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教學中遇到不服管教的“熊孩子”怎么辦？廣東擬立法規定，允許老師“罰站罰跑”。

9月24日，《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草案）》（下稱《草案》）提交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審，其中規定，對于違規學生，任課教師可以采取“責令站立、慢跑等與其年齡和身心健康相適應的教育措施”。此事再次引發輿論對于“教師懲戒權”的討論。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注意到，對于懲戒措施是否應在法規中具體到“罰站罰跑”，各方有不同意見。

有聲音認為，在法律中明確“教育懲戒的內容或者形式”，才能“使得教育懲戒權不能過度”，淪為“變相體罰”。也有專家表示，沒有必要在法規里限定具體的懲罰方式，而應在全國性“教師懲戒權”法規的基礎上，每一個學校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規則。

廣東省教育廳相關工作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草案》仍在審議階段，其間可能還有修改和討論，讓其更加合理并被大眾接受。

擬立法明確懲戒權，可以“罰跑罰站”

今年4月12日，《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送審稿）在廣東省司法廳網站公開征求社會意見。該條例在“第四十九條 教育措施”中提及，中小學教師對學生上課期間不專心聽課、不能完成作業或者作業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課紀律等行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

盡管對于“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具體所指并未涉及，但廣東省擬從法律上確定教師“懲戒權”的做法，仍收獲不少贊譽。當時，四川大竹縣一名小學校長告訴澎湃新聞，“給懲戒教育立法并賦予老師以懲戒權”，將從根本上解決老師“對后進生不敢管、不知怎么管”這一瓶頸問題。

9月24日，上述條例《草案》提交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審。《草案》中的相關條款規定，中小學校學生在上課時有用硬物投擲他人、推搡、爭搶、喧鬧、強迫傳抄作業等違反學校安全管理規定行為，尚未達到給予紀律處分情節的，任課教師應當給予批評，并可以采取責令站立、慢跑等與其年齡和身心健康相適應的教育措施；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相比于征求意見版，此次初審草案對“懲戒措施”的規定更為具體，明確提出教師可采取“罰站、罰跑”等措施對違規學生進行教育。

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懲戒權，這在地方上并非首例。2017年2月，《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頒布，其中規定，“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半月談》對此評價稱，該文件系“首次以立法形式提出教育懲戒概念”，“盡管這只是一部適用于青島市轄區的地方規章，但首次將教育中尚存爭議的‘懲戒’入法，可謂重大突破”。

國家層面對此也有表態。今年7月8日，中央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其中提及，相關部門將針對教師懲戒權制定實施細則。7月9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進一步表示，將抓緊修訂《教師法》有關規定，明晰教師教育懲戒權的行使。

爭議：如何把握懲戒的度，避免造成傷害

據南方網報道，上述學校安全條例草案提交至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審后，在與會代表中引發了“熱烈討論”：賦予教師懲戒權已共識，但在懲戒措施是否應該具體到“罰站罰跑”，則意見不一。

來自教育界的代表普遍認為，這將向社會傳遞鮮明信號，有利于消除老師擔憂，破解學校懾于家長壓力而“不敢管”的困境。“把站立、慢跑等懲戒措施寫進法規，具體一點是有必要的。”南方網上述報道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人大法委副主任委員郭杰認為，只有寫進法條，才能確保這些措施真正派上用場、行之有效。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人大僑民宗委副主任委員陳一珠則不贊成對學生罰站。“在全班同學前面站立，可能會對他一生的成長造成陰影。要充分評估罰站對被罰學生心理、名譽造成的傷害。”陳一珠說。

也有代表建議針對“罰站罰跑”制定標準，避免成為“體罰”。在實施過程中，教師應當充分評估學生個性與心理，在罰站罰跑后，還要進一步對學生進行教育引導。比如，罰站時間不宜過長、罰跑距離不應太長，也不要在惡劣天氣下罰跑；懲戒前要事先了解孩子的身心情況，在此前提下，如果孩子在懲戒中出現意外，教師應當免責。

湖北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李木洲告訴澎湃新聞，具體而言，懲戒的方法與度，確實很難把握，“教師如何實施懲戒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教育藝術，需要教師具備較高的教育素養，特別是在實施懲戒之時能夠做到張弛有度、靈活把握和注重后效。”

專家：具體懲戒措施可由學校來定

據南方網報道，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何麗娟認為，“立法限定過細無法照顧到各種情形”，沒有必要在法規里限定具體的懲罰方式，在賦予教師懲戒權后，可以由學校來確定采用何種懲戒措施。

“視情況對學生進行懲戒，這是教師的一個基本權利。”9月26日，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澎湃新聞說，廣東省在條例中明確了教師的“懲戒權”，但“細致的規定”一定程度上也是“限制”，壓縮了教師行使懲戒權的“自主空間”。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今年3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確什么是教育的懲戒權，明確它的邊界，哪些是教育懲戒的內容或者形式，哪些不屬于教育懲戒的范疇，使得教育懲戒權不能過度。

對于如何防止教育懲戒出現偏差，儲朝暉認為，在教師教育懲戒的過程中，應當設置“申訴程序”。當學生或家長對懲戒措施有意見時，可以提出申訴。“接受申訴的機關是什么呢？首先，應當是學生所在的學校，也包括學校所在的教育局，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門。通過申訴復議，將有效避免懲戒走偏。”儲朝暉說。

儲朝暉認為，避免走偏的另一種途徑是，在全國教師懲戒法規的基礎上，每一個學校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實施方案”。全國性或省級層面的法規并非適應每個學齡段、每個學校。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情況有較大差異，而不同年齡段孩子易出錯、易違規的點也不相同。

“換句話講，每個學校應當由教師和學生一起制定一個適合其實際的規則，這種規則應當是透明的、公開的、每個教師和學生都知道的，然后在這個規則下去實現教育懲戒權。”儲朝暉強調，制定規則時可聽取學生建議，在此基礎上實施懲戒，更有利于學生成長，培養其“自律意識”。“這需要教師具備‘教育智慧’，若非如此，依賴‘懲戒’育人，便是‘粗魯的教育’，這不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