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的興起堪稱世界現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對人類現代文明的塑造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現代人的喜怒哀樂、現代社會不斷涌現的觀念思潮和種種現象，都與科學變革有著直接關系。每個人都被現代化的洪流裹挾著前進，但往往置身其中而渾然不覺。

毋庸置疑，對于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塑造，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起著最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史上，許多新觀念的產生都與科學的變革有直接或平行的關系。可以說，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會學科都蘊含著一種基本動機：要么迎合科學，要么對抗科學。在不少人眼中，科學已然成為歷史的中心，是最獨特、最重要的人類成就，是人類進步的唯一體現。不深入了解科學的發展及其思想背景，就很難看清人類思想發展的契機和原動力，也很難理解現代性的根源。

西周時懋（1829—1897），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圖片來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漢語里的“科學”是日本學者西周時懋1874年用來翻譯法文詞science時生造的一個詞，它隨著西學東漸而傳入中國。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下，它主要指自然科學。因此對中國而言，“科學”是一種外來的東西，植根于西方文化傳統的核心之處。現代科學的傳入乃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樞，它打破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框架，徹底改變了中國思想文化的面貌，極大地沖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導致了中華文明全方位的重構。如今，科學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主流文化血脈。

在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一直是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問題。“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基本上一無是處，是阻礙我們走向現代文明的攔路虎、絆腳石，應當徹底否定，而傳統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主要是因為它沒有科學。到了20世紀50年代，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發問，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技術，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呢？這很符合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心理，因為“李約瑟問題”暗示，中國曾經有發達的科學，只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衰落了。

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開始質疑“李約瑟問題”，特別是追問“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引發了熱烈的爭論。也有少數人意識到，“李約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個偽問題，因為世界各個文明都沒有出現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所以中國沒有誕生近代科學是正常的。我們只有對于不正常的事情才需要問為什么，對于正常的事情則不需要問為什么。因此，更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只有西方產生了近代科學，特別是從那以后，科學事業為什么能夠穩定、持續地發展，而絲毫沒有衰落的跡象。在理解科學方面，中國人最大的誤解就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是一種全人類都普遍具有的能力——技術能力，或者發達的智力。正因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所以就容易誤認為中國古代其實也是有科學的——中國人既然是人，當然有技術、有智力，因而有科學。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省自己的文化。

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他關于中國科技停滯的“李約瑟問題”也引起各界關注和討論。（圖片來自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追根溯源乃是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而研究西方近現代科學的起源更是西方科學史的基本任務。在我看來，通過科學來認識西方文明和現代性的特質、思索人類的未來，理解現代科學是如何在西方文明這一母體中孕育出來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科學史研究對于中國最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們對作為西方文化組成部分的科學缺乏深入認識，對科學的看法過于簡單粗陋，比如至今仍然意識不到基督教神學對現代科學的興起產生了莫大的推動作用，誤以為科學從一開始就在尋找客觀“自然規律”，等等。此外，科學史在中國的學科分類體系中從屬于理學，也導致這門學科難以起到溝通科學與人文的作用。

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就西方政治、社會、文化、倫理角度的現代性反思已經有了一定基礎，但來自西方科學視角的反思卻嚴重滯后。明末以降，西學東漸，西方科技著作陸續被譯成漢語。20世紀80年代以來，更有一批西方傳統科學哲學著作陸續得到譯介。然而在此過程中，一個關鍵環節始終闕如，那就是對西方科學之起源的深入理解和反思。直到20世紀末，中國學者才開始有意識地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研究科學的孕育和發展過程，著手系統譯介早已蔚為大觀的西方科學思想史著作。然而我國的西方科學史研究才剛剛起步，無論是先天還是后天都有很大的不足，與國際上有極大差距。

在任何一個時代，某個思想領域的復興都是從翻譯引介經典著作開始的。面對西方已經開展了一百多年的科學史學術研究，目前我們只能沉下心來，老老實實從一點一滴學起。在中國目前的圖書市場上，西方科學史領域的書籍是最為稀缺的品種之一，優秀作品更是鳳毛麟角，這與西方科學史文獻的汗牛充棟形成了強烈反差。在這種情況下，最緊迫的任務是盡快翻譯出一批高質量的經典著作，盡可能地擴展我們的視野，搭建起科學史研究的基本學術平臺，再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原載于《信睿周報》改版第1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