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9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國務院人質事務特使羅伯特·奧布賴恩（Robert C. O’Brien）將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10日，現年71歲、在幾乎所有外交與安全問題上均姿態強硬的約翰·博爾頓在履職17個月后辭職，成為特朗普任內離職的第三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作為美國傳統右翼的代表，博爾頓對外強硬，堅持以武力推廣美式價值，這讓身處特朗普的白宮的他在伊核問題、朝核問題、美俄關系等方面屢屢碰壁。而壓垮博爾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全力諫阻白宮邀約阿富汗塔利班代表赴美和談。回顧博爾頓服務特朗普政府的17個月，其核心主張與15年前在小布什政府擔任副國務卿時并無本質差別，但美國面臨的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

縱觀二戰以來的美國歷史，無論是國務卿還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其權責大小除取決于總統的個人決策習慣外，當下外交與安全形勢才是決定因素。奧巴馬執政標志著美國步入后伊拉克戰爭時代，“911”的恐怖記憶固難以磨滅，但國內發展和分配正義才是更大的共識，無論是國會預算還是大眾輿論，都不允許美國海外干預的無限擴張，興盛近四十年的新保守主義自2010年以來退潮。特朗普深知民眾不需要另一場戰爭，因此在口頭上攻擊奧巴馬對外政策軟弱，卻在行動上延續了奧巴馬的海外收縮戰略。

大選漸近，從前首席策略師班農到福克斯新聞臺的主持人卡爾森，都在提醒特朗普發動戰爭則意味著無法連任。于是，博爾頓的離開就成了一種必然。博爾頓路線行不通的另一個粗淺邏輯在于，如果他親身鼓吹的伊拉克戰爭都尚且如此艱難，誰又敢信任他去放手對伊朗、朝鮮這樣擁有核能力的國家發起另一場戰爭？

共和黨和特朗普，到底誰馴服了誰？

去年4月，博爾頓加盟白宮，與國務卿蓬佩奧及時任白宮幕僚長凱利、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共事。蓬佩奧文官出身、資歷尚淺，而從老布什政府一路走來、經驗豐富的博爾頓則有顯著的“建制”痕跡，這本給了他與年歲相近的凱利、馬蒂斯走近的可能：后兩人系職業軍人出身，博爾頓雖未參軍，但三人在對外強硬、維持美國海外軍事力量存在上持相近看法。

然而，博爾頓對于伊朗政策的偏執讓建制派聯盟破產。早在2017年8月，博爾頓就曾提出退出伊核協議的方案，但由于凱利阻攔，博爾頓無緣“面呈總統”；馬蒂斯認為，伊核協議雖不完美但仍應繼續履行，但博爾頓僅履新一個月后，美國就單方面退出了伊核協議，這無異于給了馬蒂斯一個下馬威。

可以說，與凱利的矛盾，讓博爾頓失去了和總統親近的契機，與馬蒂斯的疏遠，則讓博爾頓失去了軍方的支持，落單的博爾頓由此成為白宮的“孤獨的鷹派”。

僅從結果上看，博爾頓、凱利、馬蒂斯并無二致。如今，外交與安全事務經驗豐富的凱利、馬蒂斯、博爾頓三人“殊途同歸”，眾議員出身、經驗不足的國務卿蓬佩奧卻“如魚得水”，其所折射出的是奉行新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建制派在白宮的不受歡迎。

特朗普當選之初，共和黨建制派曾一度有信心將其馴服，建制派人物蒂勒森擔任國務卿、麥克馬斯特填補弗林留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空缺，被視作此一馴服的標志動作。但自去年上半年以來，特朗普逐步突破約束，用蓬佩奧和博爾頓分別替代兩位建制派代表，如今再用羅伯特·奧布賴恩替代博爾頓，彰顯了特朗普的反建制本能；博爾頓的離開，成為共和黨進一步“特朗普化”的又一個注腳。

去年以來，麥克馬斯特、凱利和馬蒂斯的相繼出走，讓白宮“失去了123年的外交和軍事經驗”，馬蒂斯的離職被外界普遍視為“白宮最后一個成年人走了”。博爾頓離開時，沒有人將他稱作“成年人”，更少有人提及他的“外交和軍事經驗”，甚至他的建制派身份都已模糊，好像博爾頓一直是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狂人”。在共和黨內部，除建制派代表、資深參議員羅姆尼等尚還表達了一些惋惜之情外，國會的反思聲音已經微乎其微。

2017年初，參議院上屆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鮑勃·寇克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描述為“破球”；今年1月，愛達華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吉姆·里施接任鮑勃·寇克接任參院外委會主席，他對媒體坦言，愿做特朗普與共和黨人之間的調停人，一邊以“重視盟友”、“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來回應共和黨傳統外交路線，另一方面以“更少的海外干預”、“不當世界警察”來討好白宮。

而當白宮已經沒有一個建制派，面對狂狷如博爾頓者都無法影響的特朗普，該由誰來“重視盟友”？又由誰來“倡導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

白宮外交與安全事務團隊或成“假鷹派”

一直以來，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呈現“碎片、多變”的特征——他執意退出奧巴馬版本的伊核協議，又拿不出可供談判的新版本；他既想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又想通過2000人撤軍來證明“戰略收縮”；他一邊大喊“火與怒”，一邊又幾番收到來自平壤的“美妙信件”——至今，本屆白宮鋪滿了總統的想法，卻鮮有闡述完整的政策。

少了博爾頓攪局，白宮對外聲音的一致性將大大增強，但在執行層面，白宮面臨的困難并不會因博爾頓的離開而消失。

去年的法國“黃背心”運動讓伊朗人確信選舉季里特朗普不愿因油價大漲或經濟衰退而拖累選情，堅持以取消制裁作為恢復談判的前提。6月伊朗擊落美國無人機事件后，特朗普非但不動武，還在接受NBC采訪時表示愿“不設先決條件”地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見面，但哈梅內伊在博爾頓辭職后對外宣稱，不接受與美國一對一談判，意圖將美國逼回2015年伊核協議的心思一覽無余。

阿富汗問題上，特朗普想通過戴維營和談這一公關秀來為自己的全球收縮戰略代言，但和塔利班在戴維營談判難免讓白宮受到重重質疑。

朝美兩國領導人互訪也將面臨類似質疑。第三次“特金會”后，美方在“半島全面無核化”立場上的回撤，讓朝鮮問題普遍被視作特朗普外交可能的突破點。但美朝雙邊元首外交呈現出極強的封閉性和脆弱性，其優點在于直接，缺點則在于易受外界干擾，且一旦談崩則沒有退路。

除了具體議題可能遭遇“執行難”，隨著大選季臨近，白宮對于國內移民和經濟問題的關心超過一切，外交與安全事務“內政化”的趨勢愈發明顯，連防長埃斯珀都表示“選舉安全將是國防部的一項長期任務”，這容易造成特朗普外交政策進一步趨向隨意，也同時給了對手借機抬高要價的空間。

在選舉季里，“連任”成為所有外交與安全事務決策中的第一考量因素。因此，無論是蓬佩奧、奧布賴恩或是埃斯珀，其個人施展空間都將極為有限。考慮到首次“特金會”中播放的向朝鮮展示無核化好處的宣傳片，以及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在中東打造的“世紀協議”，都將“和平與繁榮”奠立為特朗普外交理念的“皇冠”，昭示著經濟元素（經濟援助以及經濟制裁）在特朗普對外政策中比重的上升，與之相應地，財長姆努欽的地位將攀升，而沒有了博爾頓的白宮外交與安全事務團隊，或將逐步呈現“假鷹派”特征。

外界普遍認為，博爾頓的出局是蓬佩奧的勝利，有媒體甚至將蓬佩奧譽為基辛格之后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在羅伯特·奧布賴恩被正式任命之前，華盛頓還一度盛傳蓬佩奧將像尼克松時期的基辛格一樣，國務卿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肩挑”。

但蓬佩奧沒有忘記特朗普對自己的前首席策略師班農登上《時代》雜志封面的警惕，博爾頓辭職，他甚至連一條推特都沒有發。除了擔憂外界捧殺，蓬佩奧清楚，除了做成夾生飯的“特金會”之外，一年多來，自己領導下的國務院并未取得實質外交突破。與作為“國際事務建設者”的基辛格相比，蓬佩奧只是特朗普治下的“白宮幸存者”。而少了博爾頓作為擋箭牌，一些更為刺耳的話也只有自己來說，蓬佩奧的前路也難言暢通。

近段時間以來，共和黨游說蓬佩奧急流勇退另選堪薩斯州參議員的呼聲不斷，蓬佩奧雖表示將全力支持特朗普競選連任，但亦未排除未來競選參議員的可能性。如若蓬佩奧在未來果真棄特朗普而去，白宮的外交與安全事務或將從“無為”走向“混亂”。

堅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的橫空出世，讓博爾頓頗感振奮，他幾番在專欄文章中強調“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

9月18日，當特朗普宣布奧布賴恩任命后，蓬佩奧通過推特對后者予以恭賀，稱“我們必須以實力的姿勢來引領美國的國家安全（To keep America safe we must lead from a posture of strength）”。

素來不和的博爾頓與蓬佩奧，都有著同樣的追求——美國國家安全；不同之處是，博爾頓相信“實力”，蓬佩奧相信“實力的姿態”。

“姿態”，恰恰是特朗普外交的精髓。華盛頓從來就沒有鴿派，但鷹派的姿態也向來各異。博爾頓的離開不意味著特朗普對外政策從此走向和緩，但足以證明美國“實力”的下降。至于蓬佩奧抑或奧布賴恩的“姿態”能否補上“實力”的短板，則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