿著和同學一模一樣的摩門教服裝，挨家挨戶地敲門。他強調服裝很重要，如果他穿的是平常的衣服，不會感受到人們對摩門教的態度。他建議大家可以穿成農民的樣子，去試試看別人會用什么不同的態度來對待你。這個故事真的是“三歲看老”。跟他后來在涪陵當英語老師，在懷柔三岔村租下房子，開車從東到西自駕中國，都異曲同工。他一直身體力行著Immersive Journalism。

The Falling Solider

接著講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何偉投影出一張著名照片，《The Falling Solider》，是西班牙內戰中一名士兵中彈的瞬間。奧威爾自己也喉部中彈差點死亡，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描述了這段經歷。描寫瀕死經歷大概是Immersive Journalism的極致了。何偉向大家讀了這段文字。那時的作家紛紛表態對西班牙內戰的立場，但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卻很客觀，何偉說他不是那種“take a side”的作家。何偉自己也何嘗不是如此。作為一個外來者面對飛速發展的國度中種種光怪陸離時，仍然能保持平和客觀的書寫，不帶預設立場。

但即便奧威爾這樣的作者，也會收到退稿信。何偉給大家看一封《動物農場》的退稿信，來自T·S·艾略特。當年也許給奧威爾帶來打擊，現在已經成為文學愛好者的笑談。“保留你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何偉說。他自己就留著《江城》的退稿信。“我以為沒人會對一本寫中國的書感興趣。”而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動物農場》退稿信

課程進行到后半段，何偉著重講《A Hanging》，奧威爾用此文記述了在緬甸參與的一次絞刑。何偉發下材料請大家閱讀，并且分小組討論，每個小組拿到不同的問題。對學生來說，在短時間內讀完英文全文可能有些吃力，何偉也希望以后把閱讀材料提前放在網站上，請大家課前讀完，不必再占用課堂上的時間。他對旁聽生一視同仁，讓我們也加入討論。

討論時，感覺中國學生對這種比較自由的上課形式不是很習慣。由于時間不多，同組的姑娘建議我們各自分工，每人負責一道題。但其實重要的并不是答案，而是討論的過程。事實也證明，何偉并不會評判學生答案的對錯，他只是引導，啟發，最后說出自己的理解。他講為什么奧威爾在冷漠的死刑現場加進來一條歡騰的狗，講將死的人仍然下意識避開地上水坑這個動人的細節，他尤其希望學生可以注意到文章中人稱代詞從頭到尾的變化，從“We”到“I”再到“We”，代表著作者什么樣的立場轉變。

我們小組拿到的問題

最后何偉留了這堂課的閱讀作業，讀兩版《江城》的序言，看看作者為什么要make editing，然后是他收錄在《奇石》里的《Under Water》，以及蘇珊奧爾琳的《American Man， Age Ten》。

無法知道他下堂課會講什么內容了。因為課間休息的時候，匹茲堡學院的一個女老師走進來，希望旁聽生可以離開教室，沒有人反應。她只好委婉地表示旁聽生這次可以聽完，“但從下周開始，這門課便不設旁聽名額”。因為平時幾乎沒有人的匹茲堡學院，一到周三便出現大堆外來人員，院長有點慌。“這門課太受關注了。”非常中國式的理由。

拋開學院的私心，其實也能理解。何偉決定15個選課名額時有他的考量，需要批改每個人的作業，上課要進行小組討論，像今天每個小組輪番回答就占用了大量時間，人太多不利于真正的教學。本來還在計劃怎么打飛的來旁聽完這學期，可惜沒有機會了。而小組里一個選上這門課的姑娘卻說，因為跟專業課的時間沖突，她要放棄這門課。

只恨自己已經不是學生了。

兩小時三十五分鐘的課結束。很多人在講臺前圍著何偉，拿出準備好的書，何偉一一給他們簽名。

我默默離開。走在桂花飄香的校園里，消化今晚接收到的龐大信息，一時還走錯了方向。

等走到校門口，忽然看見路邊站著一個人，戴著鴨舌帽，背著雙肩包，背影像個學生，穿著那件熟悉的綠色格子襯衣。正是何偉。他準備打車回家。心臟一通狂跳，終于還是鼓起勇氣走上前去。

跟他聊了剛才的課，他問我從哪里來，我說專門從北京飛來，以后不能再旁聽很遺憾。聊到他一本作品的電影改編，曾經跟我接觸過。當時想了很久，不想玷污喜歡的作品，最后還是拒絕了，因為對導演沒有信心。“他手頭應該有很多項目吧。”何偉笑。“那你怎么看自己作品的電影改編？”“交給他們吧，我有我的事情，有很多東西要寫。”他很淡然。

那一刻，我突然也豁然開朗。

他一直在擺弄滴滴，無法成功。我幫他看了一下，需要先付清上一筆打車費，但何偉說他明明是第一次用。確實，當他還在中國時，滴滴還沒有興起。我們都不知道是什么問題。“騙子”，何偉說。他用微信支付了9塊錢，終于叫到了車。

何偉離開的十二年，中國日新月異，相信他回來后的這五年，會收獲更多的驚喜。

我的車先到，他的車還有三分鐘，看來他今天回家應該沒有問題。我放下心，跟他道別，“希望以后能有機會合作”。

我要好好努力才行呢。

還有一句話沒有說。

已經迫不及待，想看到你關于中國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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