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葦：加繆，不一樣的燈火

2019-10-21 11:5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刊于《書城》2019年8月號

傍晚時分，埃菲爾鐵塔的金黃色燈光如期而至。我們若乘著游船，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仰望，從高聳入云的塔尖到盤踞在大地上的塔底，線條優美，明暗交錯，百看不厭。鐵塔看起來像個龐然大物，披著盛裝，傲視萬物。但我們若仔細端詳，就會發現，天空才是這龐然大物的唯一重要背景。云經歷了一天的飄游，稍顯慵懶，它們緩慢而隨意地飄在天上，穿過鐵塔，這使鐵塔看起來翩然欲飛。游船慢慢移動，經過一座又一座橋。有的橋非常安靜，整座橋上只出現一個凝望河水的異鄉人身影。梧桐樹的葉子積攢著季節變換的優美與感傷，與塞納河兩岸的氣氛最為合拍。黃昏兩岸的窗戶中也透出夜幕臨近之時的悸動，已點燈卻未拉上窗簾的人家，制造了只有在塞納河畔才能夠顯現出的肆無忌憚。那些敞開的窗口和從中所透出的淡黃色微光，無不蔑視著窺探者的好奇，它們只袒露著自己今天的樣貌：一盞模糊的古舊臺燈、一件隱約的巴黎風衣、一束窗臺前的鮮花盆景、一尊沉思的寂寞雕像……

真是不一樣的燈火。

加繆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1957年）

讓我們離開巴黎，來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這一天的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現場燈火明亮，掌聲雷動。加繆滿懷喜悅，又流露出不安之色，像一位導演惡作劇成功之后的鄰家男孩。他隨后帶著略顯拘謹的笑容走向領獎臺，站定之后，他很快忘掉了聚光燈和周遭人群，開始沉浸到他一貫的激情中去。他那低沉又堅定的聲音在那一天傳遍了全世界：“確切地說，今天的作家不應為制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否則，他將形影相吊，遠離真正的藝術……如果作家的使命是團結盡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謊言和奴性。這個世界充滿著謊言和奴性，孤獨的瘋草到處瘋長。無論我們每個人有怎樣的弱點，作家職業的高貴永遠根植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壓迫。”加繆因《局外人》和《鼠疫》獲得了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那是屬于加繆的歷史瞬間。

《局外人》：身陷囹圄的局內人

讓我們首先翻開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局外人》這本書。

一個理性的老實人默爾索，因為一樁罪不至死的過失殺人事故被法庭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處以極刑，而直接定罪原因竟然是他對母親之死所表現出來的“不合常理”的“冷漠”，檢察官指責他“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母親”。換句話說，他被社會道德習俗判了死罪。一個審判刑事案件的法庭成了指證“當事人”如何與常人不同的詭異場所。默爾索對檢察官的控訴深感驚訝荒謬，但他發現自己竟然無權參與到決定自己命運的辯論中，他感到不滿，他認為，“無論如何罪犯畢竟還是我”。

《局外人》
[法] 加繆著
柳鳴九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

在《局外人》中，一樁堪稱簡單的過失殺人案件在審理過程中，一步一步演變成對默爾索的靈魂和道德審判，而后檢察官認定默爾索這樣“沒有靈魂的人”極為危險，屬于不可饒恕的人民公敵，最后，包括陪審團在內的法庭判處默爾索死刑。正如柳鳴九在《加繆全集》總序中總結的那樣：“他（默爾索）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細節竟被觀念、習俗的體系特別挑選出來，并被精心編織成為一個十惡不赦的犯罪神話。”

這部小說深刻揭示了默爾索與他人、與社會、與命運之間的關系，即一種無法靠近的隔膜和一種無法調和的沖突。默爾索不肯低頭，他的反抗簡單明了：堅持“實現自我”，拒絕成為世俗人情要求他成為的那一種人。這算是他一個人的勝利。平日里，他誠實溫和，不撒謊，也不趨附潮流，當別人熱衷于在人生舞臺上盡情表演和贏取掌聲時，他漠然不為所動，他的快樂自有來處。他平淡地感受著不被理解、不被接納的不合群之人的孤獨。可以說，他雖然于世無害，可是的確不討人喜歡。犯案后，在決定生死的關頭，他依然拒絕了律師要求他撒謊的建議，拒絕了法官要他認錯的建議，無論是律師、神甫還是法官，乃至未來的刑場看客，都無法操縱默爾索的價值觀。被剝奪了應有情感權利的他，以冷靜、無動于衷的態度，像一個“局外人”那樣，觀看自己的結局。

默爾索對“合群”和死亡的蔑視，并非什么殉道者的勇敢，而僅僅是他不肯讓自己真實的心靈被任何東西褻瀆。對于社會而言，他的確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局外人”，而對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言，他卻可以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局內人”，他對自己的靈魂負責。與默爾索相比，大多數人的一生并沒有多少勇氣對自己的靈魂負責，而只是不知不覺地成為自身命運的“局外人”。

默爾索與世界的關系既荒謬又真實，雖然他的口頭禪是“無所謂”，但他的淡然外表下深藏著一顆敏感誠實的心靈。他具備著未經訓練的荒誕和悲劇意識，對于人的存在頗有清醒認識，對于愛和美，他也有獨特感受，他并非沒有快樂和崇高，他只是在已經覺悟的心靈中守護本真。我甚至設想，如果默爾索生活在《鼠疫》書中那樣的悲慘環境中，善良的他一定會成為一位勇于犧牲、樂于助人的志愿者。他對于社會的“危害”就在于，他從思想和行為上拒絕服從世俗準則的要求，這樣的“危害”比殺人、偷盜等罪行“大”得多，因而遭到社會慣性的報復。

拉康認為，人的欲望是對他者欲望的欲望，人就是在他者的欲望中被異化的。因而人們在追尋真實“自我”的路途中披荊斬棘，卻常常只在重復那些約定俗成的、鏡像化的觀念。比如現在這個時代，科技已經高度發達。也許某一天，我們一覺醒來上個街，就會發現街上微笑著的人群，全是披著人類肌膚的超人，我們將在淚流滿面中學會辨別：我們并沒有愛上一個機器人。但人類在思想領域的步伐卻慢慢吞吞，沒有一位大思想家能夠指明宗教、種族和解的根本路徑。常見的倒是，流行文化和利益合流，以“流量”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人的偽生存狀況。在這些流量多寡的背后，浮出一個欲望世界的影像。人們打心眼里鄙視那些純然而無用的理想，人們挖空心思地打著各種高尚旗號追求物質利益，從政治、文化到愛情、尊嚴，一切都可以進行炒作和經營，而那些真正踐行著“純然而無用”理想的價值原則的“另類”，則成為被人們暗暗嘲笑的對象。然而，如果世界上果然有極少數人，完全拒絕被同化，或者說，當這些“另類”從未意識到自己處于“另類”的境遇，而是全然陶醉于自己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時，人們就覺得自己的臉上挨了一記重拳，覺得“勝利”沒有了參照物，于是人們集結起來，制造出層出不窮的理論，竭盡全力地想讓“異類”們認識到他們“一無所有”的“失敗”。

默爾索正是這種拒絕被同化的人。不但拒絕，他還打碎了所有的鏡子。

他覺得自己一直真實而且幸福。具有宗教意識卻不信教的默爾索拒絕按照神甫的建議向上帝懺悔，他也在臨終前想念起自己的母親，理解了母親生命最后時光的幸福，并且以一個徹悟者的心態感受到了人間的幸福：“現在我面對著這個充滿了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局外人》出版時，法國正處于法西斯的魔爪之下。加繆因此篇小說而聲名大噪。他采用白描手法，以冷靜簡潔、深邃又富有哲思的語言，塑造了一個質樸誠實的“局外人”形象，我以為，加繆以“局外人”默爾索的精神內涵寫出了這部關于“局外人”命運的作品。必須提及的是，該小說的名字在法語中叫《陌生人》，因此英文版的小說名字也叫《陌生人》，臺灣的最早譯本則為《異鄉人》。大陸中文譯本最早由孟安翻譯，出版于一九六一年，其書名《局外人》契合加繆小說的本義，體現了小說的精髓和哲學內涵，令人過目不忘。

默爾索無法接受的罪名不可思議，如果我們對一個人說“我們因為你和我們不一樣而判處你死刑”，那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一樣，但那就是默爾索被置于的荒誕處境，這又何嘗不是無數人在人生中被拋向的荒誕處境呢？

加繆作為一位具有濃郁現代意識的作家，對默爾索命運的探索也表達了他對現代社會中個人權利的深切關注。

加繆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加繆在書中描寫了兩個“法庭”：法律機器運轉的法庭及無處不在的道德法庭，這兩個“法庭”輪番攻擊，將默爾索送上絞刑臺，而加繆作為不動聲色的“局外人”作者，為默爾索的“另類”做了無罪辯護，不但辯護，他還贊美過默爾索：“他是窮人，是坦誠的人，喜愛光明正大……他是一個無任何英雄行為而自愿為真理而死的人。” 加繆還在為美國版《局外人》所寫的序言中寫道：“他（默爾索）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默爾索清楚自己對世界的熱愛，他只是一個不合作者。一個不合作者的勝利與反抗只有一種：那就是不合作。考慮到寫作的時代背景，加繆塑造出這樣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可謂用心良苦。

美國版《局外人》（1946）

我們如果研究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從古至今，人類社會對于“異己”的仇恨讓多少人粉身碎骨，人頭落地。唯種族論，唯信仰論，唯階級論，唯成分論，唯貧富論……無論哪一種偏見，都將所有人推向被侮辱、被損害的深淵，從而否定了人作為人而存在的價值。

這部小說令加繆紅得發紫，受到廣泛贊譽。評論家亨利·海爾稱《局外人》“站立在當代小說的最尖端”，羅蘭·巴特認為《局外人》“無疑是戰后第一部經典小說”，“它表明了一種決裂，代表著一種新的情感，沒有人對它持反對態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幾乎愛戀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學經典之一，《局外人》可謂風光十足。而“默爾索”這個名字，也因此具有了某種“永生”的意味。

每個人其實都是潛在的默爾索。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默爾索的特征：真實、自然、不媚俗、不從眾，但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都被逐漸改造成了“非我”，無法發掘自身心靈的真實和力量，而默爾索則至死都算得上是一個真實的自我。我是一個離不開鏡子的人，在我缺乏傳奇色彩的人生閱歷中，我從未遇見過像默爾索那樣敢于打碎鏡子、攪亂鏡像世界的“局內人”。

《鼠疫》：介入災難的行動

讓我們翻開加繆于一九四三年發表的一篇隨筆《西西弗神話》。通過對古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的重新解讀，加繆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如果荒謬與懲罰同在，那么，人也可以選擇在循環往復的悲劇命運中微笑抵抗。神話中的西西弗犯罪后被眾神施以懲罰，即永生永世都只能悲慘地推著一顆巨石。但加繆卻將這一故事加以發揮，他認為西西弗在推動巨石的過程中改變了自己被懲罰的命運。巨石一到山上，就滾下來，西西弗既不沮喪，也不放棄，而是繼續推動巨石上山，循環往復。這一解讀，沿襲了古希臘悲劇中對于“命運”悲愴本質的理解，又在這不可避免的悲劇中融進了作者的現代意識，即人通過蔑視必然的命運來抵抗荒謬，于是人就在反復的行動堅持中實現了對自我、對命運的超越，使幸福從荒謬中降臨，使心靈從虛無中得到升華。加繆的結論不乏樂觀：“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

在《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話》等著作出版前后的那些年，法國人因為抵抗納粹的收效甚微而失去意志力，灰心喪氣的絕望氣息籠罩著整個國家。漫長的國境線仿佛裸露在空氣中，任憑敵人的鐵蹄肆意踐踏。勝利幾乎不露一絲曙光。年輕的加繆在這段時間里并沒有沉默，他匿名在地下報紙《戰斗報》發表一系列文章評估局勢、鼓舞士氣，抨擊法國領導人的綏靖政策，給法國人帶去追求真理和踏實行動的勇氣。

《西西弗神話》
[法]加繆著
杜小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

接下來便有了一九四七年問世的《鼠疫》，這本書一出版即引起轟動，兩年內印了二十萬冊。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

該書寫了一個小城市里的人們在鼠疫臨城時被隔絕于世、展開自救的故事。二戰時的歐洲法西斯主義像一場“鼠疫”，讓歐洲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中。故事算不上復雜。一座叫奧蘭的北非小城突然間發生了鼠疫，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政客們依然心存僥幸，百般推諉掩飾，希望能夠渾水摸魚，乘機撈取各種利益。市民驚慌無助，無所事事，像行尸走肉般地過著反常的日子。醫生里厄憑著職業敏感第一個判斷出鼠疫臨城，他四處游說，組建了衛生防疫隊，與鼠疫展開搏斗。鼠疫在蔓延的過程中，希望無處萌生，里厄醫生忍受著與愛妻分離的痛苦，與好友塔魯和其他志愿者同仁日夜奔波在抗疫第一線。為了阻止瘟疫擴散，奧蘭后來不得不實施封城，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座孤島，無人能夠自由出入，城里的人不但與死亡為鄰，還要忍受與城外親友的分離，備受雙重折磨。人性中的貪婪、無恥、軟弱和虛偽也在這座死亡之城蔓延，如鼠疫一般。里厄醫生憑著崇高責任感、超強醫術、慈悲心腸和頑強意志，成為這場抗疫行動的主心骨，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隊伍中。他們采取隔離措施，嘗試疫苗，竭盡全力救治病人。最后鼠疫終于無聲消失，封城解禁，失散的人們開始團聚。愛，重新降臨。

拋棄等待，減少恐懼，采取行動，才可能阻止鼠疫蔓延，減少死亡。在反抗鼠疫的過程中，人作為存在者的尊嚴才真正顯現，換句話說，人若放棄抵抗，任憑鼠疫肆虐，人就不配為人，與動物無異。

《鼠疫》
[法]加繆著
顧方濟徐志仁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主角里厄醫生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對成為“英雄”和“圣人”都毫無興趣，他也不想成為“偉大的人”，只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深度道德的行動者，一個好醫生。當神甫帕納魯認為里厄“也在為拯救人類而工作”時，里厄回答說：“拯救人類，這句話對我來說是大而不當的。我沒有這么遠大的抱負。我關心的是人類的健康，首先是他們的健康。”里厄對神甫最后參加衛生防疫隊表示贊賞，他對神甫說：“現在連上帝都不可能把我們分開了。”里厄不是一個歷史決定論者，對于大話、空話和英雄主義理想都深惡痛絕，他只是不想束手待斃地活在“當下”，不信上帝的里厄也不在乎關于彼世天堂的描繪，他更關心如何從瘟疫手里救出一個孩子、一個老人。可以說，不想成為英雄的里厄是一個著眼于此世的道德英雄。不想成為圣人的里厄是一個真正的圣徒。一個著眼于現實的行動者，才是一個抵抗荒誕的勝利者。

對人間天堂的愛，才是里厄的力量源泉，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也是加繆的力量源泉。

《鼠疫》一書的紀實性描寫真實得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小說里有一段關于一個小孩子被鼠疫奪去性命的描寫：“恰恰在此時，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厲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聲呻吟起來。他就這樣蜷縮了好幾秒鐘，一陣陣痙攣和寒戰使他全身抖個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飆中折腰，正在高燒的陣陣風暴中斷裂開來，暴風雨過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燒似乎退去了，把他拋棄在潮濕而又臭氣熏天的沙灘上，他喘息著，短暫的休息已經酷似長眠了。當灼人的熱浪第三次襲擊他時，他略微抬了抬身，隨即蜷縮成一團，同時，出于對火焰般烤人的高燒的恐懼，他退縮到病床的盡頭里，發狂似的搖晃著腦袋，掀掉身上的軍毯。大滴大滴的眼淚從他紅腫的眼皮下涌出，順著他淺灰色的小臉流淌起來。發作一陣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縮著他那骨瘦如柴的雙腿和胳臂，經過四十八個小時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經消失殆盡了……”這個孩子的家人已經被送到隔離營，里厄醫生和塔魯等人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小生命從痛苦掙扎到消逝。當我們閱讀這樣逼真的描寫時，仿佛忘了虛構性，以為正置身于那樣殘酷的場景中。

加繆慣有的冷峻和平實的語言風格貫穿始終，加繆在這部小說中克制了他也擅長的浪漫主義風格的渲染。這既是一部寓言小說，也是一部哲學小說。它寫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加繆也通過里厄醫生在文中最后的思考指出，這樣的災難不會滅絕，會循環往復，會被遺忘，會再卷土重來：“在傾聽城里傳來的歡呼聲時，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認定，這樣的普天同樂始終在受到威脅，因為歡樂的人群一無所知的事，他卻明鏡在心：據醫書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里耐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鼠疫象征著法西斯主義。這算該小說最明顯的一個象征，作者本人也毫不諱言這一點。加繆說：“《鼠疫》最顯而易見的內容就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斗爭。”加繆將鼠疫的肆虐過程和市民從走投無路到集體反抗的過程寫得絲絲入扣，震撼人心，如新聞報道般真實。

然而，如果鼠疫僅僅象征著那一場法西斯主義，那我們就沒有真正理解加繆。

鼠疫也象征著人性中從未消失過的那些“惡”。法西斯主義利用人性之惡，以烏托邦的美麗辭藻堆砌而成一個基于謊言的夢想世界。鼠疫發生之后，無論是道德還是宗教信仰，都無法解救鼠疫患者，一不小心，任何人都隨時會染病身亡。于是，人們認為那些平日里喊得震天動地的“崇高”全都不堪一擊，毫無用處，就對一切都失去了信仰。神甫依然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宣稱災難來自上帝的懲罰。趁火打劫者，自私自利者、損人利己者、利益追逐者、從政客到平民到戴罪在身者，都在鼠疫蔓延的過程中盡情演繹著他們身上的惡。城市與地獄無異。即使鼠疫作為瘟疫消失了，可它作為人性中惡的基因，則永遠不可能消失。人的生存，善惡常常也只在一念之間，如何在心靈世界中棄惡趨善，在倫理實踐中追尋有深度的道德，這些都是加繆要人們去深切體驗的。

鼠疫還象征著荒誕命運所帶給人的瘟神般的劫難，人在這類毀滅性的無助和災難面前感到困苦、消沉，放棄生命意志。鼠疫來臨之后，所有人都被流放在孤獨之城，我相信加繆借用“鼠疫蔓延”的這個意象也描繪了他對命運之孤獨無助的深切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說，“鼠疫”也是生活中向人們涌去的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孤獨，這些孤獨既像細菌一樣真實、不可觸摸，又代表了人類命運在哲學上的永恒困境。但加繆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喚起抵抗鼠疫的勇氣，由此衍生出加繆的深層道德追求，即注重倫理實踐的身體力行。在加繆看來，人“無意”地被拋到世界上，又必將“無意”地被拋到終極結局中，循環往復，無休無止。加繆在指出問題（即“荒誕”的存在）之后，通過這部小說提出了他的完美解決方案：行動，即以普遍之愛為信仰的決然反抗。當鼠疫來臨時，應當像里厄醫生那樣去介入災難、抵抗，從災難中吸取教訓，把真相和經驗都如實地告訴后來者，這樣才能使城市和歷史真正從苦難中恢復元氣，使愛重來。如果再具體到每一個個體的內心，加繆警告說要警惕每個人心靈中存在的鼠疫基因，才能成為更好的人，不能將個人的“惡”傳播出去，成為集體之惡、社會之惡。

鼠疫不斷侵襲，人不斷反抗，尊嚴和幸福終于在反抗之后回到城里，連同愛。而西西弗不斷推動巨石上山的哲學隱喻在《鼠疫》一書里有了一個詳盡而具體的現實注解。

從《局外人》到《鼠疫》，再到后期的《反抗者》，加繆在寫作路徑中遵循的是一貫的思想立場。他的寫作路徑也細致地解說了他的思考過程。他把人對循環往復的“荒謬存在”的反抗從個體延伸到群體，人對命運的認知與承受從“局外”進到“局內”，或者說從一種陌生的鈍感開始，進入一種“義無反顧”的態度，反抗成為過程與結果。《局外人》中默爾索的反抗充滿悲劇意味，個人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深濃。到《鼠疫》時，這份悲劇感有所淡化，雖然死亡無處不在，故事本身也密布著災難之網，但小說本身卻并非悲劇，其結局呈現出理想化的加繆風格：人們并肩作戰，鼠疫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鼠疫必須消失，因為二戰已經勝利了，加繆的美好愿望也得以實現。如果非要吹毛求疵，這個小說的弱點恰恰在于象征意味的過于濃郁，作者忍不住從自己的小說中探出頭來。冷峻的語言背后，過于急切的勝利欲望呼之欲出，因而，當小說寫到最后，找不出原因的“突然勝利”沖淡了一部經典著作的終極悲劇意味。然而，我們怎會忍心苛責加繆，他那樣地愛每一個人，他有權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建造一座團結友愛的人間城市，一個沒有英雄、沒有圣人，但是普遍道德和愛卻戰勝了惡的人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