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在武漢大學振華樓歷史學院101教室展開了一場題為“中國區域文化研究：理論、方法和史料拓展”的學術對談。與談嘉賓分別是中山大學文化人類研究中心主任劉志偉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張曉虹教授、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以及武漢大學史地所徐少華教授。四位分別來自珠江流域和長江上、中、下流域的專家，從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及考古學的不同研究取徑出發，就理論、方法和史料拓展等問題對中國區域文化研究展開討論。這場學術討論是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主辦的 “珞珈中國傳統文化論壇”的129期，由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楊華教授主持。

對談現場

合而不同的中國——從歷史地理學和歷史人類學看區域研究

區域文化的研究在中國有兩種不同的研究理路，一種是有著中國研究傳統的歷史地理學，一種是在西方影響下產生的歷史人類學。兩種理路在研究路徑上有所不同，在面對區域文化這一共同論題時關注的問題、研究方法也有所區別。

張曉虹教授首先介紹，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做的一系列區域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是以省區為單位逐步進行的。這些研究在最初大部分借用的是西方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分別從文化區、文化傳播、文化景觀、文化生態和文化綜合體及其發展這五大主題出發展開研究。早期的中國區域文化研究，一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被像歷史人類學這樣的學科所“沖擊”。趙世瑜等學者在介紹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的基礎上，嘗試解釋中國區域文化的部分特征。周振鶴教授則結合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指出中國古人對宗教、風俗的地理態度，地理差異很大。“風俗”研究代替了西方文化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主題“宗教”，成為中國區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題目。張偉然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開始從文化景觀、文化生態等角度切入，研究歷史地理，具有開創性。在這些個案區域研究、專題研究的基礎之上，歷史地理學又開始逐漸找到了它的價值所在，即用這種區域研究回答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國家存在的區域差異問題。

劉志偉教授首先回應了歷史人類學對于歷史地理學的所謂“沖擊”問題。在他看來，兩種研究的學術風格和學術傳統有所差異，但在研究中國區域時，歷史人類學又常常覺得與歷史地理學最有共同語言。二者最大的差異在于，它們要回答的問題不同。對歷史地理學而言，最重要的大概是講清各個地方不同的文化史；但對于歷史人類學而言，各個區域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而問題是為什么在如此大的差異之下中國還是一個中國。這一問題從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都能有所解答，政治史將其解釋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結果，思想史又給出了儒家文化和大一統思想的答案。歷史人類學所做的則是在這些解釋之外，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中，了解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法和他們對于世界的想象，由此解釋他們的行為實踐。在劉教授看來，對學術研究而言，不管學科的差異如何，最重要的是各自沿著自己的研究傳統、脈絡走下去，以此相互啟發、交流。

此外，劉志偉教授還提到了我們更為熟悉的“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區域文化表述”，這是一種在歷史地理學專業研究之外的表述方式。考古學和地理學的研究能呈現出基于自然條件產生的差異，以及人與自然互動產生的區域文化差異，但關于區域文化表述的話語，則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這種由地方文化工作者生產的具有同質性的表述，在過去的歷史學家看來是不靠譜的。但在劉教授看來，這種表述恰恰能夠部分地解釋中國的整體性所在，同質性的表述背后是人們對于共同文化的認同，是一整套觀念結構和價值體系。各個地區不同的歷史進程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但也產生了一套相似的意識形態模型。

模糊不清的邊緣——學術話語下的地域與區域

區域史研究在中國已有相當長的學術傳統，學界對于區域史的認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什么是區域？是相對于國家而言的更小地理或歷史單元嗎？地域和區域在何種程度上不同？段渝教授從區域和地域的概念辨析出發，展開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在段渝教授看來，區域是可以橫跨幾個地域的，譬如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區域。研究巴蜀文化的段教授，又列舉了四川盆地內不同的小地域，包括川西高原、成都平原、川中丘陵以及川東平行嶺谷，不同的地域呈現了不同的文化特征。這樣看來，地域可以在地理層面進行劃分，區域則大到可以包含具有同質文化的好幾個地域；但有時區域又可作很小的歷史單元來看，小到一個村、一個廟。不管是區域還是地域，都很難有一個明確的邊緣。上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巴蜀文化，就跨四川、重慶、甘肅、湖北等地。

區域和地域文化難以明確界定，恰恰反映了區域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相對于傳統的國家、政區概念，區域和地域是人類活動所形塑的大小空間，以人為出發點去看歷史，人的活動范圍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空間和邊界。地理層面所形塑的地域空間是一方面，人類在與地域空間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區域空間則更為靈活多樣。

徐少華教授首先肯定了分區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所有的學科進行研究時都強調分區，對于經濟史、文化史、地理學這些領域，尤其需要在總論的基礎上，作分區研究。談到自己所研究的秦漢歷史地理，徐教授認為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理論方法同樣重要。在先秦秦漢史領域，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考古學傳入中國不過八九十年，但在幾代學人的努力下，已有極大的突破。蘇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學說，就是在分區考古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按照考古學的區系類型理論，大區下面還有小區。大區內部的小區具有相似的核心文化，但在小地區又有自己的特征。徐教授指出，就他所研究的長江中游楚文化而言，其北邊與中原文化交流密切，西邊和巴蜀文化交融在一起，東邊又具有一些長江下游吳越文化的特征。

重“新”發現史料——學術視野轉變與史料拓展

談到史料的拓展，徐少華教授先是強調了對于傳世文獻的利用。無論是研究早期歷史，還是研究晚期歷史，它們都是主要的史料。王國維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仍是最基本的法寶。在歷史學研究引入地理學的理論之后，地貌分析、地貌變遷等地理學材料也被納入到研究視野中。徐教授談到了他早年跑田野的經驗，他認為地表上的遺址和蛛絲馬跡常常能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給研究帶來不一樣的認識。當然，這部分材料在利用時仍要注意辨偽。

與研究先秦秦漢歷史地理的徐教授不同，張曉虹教授所關注的文化史讓她不得不將自己定義為“明清史”研究者。明清區域文化史的研究很難在傳統意義的文獻中找到史料，因此她將目光放在了考古資料、《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這些正史之外的文獻上，有時“被迫”用到明清的地理志、地方志。這些地方志、地理志，過去常常被認為是“不入流”的史料，整理過不少地方志史材料的譚其驤先生對此就很不以為然。但在2000年以后，對于歷史地理學、區域文化研究的新思考改變了過去的學術研究，進而產生了對于史料的新認識。在對地名志、歌謠、戲曲等材料的應用中，區域文化史開始構建感覺文化區、聲音景觀等新的歷史概念，也試圖回應像儒家主流意識形態如何傳播到社會底層這類大問題。

劉志偉教授指出，中國史學在最近一二十年的革命性突破正是來自史料的拓展，這也是在未來最可能改變中國研究范式的東西。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經濟史研究開始拓展起來的經史子集之外的材料，在一開始可能只是被看作一種資料的擴大。經史子集被視為帝王將相的代表，其余的材料則代表民間社會。但這部分材料關鍵的意義還不止于此，而在于后者本身不是作為史料、文獻而被記錄和保存下來，而是作為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產生的“無意識”的材料。這些材料因其產生的“無意識”，呈現出其背后一整套更為接近歷史人物的思考方式和行為邏輯。劉志偉教授認為，用這部分材料所書寫的歷史，大概會與用四部材料書寫的歷史不太一樣。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漠視傳統文獻的價值，傳統文獻也不等于“舊史料”，能否成為“新史料”的前提是要關注到不同的問題。

段渝教授在談到史料拓展時，一再提及史料的鑒別。史料辨偽作為史學的基本功，就像劉志偉教授所強調的讀前四史、經史子集一樣，都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所在。段教授舉了徐中舒先生將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材料應用到史學研究中的例子，指出不僅要像王國維先生一樣用“二重證據法”，也要用“多重證據法”。譬如二十四史中遼金夏的文獻材料，可以作為研究先秦時期西羌等族群的歷史證據。在應用這部分間接材料研究歷史時，一方面要注意用相同發展階段的材料來進行類比，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類比的局限性。倘若將今天的涼山族群與過去直接相比，則是危險的歷史研究了。

（文稿經座談主持人武漢大學楊華教授授權并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