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大齡青年的戀愛問題成了一個爆炸性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是因為5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了婚嫁的高峰期，另一方面，大批知青返城時已成了大齡青年。當年在上海，為青年人找對象可謂是社會總動員，各單位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紛紛開展各種活動，千方百計給他們牽線搭橋，原上海電氣公司合金材料總廠的工會副主席謝菊仙、飛躍電器廠的工人彭珠鳳以及輕工政治輪訓學校的老師范本良都成了活躍一時的熱心紅娘。在那個純真的年代，青年人的擇偶標準最注重的是人的品行。

被耽誤的青春

彭珠鳳原本是上海市飛躍電器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后來卻戲劇性地被調到當時的南市區婦聯做起了專職紅娘，她的人生軌跡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改變，源自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突如其來的一個巨大的社會難題。

當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也就是“光榮媽媽”們的孩子，陸續都到了婚育的年齡。于是，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單身男女青年，當時稱為“大齡青年”。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本來人口基數就比較大，他們大多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返城時已經耽誤了青春，有的在十年動亂后，為改變命運忙于高考，把個人問題拋在了腦后，進入80年代后許多人都成了大齡青年。

原上海合金材料總廠工會副主席謝菊仙回憶說，當時廠里一千五六百人，有三百多個大齡青年。而據上海市地方志記載，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青年主要的擇偶方式是由親朋好友介紹，接觸面相當小，同事、鄰居在男女青年的牽線搭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1982年7月29日，對于在上海南市區副食品公司賣豬肉的小伙子金圣軻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在之前的兩天，他一直徹夜難眠，原來，他的鄰居彭珠鳳為27歲的他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小杜，29日那天他們就要見面了。在經歷過很多次不成功的相親之后，金圣軻有些忐忑不安，

其實他身高一米七八，濃眉大眼，挺好的一個小伙子，可就是找不到另一半。

金圣軻出生于1955年，那時候新中國成立不久，人口開始大幅度增長，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個詞叫“光榮媽媽”，以多生多育為榮。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像金圣軻這樣的多子女家庭，由于生活拮據，住房緊張，結婚成了“老大難”問題。金圣軻回憶當時家里住房的窘迫：“我們家當時是九個小孩，九個小孩（和父母）就住在一間，十六個平方米的一間房間。當時家里面還有一個閣樓，六個男的睡在閣樓上面，四五個女的睡在下面，爸爸跟媽媽是分開睡的，沒有辦法，當時子女多嘛。”

當時金圣軻窮得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他該怎么去見人家姑娘呢？幸好他有位同班同學，由于是家里獨子，條件比較好，于是金圣軻向他借了一件當時很時髦和神氣的滌卡外衣，來到人民公園，開始了他和小杜的第一次約會。

人民公園是上海著名的“相親角”，從2004年開始，每周六這里就會出現龐大的“大齡未婚青年”家長團，心急如焚的他們親自代替子女征婚。人民公園之所以成為“相親圣地”，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拍攝于80年代的影視資料顯示，當時這里已經是滬上赫赫有名的“戀愛角”，每周六的晚上，有幾百個未婚青年男女，在親朋好友陪同下來這里相親。

人民公園關門后，兩人又轉戰來到外灘的“情人墻”，第一次見面，兩人對對方感覺甚為滿意，可謂一見鐘情。金圣軻回憶：“在外灘從（晚上）八點不到一直談到夜里十二點鐘。”杜桂英覺得：“談談覺得時間過得很快的，一會兒怎么這么晚了。”

外灘情人墻

從70年代末開始，一百多萬上山下鄉的上海知青陸續返滬，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怕失去回城機會而不愿在農村結婚，于是都成了大齡未婚青年。上海市浦東新區“黨員紅娘工作室”的負責人范本良阿姨當年也是其中的一位，她記得自己回到上海的時候已經29歲，卻還沒有談戀愛，就是怕在農村談了戀愛后，雙方無法都回城而造成兩地分居甚至婚姻破裂。

從18歲到28歲，上海姑娘周菊萍最美好的青春歲月，全都奉獻給了黑龍江農場。受家庭環境熏陶，她從小就熱愛文藝，能歌善舞，在黑龍江插隊落戶的時候，被安排到農場當小學老師。這樣才貌雙全的姑娘，當時不知道拒絕了多少追求者。當地極端寒冷的氣候，讓她堅定了一定要回上海的決心，她回憶道：“自己心里想，還是回到上海來，那邊實在太冷了，最冷的時候呢，是零下二十五度到零下四十度左右，地里面都穿這么高的靴子，真的是叫‘水跟泥’，我們叫‘水泥’。因為自己想回來，所以就不談朋友。”

1980年，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周菊萍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被安排在閘北青云街道里弄加工組，當時已經28歲的“大姑娘”成了父母的一塊心病。

紅娘： 甜蜜的事業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熟人社會”逐步向“陌生人社會”過渡，陸續回滬的百萬知青也加劇了婚姻的“老大難”問題，當時上海的各級共青團組織、工會、婦聯等社會團體對這個社會問題極為重視，想方設法舉辦活動，為大齡青年的婚戀創造條件。

原上海合金材料總廠工會副主席謝菊仙回憶，1978年廠里就成立了“聯姻之家”，1984年四五月份，她還曾到北京參加全國紅娘工作經驗交談會，商討為大齡青年解決婚姻難的問題。彭珠鳳記得當時的報紙上刊登中央領導如陳云等也很關心這個問題，希望各級組織都能關心大齡青年。

1984年7月，上海市工青婦等組織聯合舉辦了大齡青年聯誼會，在彭珠鳳的印象中，類似的納涼晚會、浦江夜游、聯誼舞會等等，當年每個月都會舉辦三五次。大齡青年的社會交際面廣了，擇偶半徑也不斷擴大。當時各企業對本廠職工的婚姻問題也很關心，彭珠鳳記得當時南市區婦聯成立了一個婚姻咨詢服務站，由她負責，于是她們就發動區內區外的企業，上鋼三廠的工會主席送來1 200個小伙子，國棉廠的工會主席不甘示弱，也送來了約1 000名紡織女工。接著，他們就組織集體的聯誼舞會給青年人提供交往的平臺，而在跳集體舞或交誼舞的過程中，彭珠鳳等紅娘們也發現，由于當時社會風氣并不是那么開放，青年男女跳舞時都比較害羞和矜持，不是很放得開。謝菊仙回憶道：“他們就頭低下來這樣跳，怕難為情，不好意思，沒有見過這個世面。手是牽著的，男同志一只手搭在她腰上，不碰面的，離得很開，盡量不靠近，怕難為情。”

而在舞會后，紅娘們對后續工作也相當盡心盡力，彭珠鳳回憶，她會詢問跳過舞的青年男女對彼此的印象，印象不錯的就鼓勵他們積極交往，并對雙方的戀愛進展予以關注。“我看到是20號姑娘，我就把她喊過來對她說，剛剛跟你跳舞的這個小伙子你看怎么樣？她說蠻好，那么我就說，既然你們蠻好的，那么你們出去以后就去談。然后我就把他們兩個人的表格拉出來，用別針別在一起擺開，我們也好去跟蹤，他們到底談得怎么樣了，談到什么程度。”

1984年7月上海市工青婦聯合舉辦的大齡青年交誼晚會

1984年，曾在云南插隊落戶的知青王國生回上海已經有五年時間了，年過三十的他仍然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王國生回憶，傣族人十七八歲就要討老婆了，但是上海知青在那里不敢結婚，因為當時害怕回不了上海。

王國生沒有想到，這年夏天，他所在的上海消防水帶廠也加入了為大齡青年舉辦交友舞會的熱潮，在舞會上，他遇到了令自己的心動女生，她就是從黑龍江回來的周菊萍。王國生的婚戀究竟是如何發生轉機的呢？原來當時王國生并不太會跳舞，而周菊萍本來就能歌善舞，就主動跑過去教王國生跳舞，這讓王國生一下子對周菊萍產生了好感。王國生和周菊萍沒有想到，跳舞讓他們倆在茫茫人海中相識、相知并最終結婚，跳舞又成了他們日后謀生的飯碗。1998年以后，王國生和周菊萍開始參加上海市的各種交誼舞大賽，沒想到竟然一舉奪魁，之后兩個人成了交誼舞的專職教練。不過，現在來學跳舞的都是以健身和娛樂為目的的中老年人，而在20世紀80年代，彭珠鳳利用跳舞這種形式，把幾百對青年男女送進了婚姻的殿堂。她的體會是，這是一種高效的方式，“跳舞時人與人之間比較近，容易產生親近的感覺，所以這樣容易成雙成對，又能解決得多。這樣的一大批人跳舞，比如300個人跳舞，一晚上總歸有十幾對、近二十對就能夠談（戀愛），所以快呀”。

彭珠鳳做紅娘做得小有名氣，在1984年，上海電視臺專門拍攝了《她樂于做紅娘》的紀錄片。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彭珠鳳這根紅娘的線一直牽在手中。她記得80年代時，曾為一米八○的黃偉榮和一米六九的張蓮娟牽線，兩人最終喜結連理。紀錄片中記錄了她去三口之家探望的情景，當時黃偉榮和張蓮娟的兒子黃安毅還只有兩歲，而如今，黃安毅已經從醫科大學畢業，在瑞金醫院實習，有趣的是，黃偉榮和張蓮娟又找到了彭珠鳳，請求兩人當年的月老再為自己的兒子物色個媳婦。

彭珠鳳回想自己當紅娘的經歷，“自己開始做做也沒有什么想法，后來越做越順，越做越好。到最后他們講，彭師傅，你很有技巧的，都成功，所以后來人家都認得我了，我又上了電視嘛，來找我的人人山人海，最多一晚上是介紹了12對、24個，少一點總歸也有三五對”。

彭珠鳳（右）安排男女青年見面相親

求助紅娘彭珠鳳的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工作之余，她發動全家甚至六歲的兒子一起上陣。每天她要約定五六對男女青年會面，所用的信封、

信紙和郵票，都是她用自己的錢買來的，她給有誠意的未婚青年寫信，為求偶者巧點鴛鴦譜。那時候沒有手機，因為聯絡不便還鬧過不少笑話。彭珠鳳記得她曾為一位患了小兒麻痹癥而腿腳殘疾的男青年和一位高度近視的大齡姑娘牽線。第二天，彭珠鳳就約兩個人見面，沒想到約會現場竟然出現了兩個腿腳殘疾的男青年，這該如何相認呢？她靈機一動，把自己歲的兒子叫了過來，她讓兒子分別走到這兩位男青年身旁，慢慢地說“媽媽，你的名字我知道的，叫彭珠鳳”，果然其中的一位馬上跳起來問她：“你就是彭珠鳳啊？”她通過這個辦法認出了那位男青年。

戀愛的純真年代

20世紀80年代，上海人的婚戀觀仍相對保守、單純，既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樣看重出身身份，也不像90年代后那樣將物質條件放在一個更高的地位，但同時人們對婚戀的看法也慢慢產生了變化，婚姻戀愛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變得可以公開討論，一些新鮮事物出現了，比如征婚廣告。新中國第一個登征婚廣告的人是誰？媒體的普遍說法是四川教師丁乃鈞，1981年他剛摘去“右派”帽子不久，就大膽求助《人民日報》下屬的《市場報》征婚，舉國轟動，可是誰能想到，上海有一位姑娘的征婚啟事，早在1980年8月就已經發表在《青年一代》雜志上，比丁乃鈞早了五個月。

在征婚啟事上，這位姑娘寫道：“編輯同志： 我已經是二十七歲的大姑娘了，還未曾嘗過戀愛的滋味，我期望能找到一個感情豐富、有事業心的青年，可是，在我周圍很少有我心目中的對象，也沒有什么社交活動可以參加，請人介紹吧，也是很別扭的，我該怎么辦呢？”

原《青年一代》主編夏畫回憶道：“1980年，我們《青年一代》提出這樣子一個‘大姑娘的苦惱’以后，就收到600多封來信，全部都要向她來求婚。我們編輯部呢，找了其中十個男青年到編輯部來，一個個過堂，一個個相面，就是問他，你怎么樣想這個姑娘。”

1980年8月《青年一代》雜志上刊登的“大姑娘的煩惱”

《青年一代》創刊于1979年，當時它提出關注年輕人的婚姻、戀愛、家庭，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反響。夏畫回憶，那個時候社會氛圍是不允許你

談戀愛、婚姻、家庭問題的。所以1979年9月，《青年一代》的這篇《甜蜜的愛情，幸福的生活》一刊登以后，《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報，外國通訊社如法新社馬上增發了一條新聞，稱中國開始打破了戀愛、婚姻的禁區。

在解決了“大姑娘的苦惱”之后，編輯部又從應征的600多個小伙子里精心篩選出7個，倒過來面向全國為小伙子“征友”，整個過程歷時半年之久。夏畫還記得那時的情況：“為七個大小伙子征友，那個時候還不講征婚，陸陸續續來了2 300多封信，每個人（小伙子）都抽了五個人（姑娘），你可以談一到五個，第五個是最后一個，你再談不成功我們也不介紹了。”由此也可見當時人們對于征婚征友的鄭重其事。

1980年熱映的電影《甜蜜的事業》曾榮獲第三屆電影“百花獎”最佳導演獎，這部影片最牛的地方是它讓中國的觀眾首次在銀幕上看到了女跑男追的慢鏡頭。上海向來是中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街頭上也出現了以“大三角”和“小三角”姿態兜馬路的情侶。所謂“小三角”就是男女雙方手臂互相勾著；而“大三角”就是男青年抄著女青年的腰，或是雙方搭了肩膀抄著腰行走。陳德容老人回憶，當時“小三角”蠻多，而“大三角”還相對少見。

當年的戀愛青年，在牽手時和結婚后，對于物質條件看得并沒有那么重，即便你一無所有，我依然愛你，這是那個年代渴望愛情的年輕人的心聲。因此當搖滾歌手崔健跳上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舞臺，嘶啞著嗓子吼出“這是你的手在顫抖，這是你的淚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訴我，你愛我一無所有”的時候，臺下是雷鳴般的掌聲和淚流滿面的觀眾。

謝菊仙的丈夫楊銳思回憶起兩人結婚之初的情形：“當初結婚的時候，像現在所說的叫‘裸婚’，家里沒房子、沒車子，條件相當差，借了6平方米的房間就作為婚房，什么辦喜酒都沒的，就發點喜糖這樣簡單。”雖然條件艱苦，但是人們堅信，勞動可以創造一切。金圣軻和杜桂英結婚的時候，也是一窮二白，夫妻倆住在哥哥的房子里，金圣軻每天凌晨2點起床賣豬肉，菜場下班以后還要騎上黃魚車送貨，以賺錢補貼家用。

賺了錢后，他花了2300元錢買了一間私房改善居住條件，而當時他的月工資才40多元，可見他當時賺錢的拼命勁頭。

光陰荏苒，大齡青年換了一茬又一茬，似曾相識的場景仍在上演，雖然20世紀80年代距離我們已經越來越遙遠了，但是那個時代男女青年純真的戀愛方式和觀念，至今讓我們懷念。

日本姑娘嫁入石庫門

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對外開放，人們的思想也開始活躍起來，隨著與國外聯系的增多，再加上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當時“嫁到國外去”成為很多上海姑娘的目標，在當時拍攝的紀錄片里，我們能看到一幕幕上海姑娘與外國男性登記結婚的場景。

據上海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記處統計，1977年至1979年上海市涉外婚姻共有446對，而從1986年到1990年則猛增到5 502對。當時社會上還出現了很多擔憂的聲音，說姑娘都嫁出去了怎么辦呢？其實，有嫁出去的，自然也有嫁進來的，來自日本東京的村上牧子姑娘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9年12月25日，牧子跟隨一個日本文化旅游團來到上海，在華東師范大學進行短期的漢語培訓，牧子沒有想到，她即將在這里邂逅一段浪漫的師生戀。王幼敏是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的副教授，也是當時牧子的老師，課間休息，牧子都會把黑板擦得很干凈，時間長了，引起了王幼敏的注意，他覺得這位日本學生很懂得尊重老師。王幼敏當時已經36歲了，大齡未婚，除了因為考大學、讀研究生耽誤了終身大事之外，當時上海姑娘的擇偶標準發生重大改變，也是他被“剩下”的重要原因。

上海姑娘的擇偶標準在不同時代有很多版本，比如“五十年代找工人，六十年代選農民，七十年代解放軍，八十年代嫁文憑”，還有一種說法是要符合“五大員”，即“長相像演員，工資像海員，身體像運動員，政治上是黨員，態度像服務員”。另外，姑娘們還普遍追求“三高”，一是個子高，二是學歷高，三是工資高，后兩項，王幼敏基本滿足，但是在一條上，只有一米六五的王幼敏打了個大折扣，而日本姑娘卻沒有把身高這一條作為一個硬性條件。

牧子熱愛中國文化，在華師大留學的幾個月時間里，她走遍了上海的名人故居，而導游正是漢語老師王幼敏，不知不覺中，兩個年輕人的心中

迸發出愛的火花。1991年1月，在上海姑娘的出國大潮中，日本姑娘牧子勇敢地嫁入了石庫門。

牧子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走進石庫門弄堂的情景： 王幼敏讓她不要說話，不要暴露自己是外國人，她是懷著緊張的心情走進石庫門的。當時王幼敏覺得，一個外國人走進弄堂，還是件新鮮事，很容易引起圍觀。

淳樸的牧子嫁到石庫門后，她的婚姻生活遭遇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首先是住房的局促，王幼敏描述當時的情景：“同一間房間里面分成兩間，隔板隔一隔，上面天花板都是通的，那你說夫妻生活怎么過？你要想表示親密一下都不可以，聲音前后都通，我的父母就在后面。”

一間房間里面住兩對夫妻，這讓來自日本的牧子感到不可思議。可是，還有讓牧子更加難以忍受的事情，那就是不能洗澡。有學者戲稱日本是“洗澡的民族”，對于日本人來說，不能每天洗澡是個很大的痛苦。牧子好干凈，于是只能因陋就簡，拉起窗簾，在一個紅漆大木盆里放一點熱水擦洗身體。

王幼敏和村上牧子夫婦結婚登記照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牧子不僅適應了石庫門，還學會了說上海話，她快樂地“在中國做老百姓，生活在上海平民中”。牧子說：“這哪能行呢？這哪能辦呢？我不曉得。這三句（上海話）經常說。上海話在上海生活、工作是必須要學習的，能聽懂和聽不懂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比如說，買菜時，我問他‘這幾鈿（多少錢）’？回答可能是八角一斤。我問‘多少錢啊？’的話，可能回答是一塊錢一斤。那個時候我說上海話和不說上海話，他的價錢和態度都不一樣的。”

摘自上海音像資料館編：《上海故事：走近遠去的城市記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所收錄的文章改編自上海電視臺同名紀錄片欄目《上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