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又出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1100多頁的法文版率先面世，英文版將在2020年3月出版。在這本書中，皮凱蒂認為，中國應該開征遺產稅。

新中國一成立，遺產稅開征就提上議事日程。1950年1月政務院公布的《全國稅政實施要則》，提出建設新稅制，涉及包括遺產稅在內的14個稅種。隨著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隨著工資收入和工分差距的縮小，社會公平已經不需要稅收來加以調節，甚至整個社會稅收的作用被淡化。改革開放后，遺產稅開征也不時提出，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之后。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1993年1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提到開征遺產稅；同月的《國務院關于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還把遺產稅列為地方固定收入。1997年，十五大報告也提到開征遺產稅。進入21世紀之后，民間甚至有所謂遺產稅條例（草案）的官方版本公布，但這已為官方所否認。時至今日，遺產稅一直未開征。

遺產稅不開征的理由有很多。最近這些年，遺產稅在國際上似乎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稅種，一些國家或地區降低遺產稅稅率，提高免征額，有的干脆取消遺產稅。在國際稅收競爭的大背景下，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過街老鼠。在開放蔚為潮流的背景下，中國開征遺產稅的國際氣候顯然不太友好。作為一個大國，稅制選擇更主要的是國內因素。為了公平，中國現在就需要遺產稅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富裕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家產百億甚至更多的富豪。富豪的增多，確實是遺產稅賴以生存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但是這還構不成征稅的充分條件。

中國重啟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不過40年，個人所得稅放下精英稅（只對少數人征收的稅）的身段，真正開始大眾稅（征稅面較廣）之旅也不過25年（從1994年算起）。但是，稅收的促進公平的作用還極為有限，個稅收入占稅收收入最高不過8.9%（2018年）的事實決定了個稅所能發揮的調節作用還很不夠。2019年起，有專項附加扣除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意味著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不用繳納或只要繳納很少的個稅，這樣的改革通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來幫助他們。這一改革由于對年終一次性獎金繼續維持過去的單獨計稅的做法，而暫時（三年）讓部分本來可能稅負增加的個人不用增加稅負。考慮到這只是暫時的措施，我們可以預期，一旦這樣的措施不再延續，個稅的促進公平的作用將進一步加強。短期內，我們仍然不能對個稅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寄予過高的希望，但未來個稅的這一作用將得到更好的發揮。

現實中，一些個人收入未被課稅，于是就有征收遺產稅的建議，希望個稅未能調節到的最后能通過遺產稅來兜底。但是，問題在于稅務部門能否充分掌握財產信息。如果不能做到，那么談何對遺產有效課稅？如果一定要征遺產稅，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只能對看得見的遺產進行征稅。房地產、銀行存款、金融資產等信息是稅務部門最容易被掌握的，將直接成為課稅對象。至于那些價值不菲的名人字畫、古董、藝術品等各類信息不容易見到的遺產，即使價值超過那些可以見到的，也不容易被征稅。這樣，由于遺產分布不同，最后所承擔的稅負就可能有天壤之別，那么遺產稅的公平征收又該如何有效保證？一種稅，做不到公平征收，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否則，它只會制造新的不公平。對于一個本身就是要促進公平的稅種來說，制造新的不公平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社會如何運行，財富觀關系到一個社會的代際公平狀況。遺產接受的差別確實影響社會公平的起點。關于是否應該給子孫后代留家產，清代名臣林則徐就有經典的感嘆：“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么？賢而多財，財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么？愚而多財，益增其過。”“遺財不如遺才”“留錢莫若留賢”等說法都反映了這樣一種財富觀，一種散財的財富觀。現代社會應有的“散財之道”并不是所有人天生就會的，這需要學習。與中國這些年經濟成長平行的慈善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各種公益捐款，有些與稅收安排有關，但更基礎的動機來自人們的慈善情懷。

只要一個社會公共服務好，人們生活無后顧之憂，散財的動機就容易形成。征收遺產稅的國家，實際上來自遺產稅收入占稅收收入之比極低，原因何在？遺產稅開征，更重要的目標是鼓勵人們將財產捐出去，而不是等到老死之后再繳納遺產稅。只要人們把錢財捐出去，用于公益事業，政府就樂見其成。政府多數情況下不會對這類可能直接規避遺產稅的行為大動干戈，因為人們這么做，同樣促進了社會公平，而且這么做還對社會另有裨益：人們自己支配自己的財產，足以保護人們創造財富的熱情。在沒有遺產稅的中國，一些富人已自發成立基金會，將自己的相當份額財富或絕大部分的財富投入其中，從事相關的公益事業。代際公平的形成，不見得就非得通過遺產稅。遇到代際公平問題，就想著引入遺產稅，至少在當下，遺產稅的稅收征管條件并不具備，稅制國際競爭力的構建也不支持，在這個時候，啟動遺產稅還不到合適時機。

沒有遺產稅，并不代表中國政府不重視公平。恰恰相反，脫貧攻堅工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善公共服務，都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舉措。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平目標的實現，是通過一組公共政策工具，而不是非得靠某個稅種。遺產稅開征與否，并不影響政府在社會公平上的作用。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的稅”系列之十九，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