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中午，巴黎市中心傳出數(shù)聲槍響。令人驚詫的是，它發(fā)生在巴黎警察的“大本營”、一個原本被認為最安全的場所。在位于西岱島上、與巴黎圣母院毗鄰的警察總局內部：一名行政人員持刀攻擊同事，造成四死兩傷，其本人也被當場擊斃。

這是又一次恐襲嗎？

據(jù)法國媒體第一時間公布的消息，行兇者名叫米卡埃爾·阿爾彭（Micka?l Harpon），現(xiàn)年45歲，來自海外省馬提尼克（Martinique），自2003年起進入警察總局工作，是情報處的信息技術員，屬于級別較低的文職人員，不屬警察編制。3日中午，他在警察總局內持一把陶瓷廚用刀，先刺死三名男性警察；隨后在下樓過程中，在樓道攻擊兩名女同事，造成一死一傷；跑到警察總局的庭院后，又刺傷一人。在那里執(zhí)勤的一名年輕警察，在三次示警無效后，使用突擊步槍將其擊斃。

單論情節(jié)而言，這一事件并沒有什么驚天之處。但多次遭受襲擊的法國，外界最為敏感的神經(jīng)就是——“這是又一起恐怖襲擊嗎？”

事發(fā)之后，當局最初的懷疑方向是同事之間的人際沖突引發(fā)血案。因為兇手有輕度耳聾，和人溝通略有障礙，而且有同事說他性格較為“封閉”，是“極客”類型。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內在事發(fā)后迅速表態(tài)稱，當事人沒有任何“令人警惕的跡象”或是“行為異?！?。而警察工會也在第一時間聲稱，這是一起“人性悲劇”、“可能在任何機構、任何工作場所發(fā)生”。

但很快，法國媒體就報道，兇手在18個月前（隨后又發(fā)現(xiàn)其實已經(jīng)長達十余年）皈依伊斯蘭教，這無疑讓人浮想聯(lián)翩。而事發(fā)當天對其住所進行搜查后，警方?jīng)]有發(fā)現(xiàn)任何能證明米卡埃爾有極端化傾向的證據(jù)，既沒有效忠伊斯蘭國的視頻，也沒有留下遺言。然而隨后24小時，調查人員逐漸發(fā)現(xiàn)了一些疑點，例如據(jù)媒體披露，多名同事指認，他在當年《查理周刊》血案發(fā)生后曾說過“干得好”，對恐怖分子流露同情；并曾在Facebook上轉發(fā)一篇文章，其中認為法國是歐洲最為敵視穆斯林的國家之一；另外，他還曾因為拒絕向女性同事問好而引起上司注意及詢問。

如果說這些跡象還不足為據(jù)的話，最接近直接證據(jù)的或許是，他使用的兇器是一把安檢儀器無法檢測到的陶瓷刀，而且據(jù)媒體報道，是他事發(fā)當天上午剛剛買到的。在行兇之前，他和妻子頻繁發(fā)短信，提及買刀之事，而后者的最后回復，則是頗為不祥的“只有安拉才能審判你。真主至大（Allahou akbar）”。而在法國經(jīng)受的歷次恐襲中，“真主至大”幾乎已經(jīng)成為恐怖分子的標配口號。

在種種令人不安跡象當中，10月4日晚間，法國反恐檢察機關正式接手調查，案件已經(jīng)從最初的“故意殺人”方向，轉移到恐襲性質。接下來的主要問題是：他究竟是一只“獨狼”、還是有一個地下網(wǎng)絡對其進行支援？尤其是，雖然行兇者本人沒有案底、也沒有被進入敏感人物監(jiān)測名單，但他接觸的人群中，的確有法國警方已經(jīng)盯上的人物。

如果此次襲擊的恐怖主義性質最終能夠坐實，恐怕將使得局面更加復雜：一方面，這意味著極端主義思想能夠滲透進安全機構內部，比單純的上街持刀砍人更加危險（此次事件發(fā)生后，法國政府最緊張的不是反對黨大加指責，而是究竟有多少反恐機密信息通過這個低階文職公務員泄露出去）；另一方面，原本就篤信“法律與秩序”、政治立場右傾的軍警部門，可能會滋生對穆斯林同事的不信任感，甚至發(fā)起一場內部“獵巫”運動，從而激發(fā)出更多不穩(wěn)定因素。

“生無可戀”的法國警察

除了本身的恐襲色彩之外，對于法國來說，這起襲警案的發(fā)生時機簡直不能更糟糕。事發(fā)前一天（10月2日），兩萬多法國警察剛剛走上巴黎街頭，抗議工作條件惡化、壓力過大，導致警隊士氣低迷。這是自2001年之后近二十年來，法國警察首次大規(guī)模街頭示威。本應負責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走到他們的對立面，也讓外界為之瞠目。

這種士氣低迷最直觀的反應，是近一年來，法國警察自殺成為一個愈演愈烈的問題。據(jù)法媒統(tǒng)計，2019年的前9個月中，法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49例警察自殺事件，平均5天一起；而2018年全年一共35起，大幅攀升已成定局。

放在最近一年來的大環(huán)境中，這種“警察自殺潮”不難得到解釋：其中最大變量因素，便是自去年11月以來經(jīng)久不息的“黃馬甲”運動。對于這場運動的社會經(jīng)濟肇因，固然有不同層面的解釋，但在社會秩序的現(xiàn)實應對上，法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給軍警力量層層“加碼”，確保治安無虞。但這樣一來，軍警在近年來編制規(guī)模縮減的情況下，被迫承擔更多的治安任務，工作強度加大，受攻擊風險升高，調休難以保障，加班費被拖欠，不可避免地導致士氣低落。

除此之外，更為致命的一點是，和海外作戰(zhàn)行動或國內反恐行動不同，因為社會經(jīng)濟因素誘發(fā)的頻繁社會沖突中，法國警察的職業(yè)尊嚴感被大大削弱，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而是來自同胞的攻擊和謾罵。應對“黃馬甲”導致的工作壓力加劇和條件惡化，疊加在早已有之的社會敵對情緒上（例如“死警察才是好警察”），即便完成任務，也無人喝彩。最典型事例是，此前一名退役拳擊手在示威活動中同警方對毆，打得警察狼狽不堪，雖然當局強力譴責并追究其法律責任，但在民間、尤其是社交媒體上，這名退役拳擊手儼然成了英雄，還有人發(fā)起眾籌予以接濟。而當這一波警察自殺潮逐漸形成氣候時，許多“黃馬甲”抗議者在街頭一線對警察的挑釁話語，便是“你怎么還不去自殺？”

在這種背景下，近50名警員的自戕，雖然未必每一具體個案都能同當下社會沖突直接掛鉤，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觀壓力傳導到最薄弱環(huán)節(jié)的后果。此次巴黎警察總局內部襲擊事件剛剛發(fā)生時，各方傾向于將其解讀為工作環(huán)境中人際沖突所致，也同樣隱含了這一背景，而馬克龍推遲外省行程，專程到現(xiàn)場視察，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擔心這一事件緊隨大游行之后發(fā)生，會導致警隊士氣雪上加霜。

更加吊詭的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在連續(xù)的社會沖突中，法國警察作為強勢一方此前被千夫所指，尤其被指控在應對“黃馬甲”抗議運動中濫用武力，最典型者，則是警方頻繁動用發(fā)射橡膠子彈的LBD 40鎮(zhèn)暴槍，迄今已經(jīng)造成數(shù)十起嚴重傷害事件，其中不乏失明、斷指等永久致殘案例。在受害者控訴下，警方表示會進行調查，民權組織和司法界也多次呼吁禁用LBD鎮(zhèn)暴槍，但迄今為止并無成效。

有社運研究者指出，這種槍械最初用于配備打擊刑事犯罪的“反犯罪大隊”（BAC），隨后在21世紀前十年間逐漸泛化到諸如“共和國保安隊”（CRS）等公共秩序單位，但“身懷利器，殺心自起”，面對近十年來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軍警部門愈是輕易地動用手中利器，反過來也愈發(fā)激化社會矛盾。執(zhí)著于強力手段的結果，是最后軍警成員自己也成為這個“螺旋式下行”的犧牲品，仿佛成為“善用刀劍者、死于刀劍下”的一個現(xiàn)代讖語。

當“蛋襲”已成往事

大約十二三年前，當時我剛來法國讀書不久，有一天路過蒙巴納斯大道，看到一大群人吵吵鬧鬧地聚集。走近一看，原來是郵局員工在示威抗議，而一隊防暴警察在維持秩序。我饒有興趣地看了一會，發(fā)現(xiàn)其中邏輯其實并不復雜，不外乎是示威者想堵路，封鎖蒙巴納斯大道的交通，而警察則要疏通道路。

然而，這個簡單邏輯卻用一種戲劇化方式表現(xiàn)出來。首先，警察已經(jīng)在大道遠端設置路障，提醒車輛繞行，因此這段路上并沒有汽車被堵，與其說是交通要道，不如說是一個清理之后的空蕩舞臺。示威者其實明知不會起到阻塞交通的效果，但仍然要用這種方式表達抗議。

其次，員工針對郵局有一系列“暴力”抗議活動，但這種情況下警察并不干涉。我印象最深的，是示威者準備了許多雞蛋來發(fā)泄憤怒，一聲吆喝，蛋如雨下，郵局櫥窗和大門上涂滿了黏乎乎的蛋黃蛋清。而警察則袖手旁觀，只有當示威者進入公共道路時，才會出手干涉。

最耐人尋味的，則是這種干涉的方式。此前示威人群已經(jīng)阻斷了道路，而警察選擇的“入場”方式，是從人群遠端開始進行“擠壓”，即一隊警察用盾牌和身體的力量，慢慢推示威人群離開道路，而示威者同樣用自己身體的力量進行對抗，雖然現(xiàn)場大呼小叫（無疑伴隨著咒罵），但沒有打斗，沒有棍棒，沒有催淚彈，沒有橡皮子彈，雙方就這樣緩慢地“較勁”，彷佛一場變相的拔河比賽。

更有意思的是，當這場“拔河比賽”進行到半途，示威者已經(jīng)被推到道路中線附近，突然一聲令下，雙方幾乎同時“收功”，警隊隊長和示威者首領湊到一起商量，其他人原地等著。我距離幾十米開外，自然聽不到他們在說什么，想來不外乎是評估態(tài)勢、討價還價，但這次“談判”顯然沒有成功，因為兩分鐘后，同樣一聲令下，雙方又立刻擠在一起，依舊大呼小叫，直到警察將人群緩慢地全部“擠壓”到人行道上，封路行動宣告“失敗”。

如今想來，這場十二三年前目睹的短暫街頭“鎮(zhèn)壓”，或許是我所知道最田園牧歌式的“鎮(zhèn)壓”了。它以一種劇場化的方式上演：示威者說我要封路，但實際上我也知道不可能真的成功，封路本身只是一種象征性抗議；而警察說我要驅散你們，但也只動用了程度最輕微的身體暴力（如果勉強能稱之為“暴力”的話）。當晚的電視畫面中，無疑會出現(xiàn)雙方貌似“一團混戰(zhàn)”的短暫畫面，示威者以此表達決心，警察則順利完成任務。但這與其說這是一場“對抗”，不如說是一種“共謀”，而這種默契，則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運動逐漸磨合、逐漸“日常化”的產(chǎn)物。

然而，短短十二三年后，這一幕場景看上去已經(jīng)仿佛茨威格筆下“昨日的世界”，或者說，我曾看到的，或許正是那個昨日世界行將落幕的余緒。彼時，社會沖突雖然存在（尤其是族群矛盾痼疾，如2005年巴黎郊區(qū)騷亂），烈度卻遠遠不如今天。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進程遭遇嚴厲批判，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粹主義勢頭迅猛上升，民族國家內部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形成既有模式（如法國）的社會沖突，也失去了原有的儀式化、劇場化一面，更加凸顯出短兵相接的“硬核”暴力色彩。尤其是恐怖主義及其“內生性”特征（無論是法國的刀客還是美國的槍手），模糊了國內與國外、平時與戰(zhàn)時、我們與他們的界限，或者用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男g語來說，原本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沖突，在相當程度上被賦予了“敵我矛盾”的性質。

而伴隨這種趨勢，幾乎在全球范圍內，從美國到以色列，從俄羅斯到土耳其，都同樣呈現(xiàn)出更加依賴軍警等安全力量的勢頭，“警察暴力”問題也隨之凸顯。原本就高度依賴軍警的威權國家，無疑更加依賴；而即便經(jīng)受過上百年社運洗禮、形成既定規(guī)范的國家里，隨著政治極化與民意涌動，也在往相同方向上擺動。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即便在以“做事規(guī)矩”著稱的德國，近年來每年警察暴力事件也超過萬起，而其中80%都沒有被官方記錄在案。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微觀層面，針對警權濫用的道義批判當然不乏意義，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道義批判并不能解決核心問題。正如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批判，也不能僅僅用圣戰(zhàn)分子“愚蠢”或者“走火入魔”來作為總結陳詞。一個失序的時代，或許比我們想象得更為持久；而秩序的追尋和重新建立，或許也比期待的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