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流域地處素有“人類文明搖籃”之稱的新月沃地，更憑借著公元前3200年左右發明的楔形文字在古代諸文明中率先邁入歷史時代。與古埃及相比，它缺乏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這一不利因素在兩河流域南部的沖積平原（即蘇美爾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也解釋了為什么粘土制成的泥板成為該文明特有的書寫材料，泥磚則成為其常用的建筑材料。

為突破資源缺乏的困境，兩河流域自新石器時代起就與周邊地區開展貿易活動，以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和手工制品，主要是大麥、椰棗、羊毛織物和陶器，來換取金屬（金、銀、銅、錫等）、寶石（青金石、紅玉髓等）、石料（如閃長巖）和上等木材（尤其是雪松）等資源型產品。例如，原產阿富汗并經由伊朗高原輸入的青金石，以其獨有的藍色和金色交相輝映的光澤成為兩河流域最尊崇的原料，其價值高過黃金。此外，作為兩河流域文明代名詞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刻寫在從波斯灣沿岸進口的閃長巖加工而成的石柱上。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劉昌玉博士的新著《從“上海”到下海：早期兩河流域商路初探》是一部兩河流域早期（史前到公元前兩千紀）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作品，也是國內探討該地區貿易和商路的開山之作。全書長十六萬字，除引言和結尾外，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早期兩河流域概況”，介紹了兩河流域的地理及公元前三千紀到兩千紀的歷史發展狀況。第二章“東路——伊朗高原商路”，詳述了從兩河流域到阿富汗地區的兩條商路：陸路從兩河流域經伊朗高原到達阿富汗，海路從波斯灣—印度洋到達印度河流域，再到阿富汗。兩條商路運輸的主要商品都是青金石和錫。第三章以楔形文字文獻中的三個地名，狄勒蒙（今巴林）、馬干（今安曼）和麥魯哈（印度河流域）為中心，分析了兩河流域與波斯灣貿易的興起與衰落。第四章“西路——地中海商路”，總結了兩河流域與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貿易以及后者與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臘世界的貿易。第五章概述了兩河流域北部與安納托利亞高原的貿易。

考古證據與文獻記錄

作為本書的重點之一，第二章以考古證據為主，舉青金石和青銅為例探討了兩河流域與伊朗高原的貿易商路。在青金石貿易中，伊朗高原發揮了中轉站和加工地的作用，把原產于阿富汗的這一產品輸送至兩河流域。但作者對伊朗高原的相關遺址和具體路線交代甚少，重在鋪陳兩河流域出土的諸多帶有青金石裝飾的著名文物。

在討論青銅商路時，作者的重點有所轉移：“首先要清楚最早的銅（黃銅）資源的分布及貿易，其次要弄清楚砷青銅資源與分布等情況。”（60頁）不同于青金石產地的相對確定，作為青銅基本成分的黃銅其產地更多元化，并不限于伊朗高原：“古代著名的銅礦產地在東地中海和近東地區，比如塞浦路斯島、土耳其東南部和伊朗東南部。”（63頁）作者在第五章介紹安納托利亞商路時就提到了兩河流域北部的古亞述商人就參與了把銅從安納托利亞出口至亞述城的貿易（125頁）。此外，在公元前兩千紀上半期之前，兩河流域也從馬干（今阿曼）進口銅（78-79頁）。

至于青銅的另一主要成分錫，現已基本認定伊朗是主要產地。所以，第二章第二節的標題從“青銅商路”改為“錫商路”或許更加貼切，同時避免造成兩河流域不掌握青銅鑄造技術、直接進口成品的誤解。雖然該技術傳入兩河流域的時間尚不確定，但兩河流域的青銅工藝達到了可觀的水平。新亞述國王沙爾曼尼澤爾（公元前883-859年在位）時期的巴拉瓦特門（Balawat Gates）的青銅裝飾帶即為力證。

第三章對波斯灣商路的文獻梳理是本書的亮點所在。作者援引了豐富的書面材料來揭示兩河流域與狄勒蒙（今巴林）、馬干（今阿曼）和麥魯哈（印度河流域）的貿易狀況，顯示了較為扎實的文獻功底。狄勒蒙主要充當了貿易中轉站和產品集散中心的功能，以連接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區的長途貿易。馬干盛產銅和閃長巖，它們經由狄勒蒙運抵兩河流域。麥魯哈則是紅玉髓、黃金和珍貴木材的產地，這些產品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海上貿易輸入兩河流域。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釋讀文獻時有時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支持，有時沒有批判性地使用文本材料。例如，出自兩河流域南部烏爾城的兩篇文獻提及了一個人名Idin-Nin-inzak，作者將其解讀為一個狄勒蒙人名，認為此時來自該地的水手或商人航海到達了烏爾城（73頁）。讀者不免好奇作者如此解讀的依據何在。在認定古地亞王朝時期兩河流域與印度河流域的直接海上貿易時，作者的證據僅為王室銘文中提及的來自麥魯哈的金粉、紅玉髓和木材，但我們無法排除上述產品通過間接貿易運抵兩河流域的可能性。

材料的完整性與選擇性

在四條不同方向的商路中，作者對東部伊朗高原商路和南部波斯灣商路的討論遠比西部地中海商路和北部安納托利亞高原商路的討論充分，導致第二、三章的篇幅顯著超過第四、五章。換言之，作者在第二、三章中收集材料傾向于完整性，而在第四、五章中的材料更具有選擇性。

作者在第四章第三節中討論埃及與兩河流域的貿易時，選擇了原產阿富汗的青金石和埃及出產的仿青金石顏色的埃及藍顏料作為實例，并認為“埃及藍貿易溝通了整個地中海世界，將敘利亞—巴勒斯坦、兩河流域、伊朗、安納托利亞、塞浦路斯等地區聯系在一起，形成了東地中海貿易網”（105頁）。這一說法恐有夸大埃及藍的重要性之嫌。

埃及藍固然在上述地區都有考古發現，但考古和文獻證據已證實，埃及的黃金是最受歡迎的貿易對象。“埃及是各國國王尤為吹捧的貿易伙伴。這不僅因為埃及是當時的強國之一，而且還因為埃及擁有努比亞金礦出產的黃金。不止一位國王寫信給阿孟霍特普三世和阿肯那頓（即埃赫納吞），請求給他們送來黃金，語氣輕描淡寫，彷佛‘黃金在您的土地上如塵埃一般’，這句話以及類似的措辭一遍又一遍地出現在阿馬爾奈文書之中。”（[美]埃里克·H.克萊因著，賈磊譯，《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88頁；關于阿馬爾奈文書，詳見下文）

在第四章最后一節論及希臘與古代近東的貿易時，作者選取了希臘世界出產的黑曜石和源于伊朗的錫作為案例，其代表性同樣值得商榷。就該書設定的時間范圍而言（下限為公元前兩千紀末），兩河流域并未出土這一時期源自希臘世界的文物。筆者以為，關于希臘的討論或許不納入為宜。

對材料的詮釋

該著作在引言部分即闡明了全書主旨：“本書以原始楔形文字文獻與考古發現為依據，從橫向串聯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商路網絡體系，從宏觀角度探討上古時期商路對于溝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第4-5頁）依筆者拙見，作者在書中較為充分地踐行了前兩點，但在最后一個目標的實現上差強人意，未能選取適當的材料置于兩河流域與周邊文化交流的視域下進行詮釋。

在第四章關于地中海東岸商路的討論中，作者不知為何把阿馬爾納書信（Amarna Letters）排除在外。這批書信出土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營建的新都埃赫塔屯（今阿馬爾納），年代約在公元前1360至公元前1330年之間。它包括約三百五十封書信，大部分為埃及法老與其位于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帶附屬國統治者的通信，小部分（約四十封）是埃及法老與古代近東其他大國如赫梯、亞述（兩河流域北部）、加喜特（兩河流域南部）和米坦尼（兩河流域以北）國王間的通信。

在后一部分大國俱樂部成員間的通信中，國王們問候彼此的配偶、兒子、士兵和馬匹，討論禮物和人員的交換，還相互邀請參加重大活動（如新宮殿的落成）。各國王室間通婚頻繁，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之父）就迎娶了加喜特、米坦尼和安納托利亞中部強國阿爾扎瓦（Arzawa）的公主。米坦尼國王贈送給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禮物包括了戰車、戰馬、男侍衛和金首飾；法老埃赫那吞寫給加喜特國王的書信中則羅列了大批禮物，有金、銀、黃銅和青銅質地的各種器物，盛放香水和橄欖油的容器，以及亞麻布和烏木盒等等。各國王室作為外交禮物互贈的奢侈品還發展出一種所謂的國際主義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這一時期也被譽為古代近東的“國際主義”時代（international age）。各國統治者還互相交換專業技術人員，如醫生、雕塑師、石匠和書吏等。（[美]埃里克·H.克萊因著，賈磊譯，《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80-107頁）作者若把阿馬爾納書信納入到兩河流域西部商路的討論中，或能生動地展示與產品交換伴生的人員和文化交流。

此外，作者注意到兩河流域的商路有幾次較大的轉變。其中一次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亞洲西段商路發生轉變：由陸路轉向海路，由北路轉向南路。兩河流域逐漸減少了途徑伊朗高原到阿富汗的陸路貿易，轉而經波斯灣到印度洋再到阿富汗的海上貿易”（66頁）。但作者并未對商路路線變化的原因進行推測或解釋。若該著作能在這方面有所深化，將有助于在宏觀角度發掘兩河流域商路研究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最后，補充未列入該著作參考書目的一部關于兩河流域物質文化的經典之作： 丹尼爾·波茨（Daniel Potts）所著的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