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外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任小奇宮興林吳鄭洋徐寧整理

2019-10-10 09:45

來源：澎湃新聞

2019年9月21-22日，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歷史研究院主辦的“外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國際工作坊在華東師范大學人文樓召開，來自德國、奧地利、英國、西班牙、俄羅斯、波蘭、日本、韓國、印度、美國、巴西等國的學者與國內來自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四川師范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江蘇吳江區教育科學研究室以及上海市青浦高級中學等教學科研機構的學者共襄盛事。此次工作坊共分為三個主題，分別為“歐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美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亞非澳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在工作坊的開幕式上，華東師范大學教務處處長、歷史學系主任孟鐘捷指出，歷史教育比較研究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重視的話題，19世紀后歷史教育被視作民族國家建構的渠道之一，但在20世紀后半葉不斷全球化的背景下，歷史教育如何實現地方化與國際化之間的平衡，如何完成培養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雙重使命，這些都成為各國歷史教育研究者的共同關注話題。教科書是社會進程的產物和要素，它不僅要服務于教學，而且還受到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設定的影響。各國如何在歷史教科書中表現中國，如何描述中國，如何評論中國，對于身為中國人的我們這些都是既有趣又有意義問題。盡管在大眾文化日益興盛的當代，歷史教科書的作用已不如50年以前重要，但是通過教科書來塑造的中國觀或許會在現在以及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影響著幾代人與中國的交往。他希望通過此次會議的交流、對話讓中國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知曉此前他人對我們的認識和基本定位，并希望未來能與參會學者攜手編寫有關中國歷史的部分，讓更多的青年一代了解一個更為立體的中國。本文系工作坊討論內容的文字整理。

歐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來自奧地利格拉茨大學的阿洛伊斯·埃克爾教授（Alois Ecker）和貝蒂娜·帕蕾德博士（Bettina Paireder）做了關于“奧地利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介紹，埃克爾教授分別從法律框架、教科書發行涉及的多方因素、歷史教科書內容的編纂三個方面對奧地利歷史教科書進行總體的概述。

首先，奧地利教科書由國家批準，教育部下轄的學科委員會負責審查其發行，考量的因素主要有是否符合課綱、是否與學生的能力和自我學習欲望相匹配、是否兼顧了本國和歐洲的相關事務，以及公民教育、語言表達和可讀性等。在教育部公布獲批名單后，各學校可由教師集體決定在該校具體推行何種教科書。教科書的發行則主要涉及政府的教育、出版社和教科書編纂者三方的因素。教科書的內容與歷史教育、社會學與公民教育緊密相關，二戰后，奧地利教科書的主題涵蓋了社會史、經濟史、日常生活史、公民與公民權教育，以便塑造一個以民主的方式理解的歷史。教科書的歷史敘事采用橫向或者縱向的路徑，聚焦多個主題，基于學生能力的基礎上展現多元的歷史。自2016年以來奧地利實施了新的課綱和教科書，歷史教育的轉向也改變了中國歷史在教科書中的呈現，中國歷史不僅僅是按照時代寫入教科書，更是與奧地利教科書多元的模塊主題聯系起來。

帕蕾德博士隨后就“奧地利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做了詳細介紹，她對比了2008年前后的奧地利歷史教科書，發現現行教科書中突出了三點主要內容：關于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敘述、歐洲和中國經濟與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國上升的經濟實力，存在的問題有，鮮有提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沒有理清中蘇兩國共產主義的區別，對中國與歐洲的交流停留在古代，對中國成為經濟大國的描述存在著矛盾。來自巴西坎迪多門德斯大學的恩里克教授提出了關于教科書編纂的客觀性的問題，埃克爾教授做出了回應，他認為歷史書是社會文化還有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在奧地利歷史書的編寫是由政府和民間團體共同交流的結果，并不能視其為完全客觀的。

來自奧格斯堡大學的米夏爾·沃布林博士（Michael Wobring）作了關于“1970年以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話題中呈現的特點與趨勢”的報告。沃布林博士首先介紹了聯邦德國教科書文化的特點，德國各州可以選擇教科書，市面上教材非常多但課堂教學并不以教材為中心，教師可自行選擇教輔材料。

在過去的50年里，德國教材中關于中國的內容在不斷減少，關注的主題也在不斷變化，中國一直是個次要話題。他選取了過去50年內的5本教材進行分析（每十年選取一本）。20世紀七十年代所選教材中有12頁介紹中國的內容，按照時間順序講述從孫中山一直到70年代初的中國歷史；八十年代選取的教材中有19頁的內容在講述中國歷史，是所選教材最多，也是最全面和最具差異性的一本。九十年代教材涉及中國的有8頁，關注從帝國時期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間中國的發展，以及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從20世紀開始，在當代歷史語境中對中國的關注就逐漸減少。赫爾曼·格斯(Hermann Geus) 2012年的“Horizonte 10”《視野10》只有4頁關注中國。最后沃布林博士總結道，德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根植于戰后發展、兩德歷史和冷戰的視角。這不是對中國歷史的令人滿意的介紹，而是從德國的角度出發的歷史敘事框架內的結論性方法。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對中國其他主題的興趣有所下降，教科書上關于中國的內容很少，并沒有將悠久的中國史完全呈現出來，中國現代史的內容也在不斷調整。目前教科書中的關于中國的內容聚焦于經濟全球化、經濟增長的極限以及經濟增長帶來的生態問題等。但選擇如何呈現歷史和使用何種教輔，仍然取決于老師自身。

“歐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主題第二場會議由阿洛伊斯·埃克爾教授主持，首先是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的波琳娜·瑞亞薩科娃（Rysakova Polina）副教授介紹“當今俄羅斯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中國歷史的特色”，她表示中學歷史的教學在俄羅斯的教育體系中顯得尤為復雜。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由一元轉向多元而自由，因而能夠反映作者們不同的意識形態。而近十年來，俄羅斯形成了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新歷史教學觀。在此基礎上，俄羅斯的歷史教科書也是按照時間線性推進，俄羅斯本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同步教學。而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中，亞洲國家的歷史主要為中國、日本和印度，這和當今俄羅斯的外交戰略密不可分。在對中國歷史的書寫中，俄羅斯教科書將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歐洲所謂“中世紀”相互重疊，并且主要側重于科技和文化方面，比如四大發明、孔子與儒學、佛教、茶文化等等。而到了19世紀教科書則側重于書寫工業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的沖突和中國應激的變革。進入20世紀后，中國歷史的比重有所增加，對于中國晚清的政治改革和革命有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尤其是孫中山和同盟會（及后來的國民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波琳娜教授表示，在中國現當代史層面，俄羅斯教科書對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和毛澤東、蔣介石的獨特作用有著特別的注意，并著重講述了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成功。接下來波蘭雅蓋隆大學的阿格涅絲卡副教授（Agnieszka Kuszewska）作了關于“波蘭歷史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的報告，她利用多種教科書為案例，對波蘭“法律與公正黨”政府領導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做出了詳盡的介紹。波蘭的歷史教科書對天主教教育有著高度的重視，以天主教為依托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在案例分析中，阿格涅絲卡副教授表示，小學歷史教科書側重于書寫西方歷史，而對中國歷史基本僅限于冷戰時期，其他時期則只有一些文明交流的片段才出現中國的身影。而中學教科書中則對古代中國的文明有所介紹，包括孔子、秦制、兵馬俑等，也提及了當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與波蘭的關系。隨后學者們就波蘭歷史教材中講述中國古代和近代史內容稀少等問題展開了交流。

“歐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主題第三場會議由愛德華·維克斯教授主持，首先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斯圖亞特·福斯特教授（Stuart Foster）作了“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福斯特教授首先介紹了英國的中小學教育體系，他將研究聚焦到7-9年級（KS3），因為此階段的歷史教學涵蓋更詳細的國家課程，是所有學生必修歷史的最后階段。1988年英國進行的教育改革引入國家課程框架并從1991年開始實施。KS3階段的國家課程要求共7個單元，其中只有最后一個單元是關于世界史的內容，并且學校可以選擇學習哪部分世界史，在1991年國家課程提供的可供選擇的話題中，與中國有關的是“從秦始皇到忽必烈”，2007年出現了“現代中國的崛起”話題、2013年有了“中國的清朝1644-1911”話題可供選擇。因此可以看出英國教科書對中國的關注是非常有限的，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可能是KS3課程強調英國歷史的學習，中國歷史僅作為選擇性學習項目，并且教師對中國不熟悉，中國史方面材料少。并且英國學校有購買教材的自由，不需要經過政府批準或者授權，學生們也很少有人擁有私人課本。他選取了2007年以來適用于KS3階段的23本教材，其中只有5本包含以中國史為中心的章節，涵蓋的內容包括“中世紀”時期的中國、清朝、毛澤東、毛與現代中國、1300年代的中國。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的歷史教育有了重大發展，“新史學”的興起倡導學生自主探索式教學，但存在對中國歷史的描述缺乏細節和連續性等問題。隨后有學者提問編寫英國歷史教科書的作者是如何獲取材料的？他們是否來過中國？福斯特教授回應確實英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不一定是專家學者，但大部分都是受過歷史教育的，編輯的教科書比較可信。恩里克教授想了解英國教科書如何描寫中英關系，尤其是鴉片戰爭。福斯特教授認為中英兩國學生或許會對鴉片戰爭有著不同的理解，英國學生理解鴉片戰爭更多是將其視作日不落帝國的貿易的輝煌的展現。

來自四川師范大學的張利娟副教授作了“1991—2015年間出版的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的報告。張副教授首先介紹了確定選題范圍的原因以及選取樣本的過程并向與會者展示了作為樣本的30本教科書的名稱、出版時間、年代分布情況、出版社等相關內容。隨后，表明其研究方法——頻率分析以及話語分析。通過頻率分析得出：中國史在英國教科書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術語比例遠遠高于國民黨、蔣介石等相關術語。接著，以中日戰爭為話語具體分析，在英國歷史教科書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被忽略的；與國民黨相比教科書高度贊揚了共產黨；日軍暴行（如南京大屠殺）的篇幅也很少。最后，張副教授總結了30本英國歷史教科書當中呈現的中國形象的特點：聚焦于中國近現代史，忽視古代史；將毛澤東視為熱點問題；選材過時；存在一些偏見。張副教授將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比喻為一條龍，時而神秘，時而沉睡，時而變化莫測，或貧弱、或覺醒、或危險；又將其比作一面鏡子，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與其說是在刻畫中國的現實與真相，不如說是在訴說英國文化的想象和希望。

南京大學的呂釗進博士從社會學視角分析了“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民族主義”。首先，呂博士介紹了歷史教科書的社會意義并強調本研究的社會意義主要是反映教育者打算向學生傳達的中國形象。隨后，呂博士指出近代以來西方歷史研究發展的過程，即從科學歷史向“新歷史”的轉變。接著，呂博士從歷史書的重點敘述對象、呈現觀點的邏輯、中國形象的連續性三方面出發，分析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部分是否反映了“新歷史”特點。最后，呂博士對其論述進行總結：在敘述對象上，這些歷史教科書中與政治有關的內容，篇幅較多，但對現代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進程也有所介紹；在分析邏輯上，主要從具體（微觀和中觀）論據出發來推導出結論，更接近“新歷史”；但這種分析邏輯并沒有得到真正貫徹，在敘事時，作者還是試圖呈現出連貫的現代中國形象，民族主義就是其表現之一。呂博士認為通過作者選擇而呈現出的歷史資料是服務于特定結論的，這減弱了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增加了話語性。對此，呂博士認為可以從后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批判角度進一步討論。

最后由華東師范大學的朱慧敏、李月琴副教授帶來了“英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近代中國形象”的報告。朱慧敏首先論述了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研究現狀，表示由于材料及語言的局限，目前研究不多，還有很大的空間。隨后，朱慧敏介紹了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書名、適用對象、出版社及出版年份。接著，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該書共六個單元，第四單元為“1919-1945年發展時期的中國與日本”，前三節專門講述中國。通過分析該單元前三節對中國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主要描述，朱慧敏認為該書向讀者展示了三種近代中國形象，即弱小、飽受欺辱；分裂動蕩；尋求統一、團結抗戰的形象。另外，本單元對古代中國也進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將“長城”視為中國與“世界隔絕的象征”。最后，朱慧敏總結其觀點，雖然這本教材講的是近代中國，但從梳理中，發現它為讀者塑造了從古代到近代的中國形象：封閉孤立的古代中國和弱小受辱、分裂動蕩與尋求統一的近代中國，這些形象之間，并不是分裂、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前后呼應的，展現了近代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復雜而多樣的面孔。并表示英國其他教科書當中對于中國形象的書寫是否與此類似？仍有待研究。

“歐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主題第四場會議由麗拉·慕克吉教授（Rila Mukherjee）主持，西班牙里奧哈大學的白蘭（Belén García-Noblejas）老師作了“中國在西班牙的形象：作為公眾輿論塑造工具的教育——西班牙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共時性分析”的報告。白蘭老師先介紹了選題意義。教育對于國家形象建設的長期影響，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產生不一樣的影響。接下來白蘭老師運用共時性的方法分析了西班牙歷史教科書中關于中國的內容。她指出在講述中國歷史時歷史教科書有四個主題重復出現：中國古代時期、19世紀的新帝國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時期和現代中國。每一部分內容的質量和數量都會隨版本不同發生改變。在運用圖表進行定量分析后，白蘭老師選取了最新版本的典型歷史教材進行研究。通過分析小學至高中各年級教材，白蘭老師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形象的構建極為關鍵，中國為了贏得國際的支持，正在構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是歷史教材中涉及中國的內容并不多，主要集中于中國古代史和共產主義時代的部分。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楊姍作了關于“法國高中歷史教科書視域中的中國改革開放形象”的報告。她首先介紹了法國歷史教育的背景，教學大綱由教育部統一制定，在全法領土范圍內施行。法國教科書體現著國家意志，體現著國家對重大問題的認識，體現著國家對中小學生思想認識的導向。近年來，法國教育部在制定教學大綱時，逐步加大對中國的介紹力度，有關中國問題在法國教材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知識呈現越來越細。中國改革開放成為法國教科書討論中國時的中心問題，其來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法國的報紙，其來源大約有七種，她分析了每種報紙的歷史沿革及其立場傾向。另一個重要來源是歷史、地理、經濟類的專業期刊文章。她總結了教科書的資料來源的三個特征：一是資料主要來源與法中兩國權威專業的文獻；二是法國教科書注意選擇不同政治傾向的資料；三是法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呈現出尊重史實、權威科學多元開放等特點。隨后她分析了教科書中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成就和局限性的評價。第一點是有關于“強”話語的使用。法國教科書有關中國的“強”的內涵與中國共產黨使用“強”的內涵存在較大差異。第二點是法國教科書大量表現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困惑和不解。第三是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缺陷與不足。教科書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對社會的不平等、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也改變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在報告的最后，她強調法國教科書編篡委員會對于中國的理論創造存在諸多誤讀，而真正認識一個國家，要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態進行深入了解。一本客觀理性的教科書，必須在真正透徹弄懂所要論述問題的基礎上再做闡釋。

下午最后一場報告是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張弛與來自南京財經大學的儲春花的“法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兩位報告人選取了近年來法國初高中通用的教材來分析法國歷史教材中的中國形象。第一部分是關于古代中國漢王朝的記載。通過對“絲綢之路”和漢武帝形象的介紹，并借助大量漢代文化和科技相關的精美插圖來體現當時中國的積極形象。除了橫向與羅馬帝國的比較，書中也關注了縱向分析，其中對“絲綢之路的古往今來”的分析是這冊教材的突出特點。值得一提的是在21世紀初法國不少中學生還從未聽說過儒家思想和漢文化，僅僅十年過去，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二部分是1949年至1989年中國形象的表述和分析。主要形象分為三個：紅色形象、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形象、所謂的“資本主義”形象。法國教科書對于“紅色”新中國形象的表述總體是客觀的，同時也是“挑事”的。法國歷史教材對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沒有過多提及，但凸顯了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所體現的領導作用，同時肯定了萬隆會議，認為其增進了整個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了解和信任。“資本主義”的形象則是法國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反應。總體來說，教科書以史實敘述，對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持肯定的態度。第三部分是冷戰結束后的中國形象。法國的中學歷史教材關注蘇聯解體后復雜多變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的形象主要集中于“中國崛起”和“中國夢”兩方面。最后，她們認為21世紀以來的法國教科書關于中國的編寫，受西方媒體的影響相對較小，關于中國的事件基本遵循史實，用詞較為客觀，不僅關心中國的時事政治，也關心中國的民生問題。

美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9月22日上午首先進行的是“美洲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主題的工作坊，由斯圖亞特·福斯特教授主持。首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劉敬輝教授作了關于“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報告。他通過照片展現了美國校園的多元文化，隨后分別介紹了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受眾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小學階段只有六年級教材提到了中國早期古代文明即“先秦和兩漢”時期，但記述中國歷史不是從夏朝開始，而是從商代開始，因為美國史學界認為“夏朝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初中階段的教科書則系統地講述了中國古代史，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教科書并沒有把元朝割裂開來，而是和被元朝所滅的宋朝及滅元的明朝聯系起來，對比分析漢人文化和非漢人文化的發展，展示其中的歷史邏輯和興衰原因。初中的教科書重點分析在元朝時期非漢人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影響。高中階段，美國十年級的教科書探討殖民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十一、十二年級的世界史課程開始深層次探討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美國的教科書敢于闡述美國作為殖民者的觀點殖民主義產生的根源是工業革命，殖民主義產生以后制造了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教學大綱要求學生開始學會分析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特點和發展，著重分析政治民主的訴求、優勢和實行民主的阻礙。然而通過調查發現，在實際教學中，美國高中老師并沒有執行，為了升學考慮，很多高中沒有依據大綱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進行探討，而只側重美國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學習。接下來劉教授講述了對美國青少年中國文化學習效果的評估，發現美國青少年對十年級的課程所涉及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是整個中小學歷史課程里掌握最好的。小學六年級和初中八年級所學中國歷史知識基本遺忘。美國青少年所知道的主要中國人物依次是孔子、孫中山、毛澤東和蔣介石。美國青少年對于中國的認知脫離課本，主要是從大眾媒體上獲得，同時美國缺少介紹中國的補充材料，而中國政府提供的補充材料則不符合他們的語言環境。最后，劉敬輝教授講述了美國大學階段的中國文化教學。歷史不是用來背而是用來體驗的。通過各式各樣的文化歷史的體驗教育如參觀博物館等，美國的大學生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

來自巴西坎迪多門德斯大學，同時也是華東師范大學訪問教授的羅德里格斯·恩里克教授（Rodriguez M. Enrique）代替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的雨果·洛維索洛教授（Hugo Lovisolo）作了關于“阿根廷和巴西當代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講話，恩里克教授首先簡單介紹了巴西和阿根廷國內歷史教材出版和選用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指出，巴西和阿根廷兩國歷史教材中的中國形象有較高的相似之處，即都會在涉及中國歷史前，對20世紀民族國家成立的革命、改革進行介紹，作為時代背景。隨后，恩里克教授對從巴西選取的三本歷史教材進行分析認為，兩國教材中的中國歷史是從歐洲帝國主義擴張開始入手，政治上從鴉片戰爭講起，而經濟上從東印度公司向東亞擴張講起，即著重書寫近現代中國歷史，從中國面臨殖民侵略，講到中國民族主義力量救亡圖存的運動，講到中華民國及其后的國共分裂。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恩里克教授指出，巴、阿兩國的教科書也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書寫。總的來說，巴西和阿根廷教科書中對中國歷史的描述，是基于大的世界背景之下，比如殖民擴張、冷戰等等，將中國作為案例來進行分析，因此涉及中國的內容雖不失充實，但有些零散。

亞非澳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個主題是“亞非澳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第一場由波琳娜·瑞亞薩科娃副教授主持，來自日本九州大學的愛德華·維克斯教授（Prof. Edward Vickers）作了“影響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描繪中國形象的政治因素”的報告，維克斯教授首先介紹了日本的中小學教育的概況。就教育政策而言，自1990年以來日本的民主主義和右翼歷史修正主義復興。2006年日本修訂《基本教育法》，將弘揚愛國主義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尤其自安倍上臺以來，官方機構進一步加強教科書在有關領土爭端等問題的審查。在教科書中，日本被描述為“和平”的國家，并且強調日本在二戰結束時遭遇原子彈爆炸的經歷。就日本教科書中對中國的描述而言，日本承認中國古代文明對日本的影響，對中國古代歷史有著廣泛的介紹。然而，從近代早起開始，中國在敘事中被邊緣化，近代中國被作為一個弱勢國家的警示性范例。教科書忽略了日本侵略中國造成的慘重影響，提到了南京大屠殺，但是忽略了其規模而強調日本在戰爭中的損失以及美國對日本的轟炸。恩里克教授提問，相對于二戰后德國對猶太人的道歉和賠款，日本是否有過類似舉動？維克斯教授回應道，日本對中國和韓國的道歉并不真誠，只是口頭道歉而并不是真正的悔過，因為他們的教科書并未改變。恩里克教授深表贊同，他表示日本道歉是無用的，真正能推動歷史改變的還是教科書的更正。日本不應把自己視作二戰的受害者，而是應該向德國學習，真正悔過。

韓國江源國立大學的柳承烈（Lyu Seung-reul）教授介紹了“當代中國在韓國歷史教科書中的敘事變化研究”，柳教授首先介紹了韓國1979-2006年的國定教科書，以及2003-2004年、2011年、2014年的各版檢定教科書，并將有關中國的歷史敘事分為三個階段：一、二戰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世界秩序重組；二、朝鮮戰爭的準備期、中國志愿軍在朝鮮的行動及朝鮮停戰協定；三、朝鮮戰爭結束后的時期，包括朝鮮戰爭的影響、美中外交關系、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等。通過圖表統計，有關當代中國的歷史敘事在韓國教學書中呈上升趨勢，前兩個階段的內容也隨之增加，并且未來預計中國在韓教科書的比例會更大。隨后，柳教授以圖表的形式呈現了當代中國史敘述的轉變。2006年以前的國定教科書都著重討論第二階段，即朝鮮戰爭的內容，而忽視第一、三階段的敘述。2003年以來的檢定版教科書則更加多元化，其本身在編排、內容和照片上也各不相同。檢定第二版教科書減少了對朝鮮戰爭的敘述，對戰后中國敘述增多。在檢定第三版教科書中，第二、三階段的敘述內容又大致相當。接下來是來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的吳炳守（Oh Byung Soo）研究員所作的“韓國歷史教科書對中國的描繪：從東洋到東亞”報告。吳炳守研究員首先強調了歷史教科書的重要性。隨后他從中韓悠久的交流史入手講解韓中關系的心理（Pathos）。韓國很早開始就接納漢字、律令、儒學等文明的同時也維持著自己獨立的政治文化。韓國對中國的認識的背后存在著十分原始的文化心理（Pathos），他認為這是一種與中國出身不同的對抗意識，以及“元始性的恐懼”。傳統時代的韓國吸收中國文明，建構古代國家體制，這也與“元始性的恐懼”有關。從近代東亞轉變伊始，韓國開始再構自己的國家認同。現在的韓國試圖在經過了“‘去中華’、去殖民、后冷戰”之后在韓國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重建新的東亞史。韓國將中國他者化為“鄰國”，但認為中國的前途是建立和平與共生為基礎的東亞地區的關鍵問題。在此基礎上，韓國歷史教育重視文明和文明、區域與區域以及區域內國家間的相互關聯性。隨后他闡釋了韓國歷史教科書對“中國”認識的論理。現在韓國歷史教科書的特色是整合本國史和世界史（歷史），導入區域（東亞史）。區域史的分類使得中國史的比重有所增加，其中韓國史的起源、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形成以及大韓民國的成立和發展包含了大量與中國有關的內容。最后吳炳守研究員總結道：歷史教育本身是站在現在的角度探索過去，展望未來的學科。最近東亞正處于一大變局之中，這是因為中美間的對抗關系。而這也導致東亞區域內軍事的不確定性變得更大。雖然東亞區域內經濟文化交流更加活躍，但東亞各國走向了孤立的道路。近代以來，站在經歷了甲午戰爭、俄日戰爭以及朝鮮戰爭等一系列戰爭的韓國的立場上來看，無法斷定現在韓國是站在朝鮮戰爭的出口，還是新的戰爭的入口。為了東亞的和平，歷史教育實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必要，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認識東亞。

華東師范大學的唐劍明、楊彪教授作了關于“日本現行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楊教授介紹了高中歷史教科書的AB分冊和其中日本史和世界史的比重。在初中階段，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本國歷史為主，歷史課程只有一學年，教材只有一本書，即便涉及世界史，也多與日本有關。而高中歷史部分則是以世界史為主，日本歷史為輔。但是，楊教授指出，現實中日本學生對中國歷史的了解遠遠大于中國學生對日本歷史的了解。隨后，楊教授介紹了日本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對世界史比重的爭論。在高中教材內容方面，楊教授先以唐朝歷史為例指出，日本歷史教科書對古代中國歷史評價較高。在近代部分，基調和情感則完全變化，中國對日本的主體性急劇下降，以鴉片戰爭為例，日本使用全球史視角看待鴉片戰爭，而不再以中國或是英國為中心。而在當代史層面，日本強調了中國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來源于日本對中國的一種“宿命論”式的認知。隨后，恩里克教授以英國教科書為例，提問到中國在日本教科書中的地位問題，楊教授解釋道，東亞國家看重合法性，因此重視法統問題。來自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劉敬輝教授提問道，日本去中國化在教科書中如何體現？楊教授表示，日本文化尤其獨到之處，比如崇尚自然，但日本教科書的去中國化并不如韓國嚴重。

華東師范大學的沈紅萍帶來了關于“現行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她選取了三本初中和兩本高中教材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對中國歷史的敘述各時段側重點不同。日本教材對古代中國起源的描述聚焦黃河、長江流域的古老文明，也介紹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先秦以后歷史敘述以王朝順序為主，關注最多的時段為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鴉片戰爭前夕）。對近代中國的描述集中在戰爭與革命方面，存在部分內容失真的情況，日本教材將鴉片戰爭視為中華帝國動搖的開端，將發動甲午戰爭的責任推給清朝政府，認為清政府在朝鮮的勢力對日本造成了威脅。教材關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的同時也運用了“排日運動”“反日運動”等詞匯描述社會狀態，將九一八事變罪責推給中國軍隊，對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的損失和災難表述模糊。對現代中國介紹不多，關注點在中日邦交、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領土爭端、環境污染等問題，其中不乏“中國威脅論”的表述。她認為日本教科書里中國形象的變遷經歷了“孕育東亞古老文明”到“居于東亞中心的統一王朝”到“危機日漸深重的近代中國”再到“現代中國”的轉變。

第二場由阿格涅絲卡副教授主持，印度海得拉巴大學的麗拉·慕克吉教授（Prof. Rila Mukherjee）作了關于“從中小學至大學的印度歷史教育中的中國形象、中國歷史的概念化以及中國話題”的報告，麗拉教授指出，在印度初中歷史教科書中，主要將中國歷史分為了三個部分：上古時代（隋唐之前）、中古時代（唐朝到蒙元）以及近現代中國。而進入高中以后，歷史課程的專題性加強，涉及中國歷史的部分以專題的形式呈現出來，比如外交關系、中國內戰等。而在印度靠近中國的幾個邦中，中學歷史課本涉及中國的部分也有所不同，如阿薩姆等邦的歷史教科書沒有中國的內容。在大學階段，不同的大學教材對中國歷史的書寫側重也有所不同，在德里大學中國上古史是必修，而加爾各答大學則側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最后，莉拉教授總結道，在早期印度歷史教科書中，中國歷史的內容較少。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印關系的密切，中國歷史在印度教科書中的比重也在增加。

北京大學的樂石瀅做了關于“印度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首先，她將印度歷史教科書爭議與沖突的民族觀念以及民族國家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對與外部關系的定位作為其問題意識，并介紹了研究背景：印度中小學教育的央地分權；歷史課程分為高小和初中兩個階段；不同地區使用的課本不同。其次，通過教科書敘事的具體內容，樂石瀅論證了印度古代史以及中世紀史中展現出的中國形象特點：經濟上是世界主要貿易國家之一，文化上物質文明發達、深受印度佛教影響；政治上是與印度關系密切的友好鄰邦；西藏被視為是相對獨立的存在和印度文化圈的一部分；中文史料是教科書進行印度史書寫的重要史料來源，中國頻繁成為同時期印度的對比或類比對象。然而，在近代史和當代歷史中的中國這一部分中，她表示教科書的關注點有所轉變，主要關注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印在全球殖民經濟體系中的位置，獨立后中國的發展和兩國關系。最后，樂石瀅從世俗民族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地方視角與印度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角度做結。認為歷史教科書的書寫與意識形態以及本地區視角有關。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地區視角影響下，印度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存在著差異，尤其是對西藏的表述更是存在嚴重錯誤。同時她指出民族史觀的塑造是一個多維度的過程，學校教育只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環，家庭、社會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因此，對印度歷史教科書中中國形象的研究結果與印度學生對中國實際認知之間的差異仍有待研究。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劉迪南副教授介紹了“蒙古國現行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古代中國’”，首先，劉迪南副教授對中蒙關系發展史和當今關系做了簡單的梳理。劉老師指出，蒙古國人口年輕化較重，兩國關系的未來在于青年，因此蒙古國青少年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對于發展兩國關系至關重要。隨后，劉老師對蒙古國歷史教科書進行案例介紹，蒙古國現行歷史教科書6-8年級以世界史為主，9-11年級以蒙古史為主。他指出在蒙古國六到八年級的教科書中只包含中國古代史部分，尤其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以及文明交流歷史等。而元朝歷史則作為單獨的章節存在，并將元朝視作蒙古帝國的一部分。由此，劉老師總結道，中國在蒙古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形象主要是文明古國、農耕和定居文明的代表、與游牧政權關系密切又有所對立的國家。我們有必要展開和增強與蒙古國之間關于教科書問題的青年交流。

來自上海師范大學的劉曉晨博士作了關于“越南中學歷史教科書里的中國形象”的報告，越南近代開埠以來，民族主義思想增強，在與日本交流的過程中，越南形成了新史學，不再將中國視為宗主國，而看作是外敵和競爭對手。劉博士新中國成立后，越南先是接受了中國的援助，其后又由于1979年的戰爭而反目，因此中越關系的復雜性也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中。劉博士進一步指出，由于越南民族主義的發展，其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小國心理的傾向非常嚴重。隨后，劉曉晨介紹了越南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并利用初中第八冊的教科書證明，中國在越南民族主義教育中的存在感較強，主要形象是作為敵手，來凝聚越南國內的民族意識。在1979年的沖突前后，越南教科書有意識尋找古代中國對安南地區進行侵略的史料，來渲染民族主義的氣氛，比如八十年代的教科書寫道，東漢時期馬援將軍入侵越南。劉曉晨總結道，越南歷史教科書對中國歷史的書寫，一方面是為了擴展學生的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培養學生的愛國民族心理，其結果造成越南國內今日的反華情緒非常嚴重。因此，需要加強中越兩國交流，消除兩國之間的誤會。隨后，恩里克教授對此問道，在越南教科書中，越南的民族意識是什么時候覺醒的？劉老師回答道，在越南歷史教科書中，一般都會選擇公元968年前后作為越南民族國家形成的時間，但這一時期建立的政權，嚴格意義上來說，還不算現代民族國家。

第三場由北京大學的王浩教授主持，華東師范大學的吳佳妮、李月琴副教授作了“新西蘭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她們綜合了新西蘭4套共23本歷史教材，其主體內容以本國史為主，其他大國也占有一席之地，對于中國的內容而言，20世紀末以后的近現代史內容多，其中《毛和中國的轉型》一書對本研究意義重大，這本書介紹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歷史，對毛澤東的一生做了較為詳實的介紹。他們總結了新西蘭歷史教材中的四種中國形象：第一，打上儒家烙印的中國社會：多次提及儒家文化和孔子，及其社會影響，但多從負面弱化儒家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價值和作用；第二，故步自封的晚清王朝：肯定中國地大物博的同時指出清政府的封閉終結了中國的強大和繁華，使中西差距越來越大；第三，紛繁復雜的近代社會：中國屈辱與抗爭史，另一方面也著眼于國內政黨的情況，尤其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錯綜復雜的關系；第四，烙上紅色印記的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給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和思想來源。將毛澤東描述為現代中國的偉大人物，是促成中國社會轉型的傳奇人物，更展示了毛澤東思想的世界影響。李老師首先致謝了華東師大歷史系，而后和大家分享了他們團隊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包括教科書中對中國內容的選擇依據問題、教科書編寫者的資質、教科書審核問題，以及教科書編纂有滯后性，如何將史學研究成果體現在中學教材中的問題。就接受教育的學生對中國產生的認知而言，教師授課的自由度也是影響教科書傳授不可忽視的因素。

華中科技大學的尹倩博士作了“澳大利亞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近代中國（1750-1918）”的報告。在澳大利亞，政府出臺教學大綱，各大出版社可以出版自己的教材供老師選擇。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習歷史，3-6年級澳大利亞史，7年級開始學習世界史，中國主要出現在于9年級“革命”“現代世界”主題當中。在九年級教綱中，主要涉及亞洲社會的主要特征；亞洲社會的變化和連續性，包括與歐洲國家聯系的影響；20世紀初亞洲社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包括民族主義等關鍵思想的影響；涉及亞洲社會和歐洲力量的一個關鍵事件的重要性，20世紀之前澳大利亞非歐洲人的經歷。通過研究她認為澳洲教材呈現多元化特色，但仍受到“歐洲中心觀”、“沖擊-反應”模式的影響，從西方傳統的“他者化”視角描繪中國；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持批判態度；力圖消除刻板印象，多方收集材料，但部分教科書中的材料來源存在偏差，比如教科書中孔子和皇帝的照片來自西方，其形象接近基督徒。恩里克教授隨后總結道這兩天的報告中提到最多的是孔子和毛澤東，這個現象非常有趣。尹老師認為這二者是代表中國的特質，以區別于別國歷史。埃克爾教授問尹博士對于澳洲教科書的誤讀有什么建議？尹回答這個誤讀是知識性的錯誤，包括用的圖中的文字也是反的，教科書的編寫應該請相關專家把關。福斯特教授以義和團運動為例，認為文化的差異會影響學生對歷史的解讀。恩里克教授也坦言客觀的闡述他國歷史很難實現，在交流史實的同時很可能摻雜個人偏見。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張秀麗博士帶來了關于“埃及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的報告，埃及是阿拉伯世界非常重要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埃及教科書作為埃及中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重要載體之一，不僅反映了埃及的國家歷史觀，也展示了埃及對于本國歷史和他國歷史的基本立場，具有重要的導向性。埃及的義務教育是小學初中共六年，高中以后才有獨立的歷史課并且從高二開始文理分科，初中歷史被置于社會科學綜合課程中。埃及教育部統一規定歷史教材，不論公立還是私立學校，教材都由本國著名大學的教授編寫。教材中涉及中國的內容非常少，初二下冊教材介紹阿拉伯國家貿易時提到中國，相對較多的介紹出現在初三介紹地理位置及氣候、人種方面。高中教材對中國對歷史也涉及不多。總體而言，埃及歷史教科書對中國的介紹與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相比內容更少，且關于中國的部分概念不明確、部分表達陳舊不準確、數據更新不及時，更加偏重地理知識而缺乏對中國歷史的介紹。

上海市青浦高級中學的錢軼娜老師作了關于“南非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的報告，她選取南非歷史教科書10-12年級（相當于中國高一至高三）學生的歷史教材為研究對象，從中歸納中國形象并探尋影響形象塑造的因素。南非的國家課程聲明中要求講解的專題中有三個與中國有關：1600年左右的世界：中國在14和15世紀世界強國的地位；冷戰案例研究：中國是如何在1949年后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冷戰的結束和1989年至今新的世界秩序。教材勾勒了明朝時期強盛的古代中國形象，對現代中國形象的描述受意識形態影響出現了一些偏頗，教科書一方面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了可喜成果，肯定現代中國發展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受到冷戰國際格局和意識形態等影響，有的版本夸大中國的失誤，有的扭曲社會主義，經常出現用詞不當的現象。總體而言，南非歷史教材對中國史的介紹不全面、有明確的側重點，將中國置于世界的整體框架中，體現全球史觀的特點，且注重對比。兩場報告結束后與會人員就埃及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以及埃及的受教育程度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現場氣氛十分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