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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河姆渡的豬紋陶缽開始,首博全景呈現古越文明
由北京市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聯合主辦的“穿越——浙江歷史文化展”將于明天在首都博物館展出。今天上午,首都博物館舉辦發布會并組織媒體探班展覽。此次展覽將展出450余件古代浙江、越地寶藏,其中僅一級文物百余件,是浙江地區的文物文化資源首次在京全景式呈現。包括已被載入教科書的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文物、良渚古城遺址出土文物等,此次展覽也將一一呈現。
“穿越——浙江歷史文化展”從史前直至明清時期,展示了浙江歷史文化的燦爛輝煌。浙江古稱“越”,展覽中古代浙江、越地寶藏悉數登場,本次展覽借展文物376組件,若以每一件展品為單位估算,總數量近450件。部分展品出自最新的考古發現,尚未定級,目前僅一級文物數量已達百余件。從文物的歷史分布和所在地區、珍貴程度來看,這是第一次在首都全景呈現浙江地區的文物文化資源。
展覽按照浙江歷史發展脈絡加以歸納總結,形成一條主線,六個單元,突出四個文化高峰。包括了史前時期以良渚文化“五千年文明圣地”為主體,所形成的史前時期第一個高峰;以古越國紹興會稽為代表的第二個高峰;隋唐開鑿大運河貫通南北為江南地區的發展埋下伏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吳越國形成的第三個高峰;南宋皇都臨安為代表的第四個高峰。這四個高峰,即為本次展覽的展示峰值,將在展覽中進行重點體現。
發布會當天,“穿越——浙江歷史文化展”策展人、國內合作與民族、考古研究部副研究員俞嘉馨進行了導覽,讓我們一起“穿越”到神秘多彩的越國文明。

水鄉澤國:多件“教科書級別”文物亮相
今天的浙江依舊是天府之國,魚米之鄉。而這種豐饒和濕潤的淵源其實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展覽的第一個單元名為“水鄉澤國”,以錢塘江為界限,北部是河姆渡文化,南部是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等。第一部分就主要呈現了這些文明的重要歷史遺跡。馬家浜文化是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為浙江省嘉興市南湖鄉天帶橋村馬家浜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年代約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7000余年的歷史,到前4000年左右發展為崧澤文化,崧澤文化上承馬家浜,下啟良渚文明,是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史前文明的重要一環。

“我們的展覽標題為“穿越”,大家今天回到浙江的時候,你會發現山水是沒有太多變化的,我們會希望如果觀眾走出展廳,再到浙江的時候,會在領略浙地的大好風光時也感受到文化的厚度。”俞嘉馨說。
第一部分的多個展品為“教科書級別”的,是有著重要的標志性價值的。如下圖的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腰沿釜和陶灶,二者可以配套使用。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浙江省博。陶灶在當時是很少見的,這件夾砂灰陶灶的兩側和后壁上都有凸點,可以穩定地支持炊具,火門外敞以便投柴,結構合理。

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陶灶

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腰沿釜
下圖的這件豬紋陶缽也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紋樣雕刻寫實憨態可掬,也間接反映了河姆渡時期動物馴化和家畜飼養已經得到一定的發展。

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豬紋陶缽
下圖的這件為崧澤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的人首陶瓶。有專家認為這種著重塑造頭部,執意刻劃五官的方式,是原始社會崇拜對象由人格化向人形化轉變的產物,也是由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的過渡。崧澤文化的陶器多用還原焰燒成,呈灰色,陶胎均勻細膩。豆盤類器物己經使用快輪成型,做工精細,效率提升。相較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陶器顯示出了更專業化的生產方式。

馬家浜和崧澤文化都有非常有特色的文物,其中也不乏一些造型奇特的文物,如下圖的崧澤文化的塔形壺,它的功能可能就與當時的祭豐收求甘霖等的宗教活動有關。尖頂長頸表現了先民對于天的崇拜,密集的孔是對天上繁星的敬仰。

崧澤文化塔形壺
古越春秋:青銅鳩仗再現斷發文身習俗
策展人談到,這部分可以刷新觀眾對于古越的認識。古越國雖然是蠻夷之地,但是同樣有極為精彩的文化。比如下圖的這個春秋時期的青銅鳩杖,是1990年紹興市漓渚鎮中莊村壩頭山出土的。青銅鳩杖因杖首頂端立鳩鳥而得名。鳩自西周始便是尚齒敬老的象征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崇鳩風尚,緣于越國對鳥圖騰的崇拜杖底端跪坐的人蓄發至額前和耳部,腦后一椎髻,橫穿一簪,通體飾幾何紋、蟬紋、卷云紋等,腰間系帶,真實地再現了古越人“斷發文身”的習俗。

貴族生活,取精用宏,留存至今的精美器用多反映了文化的精粹部分,但卻不能代表一般百姓的生活。貴族所用青銅器,大多為禮器,日常還以陶器為主。至商代,帶釉原始瓷誕生了,但并非一般平民所使用。
印紋硬陶與原始瓷器是先秦越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他們起源于商周,迄止于戰國。凡有越人的地方,總能找到它們的身影。作為由陶到瓷發展的中介,大概在商時期,越地開始燒制原始瓷,并在當時獨占鰲頭。在此基礎上,越人的后裔在東漢時期燒制出了成熟的瓷器。

西周時期的印紋硬陶乳丁紋陶簋

鳳鳥紋銅插座


伎樂銅屋
這件器物非常精美,銅屋內共塑六人,均跽坐且束發探身。前排二人雙手相交于小腹,應是樂伎,似在吟唱,胸前明顯塑出乳突,應為女性。其余四人或作吹笙狀,或作撫琴彈撥狀,或執槌作擊鼓狀,或執小棍作擊筑狀,當為樂師。銅屋中的鼓,用一個架子懸于中間,演奏者右手執一槌擊之。該演奏者面向西,處于獨特的演出位置,在整個銅屋音樂演奏中居于指揮的地位。
“空山新雨”:漢文明的南下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皇統一六國后,五巡天下,廢分封,置郡縣;于三十七年東巡至會稽,正月甲戌,道度諸暨而至大越,登東山,祭大禹,望于南海。乃取錢塘岑石,刻文樹碑,以彰其一統宇內之功,頌帝王萬世之業。”
秦漢九朝八百年間,越地經歷了從蕭條、復蘇到繁榮的漫長過程,最終被納進入北方的龐大組織當中。在秦漢帝國的制度下,這片土地上終于建立了“天下國家”的體制。雖然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們的生活方式依然多元并存,不論日常起居,還是歲時節慶,仍然保持著更多本地的面貌。不斷南遷的北人,從暫住到久居,帶來了新的生活習俗、思想信仰,猶如潤物新雨,潛移默化地令古老的越地煥發出新的模樣。
這一部分的布展用青綠色,展覽的展品也非常精致。
如下圖的越窯青釉胡人俑、越窯青釉仕女俑。武士俑頭戴尖頂翻蓋帽,帽檐外突,后有系帶。武士身著斜襟交領寬袖大袍,右手持環首刀,左手持盾。該俑五官有胡人特征,尖頂帽為胡人風格,但穿著的衣服卻是典型的漢人服飾,顯示了西晉時期漢胡文化的融合。
仕女俑頭挽造型優美、錯落有致的裝飾狀發髻,并用陰線刻出發絲。身著斜襟交領長袍。右手握扇,左手懷抱幼兒。幼兒頭挽雙髻,左手抱一瓜棱球形物,兩件人俑的身體和頭部中空。耳部和帽沿處有對稱小孔,應是為了防止焙燒時炸裂而做的出氣孔,可見當時越窯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高度。西晉瓷俑主要流行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制作精細。

下面的這件越窯青釉雞首壺也非常重要。雞首壺在三國至隋唐時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現。雞為陽性,有禳災除兇之意。應劭《風俗通義》載,雞可以“御死辟惡”;又司報時,名“午時雞”“司夜雞”,有驅百鬼、祛百病、辟邪惡的厭勝功能。將雞首壺鑿做成黃鼬形較為罕見。黃鼬俗名黃鼠狼,是雞的天敵,將兩者組合在一起,構思妙趣橫生。

越窯青釉雞首壺
堆塑罐流行于三國西晉時期,是江南地區較為常見的隨葬瓷器。這件堆塑罐的龜趺碑上刻“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銘文。所堆塑的樓臺是現實生活的場景的寫照,也是天宮樓閣的表達。殿闕間多個胡人俑或撫琴,或吹笙,或擊鼓,或說唱,形神兼備。罐體腹壁四周堆貼騎射、禽獸等圖案。該件文物受道教影響頗多,是神仙思想的一種反映,表達了兩晉江南士族、官僚對富貴享樂的向往和對長生不死的追求。



下面的這件甌窯青釉點彩牛形燈盞也是一件“網紅”。燈的主體為一牛形,牛作擬人的直立姿態,前肢似插腰,后腿作騎馬蹲檔式。牛身為一中空的圓柱,頂端和末端后壁開方孔,用以插燈芯。下有盛燈油用的侈口淺腹盤。一上細下粗的曲柄由頂端口沿連至底盤口。牛的雙眼和嘴部點褐彩。整器構思巧妙。

五代時期浙江出土的部分文物也十分精美,如下圖的鎏金鏨花銀渣斗。

宋以來的浙江:民物阜蕃
宋代以后的浙江,士人群體構成復雜化,生活內客、思想意識、藝術品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多元化。時至南親,國家偏安一隅,人口南遷。相對開明的朝政帶來了j、文化、制度建設等各方面的成就,與此同時,南宋又始終面臨著外部環境的挑戰。
宋代希望通過恢復、再現“三代禮制”以求治國和加強皇權,因而仿制了許多商周青銅器,如下圖的銜環銅虎。南宋紹興五年制的銅虎腹部陰刻:“紹興五年三月九日,修內司奉圣旨制造,并環重十斤。”銘文較淺,記錄了年號、制造機構、重量等,與宋代衡器的特征相符。修內司是掌管宮殿、太廟修繕事務的機構,故此器可能為皇家宗廟祭祀法器中的衡器。

下圖水晶璧為南宋文物,2016年臺州市黃巖區南宋趙伯澐墓出土。水晶壁穿系的絲質編織繩帶保存完好如初,清晰地展示了水晶璧不僅是美觀的佩飾,還有壓制飛揚、輕薄的絲綢衣物實用功能。此外,以往宋墓所發掘類似水晶璧的孔壁均為對稱內削,而這件孔壁垂直。


鎏金銅佛立像
浙江作為中華民族五千年光輝燦爛文明重要組成部分,地域文化豐富多彩,歷史綿長。此次展覽除了浙江省博物館的鼎力支持,出借了大量精品文物外,在浙江各地縣的博物館當中,越地精品也在靜靜講述著各自的精彩。
展期持續至2020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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