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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格木

編輯 | 阿倫

薛兆豐是誰？

他是在知識付費平臺“得到”上，截至現在銷量第一的專欄作者，目前有42.7萬人訂閱了他的付費專欄，按每人收費199元計算，薛兆豐帶來的營收接近8500萬元，可以說是網絡上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者。

他還是知名綜藝節目《奇葩說》的導師。2018年，薛兆豐參與錄制《奇葩說》，在一眾綜藝明星中，他憑借理性又獨特的言論，穿著正裝一臉嚴肅的樣子，大量圈粉，成為“網紅”。

在互聯網時代，薛兆豐因為經濟學走紅，登上綜藝舞臺，并獲得財務自由。在此之前，這是學者和教授們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他為此陷入爭議，未必是毫不在意，卻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自洽邏輯：他認為經濟學應該回歸到生活中去，傳播者應該適應時代傳播的變化，并認為自己依然是“嚴肅的知識分子”。

薛兆豐說，商業是最大的慈善，并由此，將自己變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網紅經濟學家”

生于1968年的薛兆豐，本科就讀于深圳大學，主修專業是應用數學。

一個經常被他講起的故事是，有一次在大學課堂上，老師說，人類最偉大的三項發明是火、車輪和中央銀行，“當時我受到很大的震動，覺得火可以熟食，車輪讓運輸成為可能，中央銀行作為一個機構，何德何能，可以與這兩個發明相提并論？”好奇之下，他開始翻看經濟學著作，最開始看的是薩繆爾森的經典作品《經濟學》，“仔細看了兩三遍，又買了英文原版看。”

他自稱，當時他認為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歷史都很重要，但在接觸到經濟學之后，發現”經濟學的解釋能力最犀利，科學性、邏輯性也是最強的“，薛兆豐認為，這把“劍”跟別的“劍”是不一樣的。

2003年，已經35歲的他去往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學習經濟學，在5年后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成為美國西北大學博士后研究員。2010年，薛兆豐進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授課任職，教授法律經濟學相關課程，同時他還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作為學者，在過去十多年，他曾發表數百篇經濟評論和文章，先后出版了書籍《經濟學的爭議》，《商業無邊界——反壟斷法的經濟學革命》、《經濟學通識》，以及《薛兆豐經濟學講義》。

圖 / 視覺中國

2017年2月，薛兆豐開始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法律經濟學教授的身份，在知識付費平臺“得到”App上開設專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目前訂閱學員數量已經超過42萬名。

除去知識付費市場爆發的因素之外，薛兆豐“接地氣”的音頻內容也是其能受到如此多關注的原因：在他的課程中，他多結合熱點現象，并給出通俗易懂的經濟學解讀。對于許多之前未接觸過經濟學的人來說，這些音頻成為他們了解和學習經濟學的入門課程。

薛兆豐曾說過：“對一個經濟學課堂來說，這是個意想不到的規模，是一個現象級的事件”。

圖片來源于網路

2018年，受到主持人馬東的邀請，薛兆豐擔任了綜藝節目《奇葩說》的導師。參與錄制節目期間，在一眾綜藝明星中，他憑借理性又獨特的觀點和言論，以及穿著正裝一臉嚴肅的形象，大量圈粉。

某期節目，在討論辯題“得知前任得新歡，有個雞飛狗跳鈕可以給他倆的關系制造一點麻煩，要不要按？”時，薛兆豐選擇不按。

他說：今天，世界上有70億人，想象一下有70億顆綠豆在一個大缸里，有兩顆紅豆它們是彼此一生中的唯一。把它們放進這個大缸，攪啊攪，它們會碰上嗎？短暫的一生可能不會，這是偶然性。而我們的海誓山盟只不過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里挑選了一個人。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是你一生中的唯一，分了手還要不斷地干擾TA的生活，那你對偶然性一定有深深的誤解。

在節目播出后，薛兆豐的百度搜索指數飆升至歷史峰值，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1912%，資訊指數同比增長1130870%，新聞頭條指數在最高時達到7003。

薛兆豐成為了被大眾所知曉的“網紅經濟學家”。

受爭議的“知識網紅”

受到大量關注的同時，薛兆豐也引起了諸多爭議。主要爭議集中在同行對他的學術能力的質疑上。

早在2013年，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張永璟曾在微博發聲：“我是薛留美期間同窗，主要研究方向是他號稱的研究方向之一的‘公共選擇’，而他讀的法與經濟學課程也是我的主導師所主持，所以對他很熟悉。實事求是的說，薛的政治經濟學并沒有系統學習過，基本上就是在對著概念查字典，所以鬧了不少笑話。我批薛，不光是因為他到處顯擺，更是因為他冒充我們公共選擇專業的學術牛人，在外面胡說八道。”

最開始在“得到”開專欄時，薛兆豐的專欄名稱為《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2017年年底，北大國發院教授唐方方，對薛兆豐的學術水平提出質疑，并稱他不是北大人事處登記的教授，在外面的講課是利用2017年北大品牌進行背書，屬于“誤導用戶”，并指出“經濟學不是故事會”。雖然后來據《新京報》報道指出，北大教授分為事業編制和院聘教授，薛兆豐屬于后者。

也是在那個時候，薛兆豐確定了要從北大辭職的年頭。2018年3月，薛兆豐辭去北大職務，得到平臺的專欄名稱也隨之取消了“北大”字樣。

圖 / 視覺中國

2018年，同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院的教授、經濟學家汪丁丁，在個人朋友圈公開批判薛兆豐。汪丁丁稱，自己不反對為收費而講解知識，但在讀完薛兆豐的書后，認為“他試圖從日常口語概括經濟理論，但四項概括中至少錯了三項”，像是“完全沒有畢業的經濟系學生寫的”。

汪丁丁還提到“五常教授的評論有理”——張五常也是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薛兆豐在早年開始學習經濟學時，曾自學過張五常經濟學，兩人還曾就一些經濟學觀點，在網絡上有過爭論。張五常的博客管理員2009年曾經轉述過張五常的話稱，薛兆豐不是其學生，也不是其朋友，并稱薛兆豐不懂經濟學。

汪丁丁認為，知識是分層次的，一流知識是圣潔的，是普通人買不到的。“一流知識難以理解，它只服從根本重要性的準確表達，而絕少服從愿意付費的大眾根據市場交換原則而預期的通俗化標準。”

汪丁丁在題為《為什么付費的只能是三流知識？》一文中寫道，羅胖和脫不花（得到的兩位創始人）曾約他喝茶，他從那時開始關注得到的商業模式，并至今仍提供道義支持。但他也稱，“我無法忍受這一商業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復改變自己的表達直到商業團隊認為大眾能夠理解。“

在汪丁丁看來，一流的知識只能免費，這是因為它只吸引少數能夠理解它的人。這些人是最寶貴的，他們原本不應付費，他們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隨著理解一流知識的艱辛，價值遠遠超過任何付費知識的市場價格。能夠與金錢和權力交換的知識，必定是三流的，因為表達方式不可能繼續忠于只有一流知識才可表達的那種重要性感受。

薛兆豐在“得到”專欄中回應，稱《薛兆豐的經濟學課》有一個意義，那就是盡力消除“知識”的神秘感。

“有這樣一些學者，以為知識天然地就分為三六九等。但在我們的專欄所講解的知識體系看來，知識的深淺輕重，是以理解現實問題為導向、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準繩的。沒有什么知識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

“同樣，也有一些學者，有意無意地把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囫圇吞棗和故弄玄虛當做做學問的一種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奧的知識，也能夠清晰地表達出來。反過來，一種思想，如果表達得不清不楚，那別人也無法指出它的錯誤。那些只能用來‘端著’的知識，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在一次采訪中，他稱，對他來說，目前最滿意的成就是，做了《薛兆豐的經濟學課》。

現實主義者

為什么會是薛兆豐？薛兆豐又做對了什么？

薛兆豐認為，“知識有另外一面，能夠真的解決生活當中的問題，回答生活當中的問題，經濟學的本源就是回到生活。”

如果縱觀薛兆豐的人生，你會發現，他是成長于互聯網時代的人，表達欲強烈，并持續保持個人輸出，打造個人品牌。

大學畢業之后，薛兆豐一邊學習經濟學，一邊參與互聯網論壇討論。他將科斯、阿爾欽等經濟學家的文章翻譯發表在論壇，寫文章參與爭論；他在《經濟觀察報》《證券時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媒體也曾發表大量文章；在進入高校后，他還曾在網約車論戰中多次發表文章。

他還擅長使用社交網絡。在“得到”出現之前，羅振宇和薛兆豐就已經有過合作。2014年羅輯思維節目第二期《我們應該反壟斷嗎》，以薛兆豐的《商業無邊界》為觀點支撐。2015年，薛兆豐將《經濟學通識》修訂再版——這本出版于2009年的書籍，在剛開始出版時，銷量很小，在羅輯思維平臺推出后，售價58元的經濟學類著作，4個多月時間賣出超過10萬冊。

他具有產品思維。在打造專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時，不管是出于個人意愿還是得到平臺的幫助，他通過使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并結合時下最流行的熱點，讓平時枯燥無味的經濟學被更多人能夠輕松的接受。

他還擅長營銷造勢。2018年6月，在付費專欄內容的基礎上，薛兆豐精選最有代表性的內容，形成了《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一書。新書的發布會獨辟蹊徑，把地點選在了北京的“網紅”地標三源里菜市場。菜市場+經濟學+北大教授的組合，一時間也成為了熱門話題。

前易到用車創始人、順為資本投資合伙人周航曾寫過一篇名為《我們為什么干不過薛兆豐》的文章，在文章中分析稱，“從學術研究來看，他或許不能算經濟學大師，甚至文人相輕，有些學界還看不上他的學術研究和在互聯網平臺上開設的這門課，但薛老師的課程是按照商業的邏輯做事”，而“商業才是最大的公益。”

圖 / 視覺中國

薛兆豐曾在一場發布會上提到自己對于如何傳遞經濟學知識的看法。

他說，說起經濟學，大家想到的是這樣子沉悶的東西。實際上，他講的（經濟學）完全是另外一碼事……我們講的不是一個概念，講的是一個使用的場景，在場景中讓大家學會如何去應用知識，只有學會用你才會理解，只有理解你才會進步。

在《奇葩說》第5季的開場白中，馬東這樣介紹薛兆豐：在我心里面，薛兆豐教授，就是這個時代，應該有的知識分子的樣子。

薛兆豐自己也稱：“我是非常不討好的一個人，但是還是值得， 如果我說出一些經濟學的有趣的地方，讓有心人看到，哪怕被人討厭、被人罵，也值得。”

其中，薛兆豐最有名的觀點莫過于《火車票價還不夠高》的觀點。2001年，他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上發表文章稱：“春運火車票價歷來低于市場出清價格，差額向來由鐵路職工和黃牛黨瓜分。乘客支付的總代價不變，而全社會則蒙受凈損失，損失量等于排隊者所花時間和氣力本來可以制造的財富和快樂……為了方便廣大乘客競爭車票，也為了國有資產不至于被黃牛黨瓜分，今年鐵路部門本來應該參照往年的黑市價格，把票價提得更高。”

這一言論發出后，引來無數爭議，批評占了多數。他還在后續文章中公布了其父親給他的來信，信中寫道：“表面上，火車票價足夠高，就不會有炒票現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價格不象雪花膏，否則也會發生排長隊擠傷人的事故。但細想卻不然：沒有羊胎素，社會不會動亂；但回家過年，百萬民工可沒有選擇余地！”

美國United China基金（合秦資產）創辦人吳向宏也曾發文反駁薛兆豐的論點，他在文章中稱，“一個真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他最應當關注的，首先是‘個人經濟自由’這個最最基本的前提。在個人缺乏經濟自由的情況下，單純在交易領域盲目地實施‘市場化’，不但不會提高效率，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正。”

薛兆豐是一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自稱自己是一個“不看悲劇，舍棄文藝小說”的人。有人稱，他的觀點有著原教旨主義的色彩，他的解釋有時候也顯得有點執拗和缺乏處境意識。但通過他，有更多人開始接觸和入門了經濟學。

或許，對于薛兆豐來說，如果把自己定義為一名“經濟學學科的傳播者”，可能會更準確一些。

*題圖來源于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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