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22日，“2019年江南學高端論壇——明清江南的人文世界”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次工作坊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司馬朝軍研究員主持，來自日本金澤大學、中國歷史研究院、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上海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安徽大學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學者與會，就明清江南士人、經濟、地方信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明清時期的江南士人

明清時期的江南士人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向來為歷史學者所關注。在本次研討會上，有多位學者提交了關于明清時期江南士人研究的論文。

日本金澤大學名譽教授李慶從之前未曾被關注的史料入手，詳細考察了江蘇昆山人葉盛的為官、做人、藏書、著述等方面，指出葉盛是明代中葉士大夫的一種典型，也是探究明清時代知識人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經典案例。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范金民利用《過云樓日記》等史料，重點考察了晚清官員顧文彬退官回籍后的交游、收藏、慈善等“退休生活”，以點帶面，勾勒出晚清蘇州士人的生活狀態。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許雋超從國家圖書館藏稿本《黃小松等書札》中的乾嘉金石大家黃易致魏成憲一札出發，詳考札中所涉及的十余名人物及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小見大，是為乾隆后期“官民皆困、經濟凋敝”真實寫照，同時，乾嘉文人之交游，同鄉親友間尤密，于此札亦可窺見一斑。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耿傳友利用《太函集》等史料，梳理明代文壇領袖汪道昆晚明林居期間組織豐干社、白榆社，提攜揄揚各類文化人士，“為徽商代言”，開創了令人艷嘆的徽州文化上的“開元盛世”，此外，他還指出汪道昆《太函集》仍需深度整理和考釋。

清代是文人篆刻藝術發展的高峰期，袁枚是清代文人中交流活躍的代表，南京曉莊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朱琪以袁枚與沈鳳之交游為重點展開考察，揭開清代中期文人與印人交往的原生狀態，并就其中所涉印事與印史現象進行評議，兼對袁枚與桂馥、董洵、鄧石如、黃易、巴慰祖、黎簡等文人篆刻家的藝文交往展開研討，進一步拓展了篆刻史研究的社會學與文學邊界。哈爾濱工業大學講師張宏波考察了乾嘉時期經學大家、江蘇常州人張惠言在徽州歙縣的人生經歷，探討張惠言與歙縣相關人物的交誼，可以發掘被湮沒的張惠言生平行跡，深化對張惠言其人其學的研究，亦可探窺江南學術視野下，江蘇常州與安徽徽州學術交流的鮮活實例，為江南相關研究提供微觀的學術和生活場景。

江南士人的著述

日常生活、交游之外，江南士人的著述及影響也是與會學者關注的重點。

湖北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曾軍考察了清初禮學復興風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禮學家、浙東鄞縣萬斯大的生平及著述，指出江浙地區學術背景和師承淵源，家學、師傳與江浙經史風氣，形成了所謂“江南學術共同體”，對禮學名家的形成影響巨大，萬斯大禮學集中論說古歷、郊社、祖宗昭穆、宗法等“禮之大者”，體現了浙東經史之學“窮經、經世”的實學傾向，為清中后期禮學的興盛開辟了道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古代史研究室研究員司馬朝軍考察了顧炎武的生平以及《日知錄》的成書與流傳過程，指出《日知錄》根本上是一部經世之書與救世之書，大致可分經術、治道、博聞三類，可以大致反映顧炎武自身的知識結構與學術思想結構，《日知錄》在清代經世學和考據學兩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對于當代社會仍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林存陽綜合《言舊錄》《愛日精廬文稿》《詒經堂續經解目錄》等史料，對乾隆至道光年間的蘇州讀書人張金吾的人生進行了梳理，詳敘他治學、藏書、編寫大型經學叢書上的取向、成就和其間的甘苦，及其編纂的《詒經堂續經解》被毀之厄運。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陳開林指出錢仲聯先生標校的《錢牧齋全集》搜羅錢謙益詩文頗全，然而尚有遺珠之憾，翻檢清人典籍，發見錢謙益書札四通、序文二篇，乃為佚文，通過佚文的輯補，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錢謙益的交游活動以及其詩文創作的取材，也為探究其詩學觀、《莊》學觀提供了新的材料，《錢牧齋全集》所收之文，通過所序之書進行比勘，可以補充錢文的寫作時間。

江南地方社會

此外，明清時期江南地方社會的經濟、信仰等問題，在本次研討會上也多有提及。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副研究員葉舟利用在南翔鎮活動的紫陽朱氏、南翔陳氏兩本徽商家族的家譜及相關材料，指出明清以來徽州人的商業行為構成為很多上海市鎮興衰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長期的客地經商背景下，有相當多的徽州人選擇了在上海市鎮中扎根下來，他們一方面通過修譜建祠，以壯大宗族勢力，打牢根基，另一方面又積極參與地方社會事務管理，由此逐步實現了土著化。到了近代，他們又利用多年經商積累的基礎，抓住近代工商業發展的契機，順應時代的要求再度崛起，既讓家族獲得了新的發展，又為地方作出了更多的貢獻。紫陽朱氏和南翔陳氏在南翔鎮發展演變的歷史便是這一進程最好的寫照。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嘉定縣由于漕糧折銀導致賦稅無法獲得蠲免，趙俞等嘉定士紳向當局呼吁尋求幫助，為了籌集打點疏通官僚機構的“部費”而向民眾私派，次年被民眾告發。當時朝廷黨爭激烈，“嘉定私派案”隨之擴大化，趙俞成為徐乾學與王鴻緒之間攻擊對方的工具和犧牲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員李春博通過考察趙俞生平事跡及其在該案中的遭遇，努力還原該案的歷史真相，借此加深對徐乾學、王鴻緒等相關歷史人物及清初江南社會狀況的認識。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副研究員王健利用《三岡志略》等材料，指出明清鼎革之際江南地區多遭戰事，人口傷亡慘重，加之軍將官吏橫暴、敲骨吸髓，地方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都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投射到心理與信仰領域，產生了異常豐富的面相。身處亂世，家宅平安最為重要，于是在當時的江南地區，神靈護佑的傳說普遍流行，然而即使對于生者而言，鼎革之際的屠戮亦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反映在信仰領域，便出現了鬼祟流行的場景，迎神送鬼、安撫亡靈成為當時日常生活的常態。而作為對清初統治者荼毒地方及種種社會不平現象的無聲抗議，普通民眾與士人亦寄望于神靈，希望假手神祇，加以譴責，這也是地方社會心態曲折而幽微的反映。 

（本文已經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古代史研究室研究員司馬朝軍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