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于以學術為志業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們必須走過的一段漫長旅程，朝向知識圣殿的光亮，艱辛而孤獨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們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復雜的，有仰慕歆羨，有敬而遠之，隨著從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問題等負面話題的反復出現，更多的是疑慮和不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特別推出“象牙塔之巔”專題，邀請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博士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研究以及對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為什么讀博”和“讀博有什么用”，本專題更希望回答“讀博的意義是什么”這一問題。在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將看到個人的困惑和抉擇，學科的樣貌和特色，也會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個體的學術經驗聯結成整體。

芝加哥大學校園

轉眼即將進入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博的第五年。與很多同學博士階段在特定的一個領域精耕細作不同，我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如何用最清晰的語言來界定我這幾年的研究和學習。用既有的標簽簡單概括，我現在在芝大心理學系里的一個神經科學的實驗室里，游走在計算、認知、和社會語言學的邊界——博士第五年，居然依舊在學科之間”游走“，既有樂趣，也有風險。我經常反思，我何以走到今天，這條路以后又會通向哪里。

我的本科、碩士、博士三階段讀的東西看似完全不相干。本科階段，有些陰差陽錯地去了美國的一所文理學院讀西方的各門經典，不僅有傳統意義上被稱作”經典“的文史哲作品，還有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這樣的古今數學和自然科學；碩士學的是鋼琴演奏，在碩士階段又機緣巧合，接觸到音樂學和語言學在當代多門學科中的對話，在很短的時間內，興趣由此轉向神經科學。

我所接觸的學科看似駁雜，但是我內心一直清楚自己的基調與底色。我自己最感興趣的問題和問問題的方式，也從來沒有大的變化。從本科之時我最關心的問題，一個是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從何而來，另一個是把它們用來問與人有關的問題，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用公式、方程、計算機建模、統計實證諸類方法，來研究比如人類的語言能力、文化與社會的變遷、藝術上的創造力等等，已經早就不再是新鮮事，但這樣的研究很多新穎有余，卻爭議頗多，褒貶皆有。 不同學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很多也已經十分深入和細致，像哲學中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數學化與哲學與人之關系的反思、斯諾對科學與人文之沖突的概括、社會科學里對量化與質化的爭論，都在不同的時期對我有過強烈的吸引。

本科讀不同學科經典的經歷，加上我自己的性格使然，讓我一直能有面對和反思基本問題的導向。而博士階段，我幾年經歷下來的體會，最困難的是怎么樣把根本、但是過于概括的一般問題，變成可以實際引導具體學科里前沿而又瑣細的專門研究的實際動力。博士的研究與其他階段的學習不同，旨在培養具有特定領域專業技能的人才，進入到相應的學科里解決專門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本科時打通學科、注重培養通識和培育人格的教育，與博士階段的專才教育的取向恰恰相反。我進入到博士班后一兩年，讀了上百篇專業論文之后，才至少在理論上比較清楚地掌握了我們實驗室研究的主要方向——哺乳動物嗅球的電生理機制研究的各種前沿問題與方法。當然我也看到這個研究方向上的鼻祖極人物，如何五十年如一日，還在解決像兩種特定細胞之間的神經回路機制這樣的基礎問題，在實證中投入一生，緩慢地取得微小、暫時、卻又扎實的科學進展。當然，對我自己而言，接踵而來的是要首先在心理上和個人選擇上問自己，如何處理在如此專門、甚至瑣碎的研究細節，和我自己覺得重要但卻宏大到難以找到落實之處的”大問題“之間，令人咂舌的鴻溝。

這樣關于大問題如何“落實”在小地方的思索，我在申請博士班之前已經有所意識，并且寫進了我的申請文書。當然里頭具體談的是我在自己都粗通一點的學科——語言學、音樂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之間，看到的沖突與分歧。甚至在神經科學之內，研究神經細胞和研究語言腦區，或者研究大腦的生物屬性和計算屬性，在很多大學都分屬不同的系別，也往往意味著需要不同的學術觀念、假設、和訓練。

不過，學術生活的精彩可能也在于，不管之前有多少反思和準備，也會有預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人生的精彩當然也莫過如此，不過在學術生活中，我到現在的體會，是“意外”——不管是無法預料的挑戰或是驚喜——似乎更經常容易發生，即使在成熟的領域或者學者身上也可以如此。當然和生活中一樣，面對種種意外的姿態，是防御還是擁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而我在芝大幾年，之前沒想到的，現在回想又特別重要的兩個“意外”，一個來自學校本身，另一個是跟自己相關的學科這幾年的發展。

我來芝加哥大學前對它的聲望已經有相當了解。不過研究生院的生活，不管在哪一個學校，最普遍的情況是導師的作用遠大于學校。但我一入校便注意到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芝大的博士生在網上系統里選課，學校所有系別所有階段的課程原則上都開放，并不受導師或者學院控制。美國的其他很多學校，哪怕博士生免學費并有助學金，跨系別修課、或者在項目要求之外額外修課，會需要系里或學校的審批，很多還需要繳納額外的費用。而芝大對博士生免除了所有這些障礙。

當然，博士生的主業并不是上課，而是做研究。課上得太多，很多時候會耽誤做研究的時間——這是很多資深博士生導師對低年級博士生的忠告。不過對我來說，若沒有芝大慷慨到通往任何課程都幾乎無障礙的選課通道，和研究生階段依然都存在的跨學科和系別交流的機會和努力（這樣的機會和努力同時體現在研究和其他的行政手段上），我不會有那么容易的機會去計算機系、哲學系和文學系等等正式修課，與不同系別與背景的老師和同學交流，更不會有在人類學系通過數門語言人類學的課程，找到新的視野和方法，可以重塑傳統上認為只能在認知和計算語言中研究的問題。

另一個意外，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學科大趨勢：人工智能學科近幾年的迅猛發展，讓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語言學、心理學有了新的對話的可能和動力。這樣的發展帶來的新的走向、新的學科整合的可能，讓我在博士階段頭幾年上，憑直覺或興趣選修的一些課程和探索的問題，居然最終能像拼圖一樣拼起來。我博士頭幾年在不同學科里的經歷和訓練，又能讓我在有些浮躁的人工智能熱潮中保持相對的清醒，也有能力整合出自己獨有的問題和研究方案。我最終的拼圖，是將一個歷史語言學的問題用最新的計算語言學中的方法重建，但是問題的出發點卻并不是技術與應用，而是現代語言學泰斗之一索緒爾提出的一個基本的語言問題：語言在歷史的大尺度上為什么會有歷時的變化；而我所探索的問題的落實之處，在整合語言的認知與社會屬性中，這兩個屬性之間到今天都有巨大的鴻溝，索緒爾當時已經有所意識，但卻沒辦法解決。我的嘗試是，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和計算語言學的進展，用索緒爾和歷史語言學的問題，去重新整合認知語言學與人類學20世紀后半葉提出的語言與感官如何關聯的問題，且希望這樣的工作能在之后，反哺計算語言學和人工智能現在遇到的一些瓶頸。先不說最終的成敗如何，我現在的研究計劃，已經完全超過了我在博士班頭幾年的想象，也超出了我導師的日常研究范圍。而我的導師對我采取的態度非常開明和包容，除了有時給我忠告，告誡我不要太放任自己無盡的探索欲和興趣之外，并沒有更多的限制。當我一次次興奮地談論著對自己的研究課題的每一步設想，有時超越了她自己專長的領域時，她一邊仔細理解，提出頗有挑戰的問題，一邊鼓勵，還在她并非最懂的跨專業問題上積極地幫我聯系其他教授，甚至有一次跟我說，我讓她學到了新的東西，她也贊賞我說服了她接受之前沒有重視或意識到的研究問題和思路。

因為我的選擇與很多人不一樣，有的朋友會稱贊我的獨特和個性，我有時也會因為這樣的贊許而高興，甚至有自鳴得意的時候，但清醒的時候自知，自己做的選擇，收獲的果實自然歸自己，但是遇到困難也難以參照別人的既有經驗，多半要靠自己解決；真要有所失誤，付出的代價也得自己承擔。種種的機遇甚至意想不到，讓我走到現在，面對自己獨立摸索出來的研究課題，欣喜與煩惱并存：提出新的問題與方案，與最后的實現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接下來可能的驚喜或波折也都還是未知。幾年下來，甘苦自知，倒也心甘情愿。

不過，我從本科起跨越多個學科與學校，最大的收獲也許還不在學業本身，而是對學問和學問背后的人的反思。能成功走進不同學科頂端的學者，當然有共同之點，卻也有更鮮為人知的學術取向、甚至觀念與性格的諸多異質，而這樣的種種不同，有時導致的是迥異的選擇和人生。我也想過，做一個學者，和從事其他行業，比如藝術家、商人、醫生、消防員的人生和價值，到底有沒有可比性？博士雖然在學歷上算是最高，但是在人生和自己的行業里僅僅是開始。從這一點講，發表第一篇論文的博士生、和第一次登臺的鋼琴系學生、賺了第一桶金的創業者、或者救治第一個病人的醫生和撲滅第一場大火的消防員，也并無大的不同。我想了想，覺得理想的學者生活，如果有和其他行業佼佼者不一樣的地方，也許是同時需要一種舍我其誰、排他似的個人性，和另一種兼并包容、虛懷若谷的開放性。這種持續一輩子的要把兩種極度沖突的特質調和，不斷失敗又不斷再嘗試調和的努力，在我欽慕的一些最好的學者身上體現尤甚，我在自己在學科之間的掙扎與探索的經歷中，也對此算有了些粗淺的體會。不管今后世俗意義上學術有多少成功，這樣在為學上的理想，于我也是種人生上最大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